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狗走丢，有天它回来嘴里叼一截绳子，父亲连夜把院墙加高两尺

我家那条狗叫黑子，是父亲从镇上集市花八块钱买回来的。

那一年我十一岁，黑子刚来的时候只有巴掌大，浑身漆黑，四只脚上各有一撮白毛，像是踩了雪。它趴在纸箱里瑟瑟发抖，我把它捧出来放在炕头上，它就那么蜷着，拿一双湿漉漉的黑眼睛看着我。

从那以后，它就跟了我十年。

黑子长大以后威风凛凛，站起来能搭着我肩膀，叫起来整个村子都听得见。但它从来不乱叫，它认得村里每个人——谁对我们家好，它见了就摇尾巴；谁跟我们家有过节，它远远地就龇牙。父亲说这狗通人性，比有些人还明白事理。

那是1995年秋天的事。

黑子走丢的前一天，父亲刚从县医院回来。他在矿上干了小二十年，肺里吸进去的石头粉比河里的沙还多，医生说这病治不好了，回来养着吧。父亲没说什么，把那几瓶药揣在兜里，坐长途汽车回了家。

那天晚上他坐在院子里，黑子趴在他脚边，头枕在他膝盖上。父亲摸着黑子的脑袋，没说话，就那么坐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开门喂鸡的时候发现黑子不见了。

绳子拴在枣树上，断口毛糙糙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咬断的，又像是被生拉硬拽挣断的。我围着院子找了一圈，又去村前村后喊了半天，没有。

黑子从来没走丢过。

父亲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就是靠在门框上抽了好几根烟，眼睛一直望着村口那条土路。我说爹，我去找找。他摆摆手说，它会回来的。

三天过去了，黑子没回来。

五天过去了，还是没有。

我每天放学都要沿着村路走很远，一边走一边喊，喊得嗓子都哑了。邻村的狗听见我叫，也跟着汪汪叫，但没有一个声音是黑子的。

第七天，我已经不抱希望了。

那天下了雨，秋天的雨又冷又黏，我从学校跑回来，书包湿了一半，正低着头往院子里钻，忽然听见一声呜咽。

我抬起头，浑身都僵住了。

黑子站在院门口。

它瘦了，瘦得肋巴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黑亮的皮毛上糊满了泥巴和枯叶，左后腿上有一道长长的口子，血已经干了，结着黑红色的痂。但它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湿漉漉的，黑亮亮的，看见我的那一瞬间，尾巴开始摇了。

不是兴奋地摇，是那种很慢很慢的摇，一下，又一下，好像光是摇尾巴就已经用尽了它全部的力气。

我扑过去抱住它，它也往我怀里拱，鼻子拱着我的脖子，呼出的气又热又潮。我哭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我十四岁了，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大人，可抱着黑子哭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怕狗回不来的小孩。

母亲从屋里出来，看见黑子也红了眼眶，赶紧进去给它弄吃的。

父亲站在堂屋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黑子，没过来。

我抱着黑子哭完了，低头擦了把眼泪，忽然发现它嘴里咬着什么东西。

一截绳子。

脏得不成样子，灰白色，上面全是泥和血，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绳子的一端是齐齐切开的，另一端毛毛糙糙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磨过、啃过，上面还沾着黑子的涎水和血丝。

黑子咬得很紧，我掰开它的嘴才把那截绳子取出来。

绳子在手里沉甸甸的，那股腥臭味直冲鼻子。我翻来覆去看了两眼，没看出什么名堂，就随手放在院里的石台子上，进去帮母亲给黑子擦身子上药。

黑子吃了东西，让我给它洗了腿上的伤，就趴在灶台旁边睡了。它睡得很不安稳，时不时抽搐一下，发出低低的呜呜声，像是在梦里还在跟什么东西搏斗。我蹲在它旁边看了很久，后来母亲把我拽起来说你快去写作业。

那天晚上，我写完作业出来倒水，看见父亲蹲在石台子旁边，手里拿着那截绳子。

院里的灯泡发着昏黄的光，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把那截绳子举到灯下，翻过来翻过去地看，手指沿着绳子的纹路慢慢地摸，从这一头摸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摸回来。他的表情在灯光下半明半暗，我看不太清楚，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看了很久。

