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皇位不认爹！宋英宗装疯卖傻搅和养父葬礼，让养母难堪

嘉祐八年（1063 年），宋仁宗驾崩，养子赵宗实（即位后改名赵曙）登基为宋英宗。

这位由仁宗亲自选中、抚养宫中的继承人，却在继位后接连做出反常举动 —— 仁宗大丧上失态无礼，对养母曹皇后形同陌路，更掀起一场持续 517 天的 “濮议” 风暴，执意追尊生父为 “皇考”，将朝堂拖入伦理纷争的漩涡。

一、大丧失仪：宋仁宗灵前的反常之举

宋仁宗大殓之日，按礼制身为 “孝子” 的赵宗实需全程主持仪式，可他却 “号呼狂走，不能成礼”，在灵柩前时而哭闹时而狂笑，手舞足蹈难以自控。

宰相韩琦无奈，只得请内侍将他扶回宫中，由刚升格为太后的曹皇后暂代主持丧事。

这场大丧的后续礼仪中，赵宗实的 “病缺席” 更显反常。

仁宗神位从皇陵迎回太庙的途中，需举行九次祭祀以安亡灵，按规矩进入京城后的四次祭祀必须由皇帝亲自主持。

知谏院司马光、御史吕诲等大臣多次上疏，恳请英宗亲赴祭祀，履行孝子之责。

赵宗实虽一度同意主持第七次祭奠，却在当日以 “急病” 为由反悔，仍令宗正卿代为行礼。

九次祭祀，赵宗实一次未到。医官上奏 “帝脉沉细如丝”，却有大臣暗中质疑 “六脉平和并无急症”。

到了卒哭礼（大丧收尾仪式），本该痛哭流涕的赵宗实更是面无表情，一滴眼泪未曾落下，与满朝文武的哀戚形成刺眼对比。

司马光在奏疏中直言：“陛下承先帝之托，当尽人子之孝，奈何丧礼屡缺？”

二、两宫失和：对曹皇后的冷遇与隔阂

曹皇后是宋仁宗的正妻，也是赵宗实在宫中的养母。

仁宗在位时，曹皇后曾 “百方为计，偷送食物” 接济入宫后一度 “饮食悉皆阙供” 的赵宗实，可赵宗实继位后，两人的关系却迅速恶化。

英宗即位不久便突发 “心疾”，神志时昏时明，无法理政。

曹皇后依制在东安门小殿垂帘听政，内外奏章皆由她批阅，却始终 “从不妄出己见”，遇有疑问便让大臣重新商议。

可英宗病愈后，却对曹皇后的辅政心怀芥蒂。

有大臣进言 “太后权重”，英宗竟默许台谏官弹劾太后身边近臣，导致两宫之间猜忌丛生。

按宫廷礼仪，皇帝每日需向太后问安，可英宗常常借故推脱，有时甚至数月不与曹皇后见面。

一次朝会结束后，韩琦特意提醒英宗 “当以孝养为先”，英宗却沉默不语。

曹皇后曾对身边人感叹：“吾待陛下如亲子，奈何陛下视吾如陌路？”

这种隔阂在濮议爆发后，更演变成公开的意见对立。

三、濮议骤起：一场关于 “皇考” 的朝堂对决

治平元年（1064 年）五月，仁宗驾崩刚满一年，韩琦等宰臣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三夫人合行典禮。”

赵宗实当即下诏，令礼官与待制以上大臣商议崇奉生父濮王赵允让的礼仪，这场被后世称为 “濮议” 的纷争正式拉开序幕。

翰林学士王珪、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为首的大臣率先表态，主张 “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而不名”，应尊仁宗为 “皇考”，濮王为 “皇伯”。

司马光在议疏中写道：“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皆先帝之德也。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耶？”

他们援引前朝旧例，强调 “为人后者为之子”，一旦入继大统，便应尊所继之父为正统。

宰相韩琦、枢密使欧阳修则持反对意见，他们引用《仪礼》“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其父母齐衰期” 的记载，主张 “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

欧阳修进一步提出：“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陛下称濮王为皇考，于典礼无违。”

双方各执一词，援引经义逾三百条，朝堂之上 “争辩声震屋瓦”，馆阁中相关奏议的抄录竟致 “纸贵一时”。

四、针锋相对：君臣交锋的激烈言辞

濮议之争中，赵宗实的态度始终偏向 “皇考” 说。他曾私下对韩琦表示：“朕本濮王之子，岂可忘本？”

当王珪等大臣坚持 “皇伯” 之议时，他下诏 “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实则拖延时间等待支持派发声。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连续七次上疏弹劾韩琦、欧阳修，指责他们 “阿谀取悦，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説”，甚至直言 “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皆因濮议未正”。

他在奏疏中痛斥：“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尚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

翰林学士范镇率礼官上言，警告 “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

欧阳修则撰文《濮议》逐条反驳，称反对者 “不識文理”，强调 “礼贵适统，情本天性”。

赵宗实曾亲撰《辨诬诏》，手书 “朕之生父，岂容抹杀？”，却因突发 “狂症” 在颁布前夜撕碎诏稿掷火焚之。

朝堂之上，支持 “皇伯” 说的台谏官集体请求辞职，吕诲更是伏阙痛哭：“臣等宁死，不敢奉此诏！”

五、尘埃落定：争议中的礼仪终局

治平三年（1066 年），濮议之争已持续近两年，朝野内外议论不休。

曹皇后眼见局势僵持，出面干预，明确表示 “皇伯考之议无稽”，却并未强压英宗，而是默许大臣寻求折中方案。

同年十月，赵宗实下诏终局濮议：尊生父赵允让为 “濮安懿皇”，生母任氏为 “濮安懿皇后”，三位继室并尊 “皇太夫人”；同时规定濮王神主不入太庙，只在濮王府立庙祭祀。

这份诏书既满足了英宗追尊生父的心愿，又未完全违背 “正统不两立” 的礼制，算是平息了这场纷争。

诏令颁布后，吕诲、范纯仁等反对派大臣被贬出京城，吕诲临行前仍上书 “濮议之失，祸及万世”。

支持派的韩琦、欧阳修则巩固了相位，却也落下 “奸相” 骂名，欧阳修宅邸甚至遭人夜间投石，门匾被涂污。

这场由英宗推动的伦理之争，最终以皇权稍胜告终。

他用近乎执拗的态度，在礼法与天性之间为自己的生父争得了名分，却也留下了 “不敬养父养母” 的历史争议。

宋仁宗与曹皇后的养育之恩与皇位传承，在这场 “认父” 风暴中，终究让位于血脉亲情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