为杨度正名改写词条，一部《辞海》藏尽严谨与担当

各种版本的《辞海》

2014年的一天，我接到巢峰先生的电话，他的那本《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已正式出版。他给我留了一本。我喜出望外直奔上海辞书出版社。这是本20余万字的评论集，主体部分由143篇文章组成，其评论内容是各种辞书中的各类失误。看着巢峰先生为我题签的新著，我真是感慨万千。

在出版界，提起巢峰，无人不晓。他曾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那天我拜访他时，他在偏楼的小办公室里办公。

我不由问他：“您已离休，每天还来这里。您这是返聘？”

巢峰笑说：“哪里，我是义务打工。我那《辞海》和《大辞海》常务副主编的身份没撤，我就继续为《辞海》打工。”

巢峰在办公室留影 2014年信芳摄

坐在我对面的是赫赫有名的辞书编纂家、出版大家，但他那么平和淡然，没有架子，这位“传奇老人”把《辞海》当作了自己的孩子。《辞海》，是在几代出版家呕心沥血的努力下诞生、成长起来的。

“五顾茅庐”请出舒新城

皇皇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它最早策划、启动于1915年，其动议人是曾以书籍哺育和影响我国几代人的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

怀抱教育强国热情的陆费逵，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元旦在上海创建了中华书局，并出任经理。据李春平先生《辞海纪事》一书记载，1915年，陆费逵有了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大辞典的念头。“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的汉代石崖摹刻《石门颂》，而将书名定为《辞海》，有取“海纳百川”之意。当初欲编《辞海》，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知道商务印书馆所编的《辞源》即将告竣，编一部超过《辞源》的大型工具书，既为争夺市场，也为体现自己的特色，有打擂台的味道。

《辞海》动议人陆费逵

然而，要编纂这样一部巨作谈何容易。《辞海》编纂自1915年秋启动后，至1928年止，因几位主持者岗位变动，时作时辍。

对此，陆费逵当然不甘心，物色《辞海》主编成了他反复思量的事，他想到了舒新城。

办过《湖南民报》《湖南教育报》的舒新城，此时已有多部研究教育的专著出版。1928年，舒新城为陆费逵“五顾茅庐”的赤诚所动，终于应任。不久舒新城率编辑部同仁全部加入中华书局，组成词典部。1936年、1937年，首版《辞海》分上下两册出版。该《辞海》收词10万余条，包括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成语典故、农工商用语、古今地名、名人、名著、文艺、自然科学术语等，按部首检索，附录有检字表、韵目表、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译名西文索引、国音常用字读音表等10项内容。

《辞海》主编舒新城

《辞海》1936年第一版

由从事著述转为《辞海》主编，舒新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主编《辞海》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1957年，已经退休的舒新城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同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见到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该修订一下了。”他希望舒新城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9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被接见的舒新城建议：“除了编修《辞海》，还应该编辑《百科全书》。”毛泽东马上说：“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舒新城回答说：“我已写信给人大，请其转达有关部门。”毛泽东鼓励舒新城“一定干”，并指示在场的上海市委负责人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不久，有关部门就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了上海。1958年，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舒新城任主任、李俊民任副主任。1959年，又在上海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同样由舒新城任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任副主任。

舒新城纪念馆

舒新城似乎就是专门为了《辞海》的开创性工作而生。1960年11月，舒新城因癌症扩散病逝。直到临终时，他还在病床上逐条审读《辞海》试写稿，并写下了几十条书面意见。舒新城生前虽未能看到修订版《辞海》的出版，但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度主持者，他的名字已与《辞海》共存。

陈望道接任主编

陈望道是在1961年8月接任《辞海》主编的，直到1977年10月去世。

当时，陈望道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的校长。当然，他更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不过，陈望道最广为人知的是首译了《共产党宣言》。

《辞海》主编陈望道

陈望道在《辞海》的编修工作更多的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也留下诸多憾事。

1958年，重新修订《辞海》，打破了过去小范围的学者编纂，开始开门编修。这时正赶上“大跃进”年代，“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1200多万字的新《辞海》的编写，在2600多人的直接参与下，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成稿。但初稿质量实在糟糕。1961年2月20日开始，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聚集上海浦江饭店达半年之久，重新编修《辞海》。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难得的风云际会，这400多名学者的集结值得记住：他们是数学家苏步青，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还有数不胜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

专家们虽已知道《辞海》只能在内部发行，但还是以公开发行的标准字斟句酌。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为《辞海》带来好运。1962年出版了《辞海·试行本》16个分册，在进一步修订后，1965年4月，才冠以“未定稿”，在内部发行了两万套。历经多年，《辞海》编修版在陈望道任上依然没有成为一部正式的公开出版物。此后，1966年，《辞海》工作全面停顿。陈望道有宏图大志，却束手无策。

