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图书！在这本书里，读懂一代学者风骨，遇见一段民国佳话

昨天，国家图书馆公布了新一届“文津图书”和“文津提名图书”入选图书。

作为国内最具公共阅读导向的图书奖项之一，文津图书由国家图书馆主办，侧重评选那些兼具思想深度与阅读价值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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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出版的《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成功入选。本书拨开历史烟尘，带领读者走近吴文藻。

人们往往只知他是“冰心的丈夫”“费孝通的恩师”，却忽略了他作为中国社会学先驱的独立身份与深远贡献。本书正是要走进这位奠基者的精神世界，还原其推动社会学中国化与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生涯。

一、冰心的“书呆子”丈夫

1982年底，时年81岁的吴文藻发表《吴文藻自传》，三年后因病去世。吴文藻去世后一年，冰心不无“嗔怪”地提到这篇自传：

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老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说到二人的相遇，可以追溯到六十多年前（1923年8月），当时年轻的冰心正准备赴美留学，因找错人而与吴文藻相识。

初识之时，吴文藻并未像其他男生那样，对冰心说出“久仰、久仰”等客气之词，也未谈起冰心的作品，而是与冰心深入讨论了未来学习和读书的内容，由此让冰心“悚然地”把吴文藻作为她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20世纪20年代，吴文藻、冰心与同学在美国的合影。

在美国期间，两人通信频繁，然而内容大多是关于读书和学习。也是在这频繁的通信中，他们的熟络程度逐渐超过了普通的同学和朋友。

1925年夏天，吴文藻前往康奈尔大学的暑期学校学习法语，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来学习法语的冰心。无论是不是筹划已久的偶遇，这一年夏天二人订下终身之约。

离别之际，吴文藻送给冰心一支“理想牌”（Ideal）钢笔和一沓印有谢冰心英文名字大写首字母的信笺。此后，二人在两地的通信往来便成了常态。

20世纪20年代的吴文藻风华正茂。

1926年，冰心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吴文藻致信冰心父母，用学术的语言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及与冰心的爱情。

他认为自己和冰心有着相同的恋爱观与婚姻观。在新思想方面，他们都将恋爱和婚姻视为宗教般神圣，真挚和专一的爱是婚姻唯一的条件。

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她的恋爱和婚姻观，是藻所绝对表同情的。她以为恋爱犹之宗教，一般的圣洁，一般的庄严，一般的是个人的。智识阶级的爱，是人格的爱。人格的爱，端赖乎理智。爱——真挚的和专一的爱——是婚姻的唯一条件。为爱而婚，即为人格而婚。为人格而婚时，即是理智。这是何等的卓识！我常觉得一个人，要是思想很彻底，感情很浓密，意志很坚强，爱情很专一，不轻易地爱一个人，如果爱了一个人，即永久不改变，这种人的爱，可称为不朽的爱了。爱是人格不朽生命永延的源泉，亦即是自我扩充人格发展的原动力。不朽是宗教的精神。留芳遗爱，人格不朽，即是一种宗教。爱的宗教，何等圣洁！何等庄严！人世间除爱的宗教外，还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

吴文藻手写的求婚书（节选）。

1929年，他们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司徒雷登证婚，婚礼的花费仅有34块钱。从此，在长达56年的岁月里，吴文藻始终以他的儒雅与笃定，站在冰心的身后。

吴文藻与冰心在临湖轩的婚礼合影。

二、社会学“中国化”的先驱

从1929年2月到1938年8月，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十年。

近十年的时间里，他改造了既有的课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引入了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等社会理论，与海内外的科研机构广泛交流，使燕京大学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典型代表，由此形成的“燕京学派”也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1930年，费孝通由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入学后的第一门课程就是吴文藻的“西洋社会思想史”。

他用中文给我们讲课，记得他曾经用中文给我们讲解一本英文写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用中文讲英文脚本，实际上就是现场“口头翻译”；吴文藻也不给自己起外国名字，后来他更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口号。这是吴老师的特点，有中国味，我是很赞成的。

费孝通在《暮年漫谈》一文中回忆吴先生的课堂。

除了“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是吴文藻一直坚持开设的课程。吴文藻在课上用中文授课，并且基于中国国情，在内容、结构和授课方法上都做出调整，这在当时可谓首开风气。

