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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Thinking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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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04.24.2026
第14录
总第105录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在战火纷飞的世界,确定性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
资本需要预期,发展需要稳定。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14录 编者按
在当今这个动荡加剧、战火纷飞的时代,资本的流动与经济的发展急需稳定的预期,“确定性”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最为稀缺的战略资源。面对外部环境的极度不确定,中国不仅保持了坚定的战略定力,更日益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或缺的“稳定锚”。
本文深刻指出,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不仅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内部路线图,更是向世界输出确定性的全球公共产品。郑永年教授创新性地提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三驾马车”理论(基础科研、应用转化与金融支持),强调中国正以科技创新的坚实步伐与高水平开放,用自身的战略“确定性”对冲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为充满危机的全球秩序注入了强劲的和平与发展动能。
*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在2026年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中国经济展望:聚焦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扩充而成。
这次论坛的其中一个主题是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在与东南亚官员和学者交流时,对方就中国十五五规划有诸多提问,比如关于十五五规划,我们要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未来的发展机遇又在何处?中国十五五规划对东南亚国家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让我重新去思考“十五五规划”的世界意义,意识到这份规划不仅关乎我们中国本身的发展,对世界发展有着更深远意义。
01 乱世中的确定性:
“十五五”规划的全球价值基石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界,确定性已经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今天,俄乌战争依然在继续,尽管这场战争的持续性已经超过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人们依然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又起。美国在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之后,又在威胁要对古巴采取措施。
资本需要预期,发展需要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确定性已经成为了资本和发展最稀缺的资源。近来,大量的中东资本流入香港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而香港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香港的稳定性,资本更关切的是通过香港市场进入中国大陆。
如果把十五五规划置于战火纷飞的世界,那么其国际意义更为显著。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像中国十五五规划这样的机制是独树一帜的。五年规划本身就是中国为自身的发展提供确定性的一种高度法制化的制度安排。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五年计划制度不同,五年规划是基于市场机制之上的,其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即人们经常所说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它不仅是国家对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和指引,也是对政府和市场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的叙事。
很显然,在全球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也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确定性的制度安排。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在今后的十年中,到2035年,即从“十五五”到“十六五”,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里有诸多指标,但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即是中国届时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经达到50%,此后尽管世界经历了各种危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30%左右。中国在今后10年内要实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一发展目标,意味着需要大概4.5%-5%的年经济增长。而这又意味着无论未来五年、十年全球发展格局产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持续维持在30%左右。这一数字的背后,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的责任与担当,也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压舱石。
不仅如此,如果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中产规模会从今天的4亿扩大到7-8亿左右。就是说,届时中国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中国既是一个出口大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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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内免税店的退税商店集中退付点标牌(图源:新华社)
02产业与技术:
“十五五”规划的发展路径与世界借鉴
十五五规划的中国产业发展目标不仅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意义,而且对其它经济体也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根据十五五规划,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建设一个基于新的技术和技术结构之上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里至少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要处理好三个范畴产业之间的关系,即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关系。对这三个范畴的产业来说,新技术发明是关键。新兴产业来自新技术的应用,而未来产业则是未来新技术的产物。这里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各级地方政府很容易把发展的重点置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本身没有错,因为任何经济体都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但如果把大量(如果不是所有)资源都置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传统产业就容易被忽视。经验地看,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传统产业是经济的基本盘,并且是具有确定性的基本盘。就政策动员来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最吸引人的,但如果对此一哄而上,就有可能最终导致一哄而散的局面。这在过去屡见不鲜。道理很简单,新兴产业的早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常导致过度投资,而未来产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比较有效的举措是投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同时强调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作用。类似“互联网+”或者“人工智能+”的举措是正确的。
在这方面,西方一些经济体是有惨痛的经验教训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经济体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盲目放弃了实体经济与制造业,转向了高利润的金融业。这一巨大的判断错误也造成了日后的严重后果,即传统实体经济消失和“去工业化”局面。当金融领域太容易赚钱的时候,人们便没有了经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动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必然衰落甚至消失。
这个西方的教训必须吸取。一个经济体既不能过早金融化,也不能过度金融化,更不能在发展金融业的时候忽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必须意识到,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中国必须要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发展制造业。
