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头把五万块钱拍在饭桌上的时候,老二眼睛都直了。
那是老周头老伴看病剩的命钱,加上这几年种地攒的,全用报纸包着,十块二十块的零票也有不少。
老二一把抓过来,揣进夹克内兜,拉上拉链,拍了拍:“爸,我这批建材要是倒腾出去,连本带利还你八万。你跟大哥说,别眼红。”
老大周大顺蹲在门槛上,手里剥着蒜,大拇指上全是干裂的口子。他没抬头,把剥好的白蒜扔进碗里,闷声说了一句:“滚吧。”
老二笑了笑,开上他那辆二手面包车走了。轮胎压在村口的碎石子上,声音挺响。
周大顺右手少了三根指头。五年前在砖窑厂替老二挡机器,轧没的。当时老二说,这辈子管大顺到底。结果这几年,老二越混越远,回村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周大顺包了村东头八亩花生地。秋分一过,花生该刨了。雇人刨一亩八十,八亩就是六百四。周大顺拿不出这笔钱,指望着自己一个人慢慢挖。
村里人背地里都骂老周头瞎了眼,心尖子长在老二身上,把大顺当牲口使唤。老周头不搭腔,每天照常背着个破草帽在村里溜达。
第二天晚上,我起来去羊圈添草。秋天的后半夜凉,风刮在脸上有点刀割的感觉。
刚走到院门口,听见村东头花生地里传来“吭哧、吭哧”的声音,中间夹着几声沉闷的咳嗽。
我以为是谁家牲口跑出来了,拿手电筒照过去。
光柱打过去,一个人影正弯着腰,双手握着镢头,一下一下往地里刨。他穿着件旧黑棉袄,腰上系着根草绳,每刨一下,整个人就往前扑一下,像是要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那根木把上。
是老周头。
老周头有严重的滑膜积液,平时走平路都直不起腿。这会儿他半跪在垄沟里,刨几下,就停下来,用拳头捶两下膝盖,然后再接着刨。
刨出来的花生带着湿泥,他也不往筐里捡,就顺手拢在脚边的塑料布上。
我没出声,关了手电筒退回了院子。那“吭哧”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断断续续,一直响到天蒙蒙亮。
第三天一大早,周大顺拉着排子车去地里。
我刚走出胡同,就看见周大顺站在地头没动。
八亩花生地,全部翻了一遍。花生秧子整整齐齐地堆在垄上,根部的泥块被敲得干干净净。塑料布上,白花花的花生果堆成了几个小山包。
地头扔着那把老镢头。木把手的地方,缠着一圈旧毛巾。毛巾原本是灰白色的,这会儿被浸透了,变成了暗红色,顺着木纹滴在干土上,结成了几个黑褐色的血点。
老周头不在。
周大顺走过去,蹲下身,盯着那把镢头看了一会儿。他伸出那只只有大拇指和食指的右手,把毛巾解下来,攥在手心里。
他没喊叫,也没往老周头家跑。
他站起来,走到排子车旁边,把车把放低,用肩膀扛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进地里,开始往车上装花生。
秋风一吹,花生叶子沙沙地响。我站在路边,看着他把一筐筐花生搬上车,一趟,又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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