《辞海》主编陈望道

陈望道对《辞海》的一大贡献是，无意中为自己物色了下任主编。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夏征农等许多革命青年从武汉逃来上海，时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的陈望道见过他之后，安排他进复旦大学学习。当然，陈望道更不会想到，这个自己接纳的复旦学子，50年后会担任复旦党委第一书记，并将接替他主持《辞海》的编修，了却他未能实现的宏愿。

完成最后一篇章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新版《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国庆30周年献礼。

既是领导，又有学识、懂得尊重学者的夏征农，成为《辞海》主编的最佳人选。于是，夏征农以74岁高龄执《辞海》编纂牛耳。这一执就是整整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主持了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版四版《辞海》的编修。

《辞海》主编夏征农

巢峰说，高龄夏征农并不是挂个虚名，一些重大问题均由他拍板。

为了要在“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完成《辞海》第三版的编修，当时上海有关方面将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专门调拨给《辞海》编辑部使用。1978年12月25日，编修大军开进这里后，夜以继日，连春节也不休息。巢峰绘制了一张高2米、长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励大家争分夺秒。

时间问题容易解决，而编纂遇到的“政治”难题停住了大家的脚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编？领袖人物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评？

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意见，盘桓了20多天，无功而返。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夏征农、罗竹风等同志决定由编辑部拿出意见。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了以前的一些政治术语。

有好友相劝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那天，巢峰带着意见和罗竹风来到夏征农的家。夏征农用了四小时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并说：“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不久，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看到这份“意见”，决定在内刊《出版工作》上发表，并亲自撰写按语。此举，无疑是对《辞海》编辑部“冒险”的一种支持。1979年版编纂中的一切疑难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

敢于负责，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为人不作假，正是夏征农的人格魅力所在。2002年，《大辞海》编纂工作启动。虚龄近百的夏征农，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编。《大辞海》共38卷，容量是《辞海》的2.5倍。2003年，《大辞海》的分卷本开始出版。2004年1月，夏征农在自己百岁生日时赋诗一首：“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这最后一篇章指的就是《大辞海》。

《辞海》编辑人员工作照 信芳摄

2008年10月4日，夏征农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可以断定，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

人会老去，《辞海》不会

巢峰先生对文化事业的热忱让人着实感动，他编了这么久《辞海》，却认为不该拿《辞海》稿费。他说，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没拿。他还用自己的几十万元稿费设立“巢峰基金”，用于出版社的公益事业。还说打算搞一个“《辞海》编纂奖”，奖励为《辞海》工作作过贡献的人，“他们可以不计得失，可是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巢峰是1975年到《辞海》编辑室的，未曾想到，此后竟与《辞海》相守到老。

巢峰办公室留影 2002年信芳摄

1981年，巢峰等前瞻性提出《辞海》“十年一修”的修订原则，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大辞典就要修订一次。他自豪地说：“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了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

巢峰对我说，有两件修订的事令他难忘。在1965年版《辞海》中，被称作“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曾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周恩来总理逝世前不久，派秘书告诉王冶秋说：“当时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的。”总理要王冶秋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

《辞海》编辑部接到指示后，专门派人去访问杨度的两个弟弟，结果不得其详。后来夏衍为此提供了具体材料，证明杨度是中共秘密党员，并曾参与营救李大钊，晚年到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在1979年版《辞海》中杨度被一分为二来写，既写他拥袁称帝，也写他晚年加入共产党。

还有，在1989年版中，近代法学家江庸（1878-1960）的卒年误写成1945年。1948年，江庸被国民党提名“国大代表”候选人，他拒不参加竞选；不久又被国民党宣布为“大法官”，他力辞不就；1949年，受李宗仁之托到北京和中共代表商谈和平，后留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个错误，1999年版才改正过来。

巢峰认为：“《辞海》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

《辞海》编辑人员工作照 信芳摄

《辞海》中每一个条目，都是高度浓缩的知识。一个词条展开可写成一篇论文或出一部专著。为了表达出每个字最确切的意思，编辑部要一个一个地查核，一个一个地斟酌，有时为一句话要在图书馆查一天，翻一摞书只为了改一个字。为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编辑部有一套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从稿子进入编辑程序起，要经过23个环节，每个环节经手人都要签名承担责任。1979年版《辞海》出版时，为了纠错一个字，出版社全体人员进印刷厂把已印好的8万册书中的8万个错字改过来。

“人会老去，《辞海》不会。”巢峰对此十分感慨。

2023年1月8日，巢峰在上海离世，享年95岁。

原标题：《为杨度正名改写词条，一部《辞海》藏尽严谨与担当》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本文作者：马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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