久到我站在水缸旁边倒了半天水，他都没发现我。

然后他放下绳子，站起来，肩膀像扛着很重的东西一样，慢慢地转过身，目光落在那堵院墙上。

我家的院墙是土夯的，到他胸口那么高。这么多年都是这么高的，挡鸡挡鸭没问题，但要说挡人，那肯定是不行的。村里家家户户的院墙都差不多这么高，图个意思，真要有歹人，翻进来也不费什么力气。

父亲看了那堵墙好一会儿，忽然转身进了杂物间。

我听见他在里头翻东西，叮叮当当的，然后他扛着锄头和铁锹出来了。

黑子被惊醒了，抬起头看着父亲，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父亲看了它一眼，什么都没说，径直走到院墙根下，开始刨土。

我这才反应过来，父亲要加高院墙。

那个年代农村盖房子都是白天干的活，天黑就歇了，点灯熬油费电不说，大晚上的干活也不吉利。可父亲不管，他把院子里的灯拉到墙角下，借着那点昏黄的光，一锹一锹地挖地基，挖得满头大汗。挖完地基，又开始搬砖——那些砖是前年翻修厨房剩下的，码在院角的风吹雨淋，上面长满了青苔。父亲一块一块地搬过来，青苔弄了一身，他也不擦。

我看不下去了，放下水瓢走过去说爹，我帮你。

他没拦我，也没说话。

那堵院墙原本到我胸口，父亲往上加了足足两尺。他砌砖砌得很慢，每一块都要用绳子吊一下水平，砂浆抹得厚厚实实，连砖缝都比平常人家塞得密。有一回我看见他把一块砌好的砖又橇了下来，因为觉得角度不正，偏了一点点。他年轻时候在工地上干过，砌墙的手艺是有的，但我从没见过他这么讲究。

我给他递砖递砂浆，两个人干到后半夜，母亲出来看了两回，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进去给我们煮了两碗挂面。

面端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砌完了最后一排砖，正在往上头抹水泥帽。他那双手全是砂浆，指甲缝里全是泥，接过面碗的时候手还在抖——不是害怕，是累的，是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还在硬撑着。

他就着碗边吸溜了一口面条，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往后，谁也进不来了。

我以为他说的是鸡，或者鸭。村里的黄鼠狼多，时不时来叼鸡，父亲一直想把院墙加高，说了好几年都没动手。我说爹，黄鼠狼会爬墙，你加高两尺它照样能翻。

父亲没接话。

他低着头吃面，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才注意到他的头发白了好多。其实他才五十出头，在矿上那些年给他留下了太多痕迹，黑瘦黑瘦的脸上皱纹像刀刻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指甲盖里永远有洗不掉的黑色。

他把面吃完了，端起碗来喝了最后一口汤，放下碗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怕惊着谁似的——

不是防黄鼠狼。

第二天是周末，我没上学，起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了乡卫生院。母亲在灶台边给我留了两个红薯，黑子趴在门槛上晒太阳，伤腿已经消肿了，精神也好了很多。

我端着红薯蹲在黑子旁边吃，无意间又瞥见了石台上那截绳子。

大白天看得清楚，那绳子大概有筷子那么粗，灰白色的，材质跟家里用的麻绳不一样，更硬，更紧实，像是机器编的。齐头的那一端切得很整齐，像是刀砍的。毛头那一端……我拿起那截绳子仔细看了看，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

那一端不是被咬断的。

那些磨痕和牙印，是黑子咬住绳子以后反复摩擦留下的。换句话说，绳子本来就已经断了——不是黑子咬断的，是被什么东西切断的。黑子只是叼回了断掉的那一截。

那绳子原本拴在什么地方？拴在什么东西上？拴住了谁？

这些问题像虫子一样在我脑子里钻。我转头看黑子，它正闭着眼睛打盹，尾巴尖偶尔动一下，一只耳朵朝着我的方向半竖着，像是在听我在做什么。

我把那截绳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最后在绳子打结的地方发现了一样东西。

几根毛。

很短，很硬，黑色的。不是狗毛。

我把那几根毛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什么味道都没有。但我的后背忽然冒出一层冷汗，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对劲。

