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谈判，黎巴嫩大使豁出去了：76岁老人赴美单挑宿敌以色列

本周四，这位风度翩翩的法学家兼外交官将在华盛顿首次会见以色列代表。在此之前，现任黎巴嫩驻美大使已经对谈判环境进行了初步试探。

目前在贝鲁特与耶路撒冷之间展开的对话，堪称一场小型的外交革命。黎巴嫩与以色列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双边和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天方夜谭。在贝鲁特，仅仅是与以色列人合影，就足以让人面临牢狱之灾。

对黎巴嫩人而言，参与这些谈判无异于一场政治上的冒险之举。该国目前的局势已岌岌可危：以色列军队近期攻占了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地区。势力庞大且在很大程度上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不仅拒绝承认国家政权的权威，更持续与以色列交战。目前，双方仅维持着脆弱的停火状态。

更为严峻的是，总统米歇尔·奥恩和总理纳吉布·米卡提所接手的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家。除了要应对长年经济危机和连年战火带来的余波，黎巴嫩政府还必须妥善安置高达百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在此背景下，向以色列发起外交魅力攻势，被外界视为他们摆脱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事实上，贝鲁特方面已别无选择。今年3月初，真主党擅自决定与德黑兰并肩作战，挑起了三年内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次战争。这一举动让贝鲁特政府威信扫地，因为尽管政府此前做出了种种承诺，却始终未能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这个国家犹如一艘失去舵手、四处漏水的破船。如果不采取行动，黎巴嫩甚至可能沦为伊朗与美国谈判桌上的筹码。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直接与宿敌以色列建立联系便成了唯一的自救之法。

不过，这一新路线暗藏巨大风险。这不仅是因为真主党已发出警告，声称若达成协议将发动政变；更是因为在这个教派林立、社会严重撕裂的国家，与边境彼岸那个既令人痛恨又在暗中备受敬畏的犹太国家缔结和平，极有可能引发黎巴嫩的内部崩溃。

黎以两国之间交织着一段既血腥又特殊的历史。贝鲁特与耶路撒冷并非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死敌。在早期的中东战争中，传统上实力薄弱的黎巴嫩军队几乎没有参战。两国边境曾一度十分平静，农民甚至会让羊群越界到邻国吃草。

局势的转折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贝鲁特设立总部，将这个正滑向内战边缘的国家作为袭击以色列的军事基地。1982年，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将阿拉法特逐出贝鲁特。

黎巴嫩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以色列军队将西贝鲁特的大片地区夷为平地，纵容结盟的黎巴嫩民兵屠杀平民，并对当地百姓进行滋扰。更严重的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长期的军事占领，激起了当地什叶派民众的强烈仇恨，这在客观上为真主党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自此以后，黎以边境便成了以色列最为头疼的战线。每隔几年，这里就会爆发武装冲突。即便偶尔能维持较长时间的平静，下一场战争的爆发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分析人士指出，作为黎巴嫩境内的主导力量，由德黑兰全副武装且自诩为抵抗力量的真主党，需要通过对以色列的永久战斗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

每当该组织在国内面临压力时，往往会挑起新的战端。2006年的情况便是如此。当时，厌倦了战争的黎巴嫩民众强烈要求真主党放下武器，毕竟以色列已于2000年撤军。但真主党对此置若罔闻，执意选择诉诸武力。

对黎巴嫩而言，每一次冲突的后果都是毁灭性的。以色列军队在实施报复性打击时向来毫不手软。只需走进贝鲁特南郊的什叶派聚居区达希耶，或是南部的村庄，战争的惨烈便尽收眼底。被炸毁的住宅废墟随处可见，墓地里埋葬着数以百计的死者，其中绝非只有真主党武装人员。

这种残酷的军事打击往往会引发强烈的反弹情绪。经过多年的苦难，激进的反以分子、真主党支持者以及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黎巴嫩社会中已沦为少数。但是，当以色列战机像最近在贝鲁特那样将整栋建筑化为齑粉时，即便是反对真主党的逊尼派穆斯林也会感到出离愤怒。他们直言，根本无法与这样的邻国缔结和平。

在东贝鲁特的酒吧里，摇滚乐队仍在演奏，啤酒的供应也如特拉维夫一般充足。尽管如此，人们至今仍不时能听到粗鄙的阴谋论，甚至是一些荒诞的反犹主义老调，这些论调妄称犹太人企图统治世界，并将黎巴嫩置于各种离奇阴谋的中心。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与危机后，大多数黎巴嫩人已经受够了——他们现在只渴望重获宁静。

因此，对于与以色列达成潜在和平的可能性，许多人抱有务实的态度。黎巴嫩人向来以能够在任何环境下与任何人打交道并从中获利而自豪。从现实角度来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确实能为该国带来实质性利益。贝鲁特有望从新的经贸关系中获益，甚至连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边境地区也可能迎来经济复苏。

但这些务实的考量并非决定性因素。即便贝鲁特政府有意签署协议，恐怕也无力将其付诸实施。在黎巴嫩，国家政权的话语权极其微弱。这不仅是因为真主党实力强劲——即便在经历了近年来的重创后，该组织依然能轻易击溃装备落后、薪资微薄的黎巴嫩正规军。

黎巴嫩社会中的其他利益集团，同样将这个支离破碎的共和国视为任人宰割的提款机。这种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将国家拖入血腥内战的行为模式，其根源深深植根于黎巴嫩的建国基础之中。黎巴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不同教派共同分享权力的政治空间。

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以及其他宗教团体，在国家内部精心划分了权力版图。在这样一个依靠微妙平衡维系的系统中，任何重大变革都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内部纷争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势力的介入来解决。各方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选择得过且过，维持现状。

正因如此，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依然遥不可及。更何况，以色列右翼政府提出的极限要求，进一步加剧了贝鲁特的困境。外界普遍认为，在黎巴嫩人真正能够与南部邻国缔结和平之前，他们至少需要先在一定程度上整顿好内部秩序，实现国内的自我和解。

历史的教训足以说明这一过程有多么艰难。早在1983年内战正酣之时，黎巴嫩政府就曾尝试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当时，时任总统阿明·杰马耶勒在贝鲁特郊区哈尔德的一家海滨酒店主导了谈判，但该协议最终以惨败收场。协议刚一签署，便引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杰马耶勒的军队随之土崩瓦解，条约也被迫废除。

如今，西蒙·卡拉姆将开启新一轮的尝试。这位律师曾亲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杰马耶勒的失败。或许正是出于对历史的忌惮，贝鲁特此次希望采取更为温和、谨慎的策略。总统奥恩已明确表示，绝不会操之过急。至少在卡拉姆身上，他似乎找到了一位能力出众的谈判代表。毕竟在四年前，正是这位外交官成功与以色列谈判达成了一项关于划定两国海上边界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