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特开餐馆娶了五位妻子，回国奔丧四个月，再次回去当场愣了

飞机落到吉达的时候，我整个人还是懵的。三十多个小时的折腾，两次转机，腿肿得像灌了铅，腰也酸得要命。四个月，整整一百二十天，我再踏上这片土地，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像揣了只兔子。

说起我在沙特这七年，真是一言难尽。当初来的时候啥也不懂，就凭着在国内炒了几年菜的手艺，想在异国他乡闯出点名堂。谁成想，这一闯不要紧，不但开起了餐馆，还阴差阳错娶了五个老婆。沙特那地方，允许男人娶四个，我偏偏整了五个，这事儿说起来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生活就是这样，计划赶不上变化，“人算不如天算”，这话一点儿不假。

我这餐馆叫“老王餐厅”，在吉达那条街上也算小有名气。二零一六年开的业，最开始就我一个人，炒菜、端盘子、收银、洗碗，全包圆儿了。后来生意慢慢好起来，二零一八年的时候雇了第一个人，是个埃及姑娘，叫法蒂玛，谁想到这一雇，就雇成了老婆。再后来一个接一个，阿依莎是本地人，莱拉是埃塞俄比亚来的，努尔和哈雅年纪小些，都是跟着亲戚来讨生活的。七年时间，五个老婆，凑了一桌麻将还多一个端茶倒水的。

这次回国，不是衣锦还乡，是奔丧。我妈腊月十七走的，脑溢血，说走就走了，连句完整话都没留下。我在太平间看她最后一眼的时候，她瘦得脱了相，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嘴微微张着，好像还在喊我的小名。我扑通跪在地上，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不孝啊，在外头七年，就回过两次，一次是给我爸过六十大寿，一次就是这回给我妈送终。中间那些年，电话都打得少，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他们还能等我，谁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这辈子都欠我妈一个团圆。

在老家待了四个月，办丧事、分遗产、跟弟弟拌嘴，鸡毛蒜皮的事搅得人心烦。我爸老了，耳朵背了，说话得扯着嗓子喊，他缩了一大截，像晒蔫的萝卜。我有时候看着他，心里头就翻腾，到底还回不回沙特？那边有五个老婆等着我，有餐馆要打理，这边就剩我爸孤零零一个人，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两头扯着心，跟拉锯似的。

最后还是上了飞机。我心里头安慰自己，说回去看一眼，把那边安顿好就回来。可我心里清楚，这“看一眼”多半又要看上好几年。

吉达的夜还是那个德行，凌晨三点半，热浪裹着海腥味儿往鼻子里钻。出机场等出租车就等了快半小时，埃及司机倒是热情，一路叽里呱啦说个不停，我一句没听进去，心里头只惦记着餐馆和老婆们。

车拐进那条熟悉的路，远远看见我那餐馆的霓虹灯招牌黑着。我心里咯噔一下，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阿依莎每天傍晚开灯，灯亮着就显着还在营业。现在倒好，黑得透透的，连个火星子都没有。

掏钥匙开门，里头黑咕隆咚，一股发霉的潮气扑面而来。我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两下，没反应，电掐了。借着手机那点光，我看见地板上落了厚厚一层灰，走上去脚印清清楚楚。墙上那些中国结还在，只是都蒙了灰，灰扑扑的，像长了层灰毛。“生意兴隆”那幅字还挂着，落款是丁酉年，现在想想，生意兴隆个屁，人都没了，兴隆给谁看？

我往里走，穿过用餐区，拐进后面走廊。厨房乱得不成样子，水池里泡着碗，水都绿了，上面飘着白膜，恶心得很。冰箱门开着条缝，里头散发出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一盘剩菜长满了绿毛，看不出是啥玩意了。我忍着恶心把厨房收拾了，洗碗、擦灶台、倒垃圾，干着干着就想起法蒂玛来了。她最讨厌洗碗，每次吃完饭就东躲西藏，但还是每次都洗，一边洗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像念经又像哼歌，那调子我现在还记得。

推开我住的那间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并排摆了两个，床头柜上搁着个白瓷杯，杯底一圈茶渍，干透了，像圈年轮。杯子旁边压着张纸条，我拿起来凑近看，上头歪歪扭扭写着几行英文，拼写错得离谱，但我看懂了——“我们去麦加了，回来打电话。”

法蒂玛写的，只有她爱拽英文。

我在床边坐下来，腿一软，差点没坐地上。四十一岁的人了，折腾了这么些年，到头来落个啥？五个老婆，一个不剩；餐馆关门大吉；兜里就剩两千块人民币，外带一张返程机票。这叫什么事儿？

我翻开床底下那个旧鞋盒子，里头有张跟我妈的合影，还有本皱巴巴的相册。相册里头是这七年拍的照，开业放鞭炮的、包饺子比赛的，还有跟五个老婆的合影——阿依莎、法蒂玛、莱拉、努尔、哈雅，五个人围着我站成一排，笑得跟朵花儿似的。