为了与中国社会有联系，为了研究中国社会，首先要以实际问题为取向开展研究，而这就要求打破学科分野。吴文藻广泛吸收各个学科中适宜研究中国社会的部分来发展中国社会学，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社会学中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大进步和成就。

1932年，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受吴文藻邀请赴燕京大学讲学，带来以田野调查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吴文藻由此敏锐意识到，这种“深入群众”的调查路径，为社会学提供了新的可能，并据此推动社会学中国化：一方面指导学生从实地出发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也将其确立为自身学术上的自我要求和期许。

1933年，吴文藻和林耀华等人创办了《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图为《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创刊号。

三、费孝通的社会学引路人

除了推动教学改革与学术风气，吴文藻更为看重的，是人才的培养。在他看来，“社会学中国化”不仅是一种方法转向，更意味着必须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研究队伍。

以费孝通为例，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费孝通回忆，自己自1930年起随吴文藻学习人类学，在其指导下逐步确立研究方向。其毕业论文从选题、修改到最终定稿，几乎每一步都与吴文藻的指点密切相关，费孝通因此特别致谢其“谆谆不倦，循循善诱”。

费孝通的本科毕业论文封面与扉页（1990年，费孝通在该论文原本扉页上题字“五十七年后重见旧作，感谢母校妥为保存”）。

更重要的是，吴文藻并不止于课堂教学，而是系统性地为学生规划学术路径。他深知学术风气的更新非一人一时之功，因此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育人才之上。在燕京大学，他带出一批重要学生，如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等人。

在费孝通的成长过程中，吴文藻尤其倾注心血：从推动其进入清华研究院、安排师从史禄国，到促成其赴英国深造，并最终帮助其获得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资格。

在广西大瑶山调查中，费孝通的新婚妻子王同惠不幸遇难。面对悲痛欲绝的费孝通，吴文藻一方面给予深切安慰，肯定其“镇定而勇敢”，一方面鼓励其完成未竟研究，最终促成《花蓝瑶社会组织》的整理与出版。可以说，费孝通的学术道路，与吴文藻的引导密不可分。

吴文藻发表在《社会研究》1936 年第 123 期专号上的悼文；右上为费孝通为王同惠的墓碑撰写的碑文。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人们普遍认为，吴文藻不仅是一位开风气的学者，更是一位真正塑造了一代人的教育家。

20世纪60年代，（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和吴文藻合影。

四、为中国社会学重建而奔走

在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吴文藻亲历了日军侵华的动荡岁月。在南下任教于云南大学后不久，他又出于各种原因离开学界，前往重庆，进入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主要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先生作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第二组的组长，前往日本处理日本战后受降事宜，而他真正的心愿则是将战后日本作为一个大型社会调研场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在日本，他依然不失学者本色，在工作之余，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当时日本的社会与文化状况。

在日期间，吴先生逐渐下定了回国的决心、做好了回国的计划，最终在 1951 年携全家回到了祖国。在回国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他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历经诸多磨难，但是在艰苦的岁月中，他以认真的态度面对一切，保持真诚的思考，坚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积极投身社会学的重建工作。

1966年2月，由费孝通翻译、吴文藻校对的《中印边境》出版，译者署名为“民通”。

晚年的吴文藻参与组织社会学座谈会，为学科恢复提供方向性意见；参与重建课程体系与教学秩序，培养专业人才；同时推动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使中国社会学重新接入国际学术网络……

这一时期的他，重新变回了当年那个一心向学的“书呆子”。就连他与冰心的金婚纪念日，也因两人均需参加会议而不了了之；不久后冰心生日当天，他又因评阅学生论文、接受《光明日报》采访、出席学术会议，全然忘记了这个日子。

晚年的吴文藻抓住一切可能的时间，只要身体允许，就集中精力读书。

1923 年，梁启超引用曾国藩“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八个字，赠送给即将赴美留学的青年吴文藻。吴文藻当晚便在日记中写道：“我苟能得其精神则将终生用之不尽矣。”

终其一生，吴文藻始终秉承这份信念，践行了少年时期“未来之世界文明定有一番贡献”的初心，更实现了对学术的赤诚追求。他极具代表性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早已超越学术研究的范畴，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文本。

吴文藻手书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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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

《吴文藻传 : 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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