这时候院门外头传来了脚步声。

我下意识地把绳子塞进裤兜里，站起来往门口看。是隔壁的王叔，端着一碗豆腐，说你家昨天杀的鸡？我媳妇让我送碗豆腐过来。

我说谢谢王叔，接过豆腐，他站在门口往院子里看了一眼，目光在那堵新砌的院墙上停了一瞬。

哟，你爹昨晚上砌的？

我说嗯。

他笑了笑，这墙加这么高干什么？你家又没养什么值钱的东西。说完就走了。

我端着豆腐站在院子里，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忽然觉得那笑声不太对劲。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觉得那笑没有到眼睛里。

我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多想了。王叔跟我家做了十几年邻居，我爸在矿上干活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在家带着我，他还帮我家挑过水。怎么会不对呢？

可是那天下午，我蹲在墙根底下剁猪草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让我头皮发麻的事。

我家后墙外面的地上，有很多脚印。

那些脚印不是一个人的。有的是解放鞋的，花纹粗犷，深深浅浅的；有的是皮鞋的，圆头，花纹细密，踩得比较实。它们在我家后墙外面的那片空地上搅在一起，像是一群人在这里站了很久，走了一趟，又回来站了很久。

我蹲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慢慢站起来，目光越过那堵新砌的院墙——父亲加高的那两尺刚好挡住我从外面往里看的视线。

以前我来回跑了无数趟，从来没注意过这些脚印。或者说，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要看。

那天晚上父亲从卫生院回来，我把他拉到厨房，把裤兜里那截绳子掏出来放在他面前，又把后墙外面的脚印告诉了他。

他没惊讶。

他坐在灶台边的矮凳上，把那截绳子又看了一遍，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几根黑毛捻起来，对着灯泡的光看了看。他的表情还是那样，半明半暗的，但我注意到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

他说，守田，你知道你爹在矿上干了多少年？

我说快二十年。

他点了点头，在矿上这些年，得罪过不少人。有些人是你不惹他他也恨你，没有原因。他又捻了捻那几根黑毛，然后把它们放在灶台上，说不清是自言自语还是跟我说——上个月我从医院回来那天，黑子叫了一整夜。

我说我没听见。

他说你都睡了，是后半夜。我起来看了一回，院门口站着一个人，看见我就走了，走得很快。第二天黑子就不见了。

灶台上的煤油灯跳了一下，把他的影子晃了晃。

那些人在后墙外面站了多久，我不知道。黑子在七天里经历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咬断了什么东西，跑了出来，叼着那一截绳子回了家。

父亲没再往下说。他把那截绳子装进了中山装的口袋里，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仰头看着那堵新砌的院墙。

月亮很亮，照得那堵墙白花花的，比原来高了整整两尺。

他站了很久，最后说了句，睡吧。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黑子卧在我床底下，呼吸很沉，偶尔发出一声梦呓般的低吟。我把手垂下去，它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手指，凉丝丝的，湿漉漉的，然后就安静了。

我摸着它的头，忽然想起父亲那句没说完的话。

不是防黄鼠狼。

那防什么，他没有说。但我好像懂了。

那堵墙挡不住真正想进来的人，但父亲把它加高了。不是因为它能挡住什么，是因为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后来那些事，父亲再也没有提起过。

那截绳子一直放在他中山装的口袋里，后来那件中山装穿烂了，绳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后墙外面的脚印，下了几场雨就冲没了。村里人问起那堵墙，父亲就说防黄鼠狼的，这年头黄鼠狼精得很。

只有我知道，那个夜里他加高的不是墙，是一个父亲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能砌出来的东西。

黑子在那一年的冬天老死了。它活了十一岁，对于一条狗来说算是高寿。

我把它埋在院门口那棵枣树下面，埋的时候父亲也来了，他没帮忙挖坑，就站在旁边看着。等我把土填平了，他把手里的烟掐灭，插在坟头上，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

你比我强，你把它找回来了。

黑子找回来过。

那截绳子找回来了，它也把自己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