一个一个说吧。

阿依莎是头一个，沙特本地人，比我大三岁，离过婚带个闺女。她来我餐馆门口站着看了半个月，有一天忽然跟我说“你娶我吧”，我以为她开玩笑，后来发现她认真得很。她闺女爱吃我炒的宫保鸡丁，就这么简单，一顿饭就把自己嫁了。

法蒂玛是第二个，埃及来的大学生，学英语文学的，毕业后找不着活儿，来我店里端盘子。她英语好，帮了大忙，那些跟本地人打交道的破事儿都是她替我挡着。她跟我说“我也想嫁给你”的时候，我正在后厨剁鸡，差点没把手剁了。

莱拉是第三个，埃塞俄比亚人，黑皮肤，大眼睛，笑起来满嘴白牙。她做面食是一绝，揉面擀皮包饺子，一个人顶三个人使。我教她拉面，她两天就学会了，拉出来的面条比我还细还匀。我走了以后，她还撑着开店，还跟别人说“大哥会回来的”。这话她说了几百遍，说到最后自个儿都不信了，可她就是不说别的。

努尔和哈雅是最小的两个，年轻，心里头搁不住事儿。她们最先走的，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把东西一收拾，箱子往门口一放，人就没影了。

法蒂玛是最后一个。她走之前把账本整整齐齐码在抽屉里，钥匙搁上头，用纸条包着，写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大哥，对不起，我等不动了。”

我等不动了。这四个字比刀还利索，一刀一刀剜我的心。

法蒂玛等了我四年才等到我娶她，又等了四年等我回心转意好好待她，最后又等了四个月等我从中国回来。她这辈子好像就在干一件事——等我。等到最后，她不等了。不是不爱了，是真的等不动了。

我拿着那张纸条，坐在床边，把她们五个人的手机号挨个拨了一遍。阿依莎的响了，两声，挂了，再拨，关机。法蒂玛的关机，莱拉的关机，努尔和哈雅的直接停机。我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满手是汗，屏幕上那些号码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了。

她们去麦加了。麦加离吉达一个多小时车程，她们是去朝觐了？可朝觐的季节早过了啊。还是专门去了就不打算回来了？那张纸条是什么时候留的？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她们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是骂着娘走的，还是哭着走的？

我站起来了，腰酸得厉害，扶着床沿缓了好一会儿。窗外头天快亮了，隐隐约约有晨礼的宣礼声从远处飘过来，那调子拖得老长，听了七年，从来没听懂过，但今天听着，鼻子忽然就酸了。

我想起走的那天早上，阿依莎送我到门口。她没哭，就那么站着，两只手抄在袍子里，风吹着她头巾，她眯着眼看我上车。车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原地，一直没动过。她在等我回头看她一眼，可是我没有。我连头都没回就那么走了，走得干干脆脆，跟个没事人一样。

后来我妈的事一忙，我连个电话都没给她们打。手机丢了是借口，号码找不到也是借口，真要想联系一个人，有的是办法。我就是觉得麻烦，觉得反正要回去，回去再说。

“回去再说”，这四个字比“我等不动了”还要害人。一个是不等了，一个是不急了。可这世上很多事，你一等，它就变了；你一不急，它就没机会了。

我把相册合上，塞回鞋盒子，把鞋盒子塞回床底下。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晨光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细长的白线。

我走到门口，推开门，晨风吹过来，有点凉，这在吉达倒是稀罕。门口那两棵三角梅红艳艳的，比四个月前高了一大截，花瓣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我蹲下来，捡了一朵，放在手心里看了看，红得扎眼。

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街那头有早起的店铺在卸货了。我站起来，把那朵三角梅揣进口袋，转身看了一眼我那黑灯瞎火的餐馆，又看了看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纸条。

麦加？行，我去麦加找你们。找不着也得找，问不着也得问。哪怕把整个麦加翻个底儿朝天，我也得把话说清楚——不是我不想回来，是我妈走了，我心里头过不去那个坎。

可话说回来，就算找到了，她们还愿意见我吗？

法蒂玛那张纸条上写的是“我们去麦加了”，可没写“等着你来”。也没写“别来找我们”。一个字都没多写，就那么干巴巴一句话，像个句号，画在了一段故事的结尾。

我站在餐馆门口，手里的手机又亮了。我低头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阿拉伯文的，我认了半天没认全，就认出两个词——一个是“麦加”，一个是“保重”。

我愣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个傻子一样站在晨光里，手里攥着手机，兜里揣着那朵三角梅，心里头翻江倒海。

这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中国和沙特，不是七年的时光，而是我就站在你门前，你却把门关了，纸条上写着“保重”，嘴上说着“等不动了”。

你说，她们在麦加还好吗？我要是去了，她们会不会还像从前那样，围着我坐成一圈，听我讲中国的事，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可我想试一试。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得去麦加走一趟。不为别的，就为法蒂玛那句“大哥”，就为莱拉那句“会回来的”，就为阿依莎站在巷口一动不动的那个身影。

她们等我等了那么久，这回，换我等她们。

哪怕等到的，只是一句“你还是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