很多人非常羡慕美国强大的金融业和服务业。但是经验地看,鱼与熊掌不能同时兼得。尽管一个国家内部(尤其是一个大经济体内部),需要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均衡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一个经济体很难同时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同样强大,也很难同时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同样强大。美国金融经济的确强大,但其代价是实体经济的软弱;美国的服务业的确强大,但其代价是制造业的衰落。道理很显然:美国为什么是金融大国?这是因为各国都需要美元。为什么使用美元?因为各国都向美国出口。为什么向美国出口?因为美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衰落,不生产了,只能依靠进口。如果美国真的实现了特朗普一直在提倡的“再工业化”,美国可以生产了,那么就没有那么多进口了,就没有那么多国家使用美元了,那个时候美国就很难支撑其金融大国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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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美国巴尔的摩断桥事故,截至2026年4月,尚未进行任何重建复原的工程(图源:国家地理)
实际上,只有美国的金融业和服务业还是那么能够获得巨额利益,美国资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投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经验地看,美国经济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软经济”(soft economy)。这和中国经济刚好相反,基于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之上的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硬经济”(hard economy)。尽管今天中国也在致力于发展服务业,或者和“软经济”,但绝对不可以放弃“硬经济”。道理很简单,分子是打印不出来的。
第二,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机制建设。中国这些年致力于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实现高质量发展。问题在于,新质生产力从何而来?这是“十五五”规划的重点,也是很多外国朋友所关切的。
十五五中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科创强国、人才强国“三位一体”的体制机制,并且强调要“投资于人”。现在有很多人强调要促进消费,但我认为促进投资依然重要。这方面,我赞同林毅夫先生的观点:发展依然需要投资,只是投资的重点要有变化。近年来,我们研究团队提出了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三驾马车”理论——一个经济体要实现可持续技术进步,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强大的应用技术转化能力,以及充足的金融支持。第一,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因此必须有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去产生原创技术,需要一大批重视基础科研的大学与科研机构潜心钻研,筑牢基础科研的根基。第二,必须具备应用技术转化能力,需要一大批能将基础技术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与机构,这个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第三,必须有充分的金融支持,要构建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这里的金融不是指投机性金融,而是聚焦实体经济、服务科技创新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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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首趟中欧班列(西安)“门到门”年货专列满载着哈萨克斯坦成品粮油、蜂蜜等农产品驶抵西安(图源:新华社)
这“三驾马车”理论不仅是对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的总结。如今外界看到中国坚定推进科技发展、致力于建设成为一个科技发达的最大经济体的决心。在我看来,这并非幻想,而是已经开启并稳步推进的现实。在技术领域,中国曾经是一个赶超型经济体,侧重于西方成熟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但是,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已经在包括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在内的诸多领域,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天,德国汽车企业主动寻求与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合作,马斯克对中国新能源发展高度赞誉并寻求合作机会。这些都是对中国科技与产业发展成果的最好印证。尤其在目前全球地缘博弈加剧、传统能源危机凸显的情况下,中国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持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被证明不仅是走对了,而且也走好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新技术的不断出现意味着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的经济增长较之人们所说的简单的消费驱动更加可靠。技术是硬经济,也是新消费。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的权力格局,这一格局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那就是,放眼全球,世界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G2”格局,即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事实。围绕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诸多技术与产业,已经高度集中于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在技术水平、经济规模、产业产能等方面各有千秋,各自拥有自身独特的比较优势。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经济依然是高度互补的。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迄今,美国政府致力于两国经济的脱钩断链。但事实证明,两国经济很难脱钩,因为迄今两国依然有可观的直接贸易额,如果加上间接贸易,那么两国贸易额依然庞大。一旦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信任度恢复,那么两国经济交往会变得更加频繁。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如果合作,不仅能对两国有利,更能解决很多国际问题;但如果两国对抗对立和冲突,那么不仅不利于两国,而且会波及整个世界。
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变得更加开放,即这些年一直在呼吁的高水平开放。在靠技术进步实现增长的时代,开放政策尤为重要。上世纪80年代便深入人心的“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理念,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应是中国始终不变的大前提。在“十五五”期间,只有加大开放才能抓住“第四次产业革命”第一梯队的机遇。尽管西方主要国家因为国内的各种因素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但历史告诉人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最终的赢家会是那个更加开放的国家,而绝对不是那个更加封闭的国家。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到2035年能够实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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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14录(总录第105录)
五年规划是基于市场机制之上的,其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即人们经常所说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它不仅是国家对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和指引,也是对政府和市场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的叙事。
——郑永年
《独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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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伍子尧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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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并非完全不确定。
中国的蓬勃发展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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