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教育专栏|在东京扎根：睦新中文学校的成长轨迹

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华文教育专栏 作者：葛丁

2008年秋天，在东京一间普通的社区活动室里，睦新中文学校开出了第一堂课。那一天，教室里只有9名学生。对于许多忙于在日本安顿生活的华人父母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个让孩子学中文的周末小课堂；而对侯艳妹和最早一批家长而言，它更像一粒种子——先在异国他乡扎下根，再慢慢生长。

上一篇写的是睦新如何诞生；这一篇要写的，是它如何在东京这样一座节奏快、空间紧、竞争强的都市里，一步步存活下来、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越来越多家庭信赖的华校。

睦新的成长，并不只是一个学校“变大了”的故事。它背后，是在日华人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日本华文教育需求不断上升的现实回应。

进入21世纪后，在日中国人数量持续增长。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截至2025年6月底，在日中国籍居民已达90 万余人。按官方5岁一个年龄段统计，中国籍 0 至 4 岁儿童有 2 万 3 千余人，5 至 19 岁儿童青少年就约有 11.9 万人。与这一人口基数相比，日本尤其在首都圈，较成规模的华文教育资源明显不足。也正因如此，以周末授课为主的华校，在东京圈的意义日益凸显。

近二十年来，东京首都圈周末华校发展迅速。有资料显示，5 年前仅首都圈就有40多家周末中文学校和教室，在东京、埼玉、神奈川、千叶等地开设数十个分校、两百多间中文教室，服务数千名学生。它们大多由民间发起，借助社区设施或租赁场地，在每周一次或两次的有限课时中，承担起华裔儿童语言与文化启蒙的任务。睦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所代表性华校。

回到2008年，睦新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教育市场，而是一片需要边走边探的空地。彼时，不少在日华人家庭对孩子学中文的重要性还没有今天这样明确的认识。那时有些华裔孩子，甚至包括一些成年人，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也不愿在外面使用中文。家长的期待也各不相同：有人希望孩子系统学中文，有人只是想让孩子“混个耳熟”，有人则更关心将来回国后是否能够衔接学习。

对一所周末校而言，这样的差异意味着更高的难度。周末校不是义务教育，孩子每周只来一次，天然容易把中文课视作额外负担。尤其低龄阶段，许多孩子并不是主动走进教室，而是在父母安排下来的。怎样让他们不抵触、愿意来、慢慢喜欢学，是睦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更现实的困难来自办学条件。睦新从一开始就是非营利性质，学费低廉，没有能力做系统宣传，只能靠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口碑慢慢积累声誉。更大的制约则是场地。和许多周末华校一样，睦新没有固定校舍，只能租借区民馆、公民馆、社区活动室等公共设施。教室要靠抽签，地点可能临时变更，有时甚至临近周末也未必能完全确定能否顺利上课。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侯艳妹甚至一度在车里、公园里给孩子们上课。条件可以简陋，教学质量却不能含糊，这是睦新早早立下的底线。

也因此，睦新最初几年的发展并不冒进。它没有急于扩大规模，而是把精力放在课堂和家长信任上。学生人数虽少，但每个孩子的年龄、中文水平、家庭背景和家长期待，睦新老师都尽量摸清；课后不断与家长沟通，再据此调整教学。今天回看，那几年更像学校的“扎根期”：先把根扎稳，枝叶才长得起来。

在摸索中，睦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逻辑：教室尽可能靠近学生家庭，让孩子就近上学；把课堂做得更有吸引力，提高有限课时内的学习效果；依靠口碑而不是广告，让家长真正信任学校。这些看似朴素的原则，后来都变成了学校扩展的基础。

2015年前后，东京周末华校的发展环境开始明显变化。随着在日中国人人数增加，越来越多家庭开始正视孩子中文流失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对外交往增多，中文的现实价值与文化意义，也被更多家长看到。中文教育不再只是少数家庭的坚持，而逐渐成为更广泛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在日华人家长意识到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学习中文的孩子迅速增加。对睦新来说，这意味着学校真正进入了“需求推动扩展”的阶段。

这一阶段最直观的变化，是教学点不断增加。为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睦新从最初的几个点，逐渐扩展到东京及周边多个区域。早期资料显示，2018年前后，除葛西总校外，睦新已设有田町、川崎、世田谷、船桥、丰洲、南砂、西大岛、小松川、船堀等十余个分校，学生约720人。2026年现在、睦新在东京圈已有16个分校、在校学生千余人，在册教师近50名。统计口径虽有差异，但方向十分清楚：睦新已从一个小规模中文班成长为首都圈一所布局较完整的周末华校。

这种扩展，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多开几个班”。在东京这样一座交通发达、却高度依赖就近生活的城市里，孩子能否就近上课，直接关系到家长能否长期坚持接送，也影响学校能否稳定留住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所周末华校的成长，就是跟着华人家庭的生活地图一起生长。

伴随教学点增加而来的，是教师队伍和组织形态的同步成长。创办初期，学校主要依赖侯艳妹和2、3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个人的教学经验和协调能力；而当学生增长到数百人、班级扩展到几十个之后，仅靠几个人已不现实。2017年前后，睦新完成了向特定非营利法人（NPO）的转型，这是它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对学校而言，这意味着管理架构和办学性质更加清晰；对家长来说，也意味着这不再只是一个“谁家妈妈办起来的中文班”，而是一所可以长期依赖、能够规范运作的教育机构。

与组织化同步推进的，还有教学方式的升级。早期睦新尝试多媒体教学时，条件还比较初级，主要依靠《中文》教材配套资料和网络图片。随着学校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多媒体PPT课件全面进入课堂，老师们被要求熟练使用电脑和课件，学校也为教师更换高清投影仪，以提高课堂表现力和教学效率。这种变化表面上是技术升级，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周末华校课时有限，只有不断提高课堂吸引力和单位时间效率，孩子才有可能真正把中文学下去。

如果说2008年至2014年是睦新的探索扎根期，2015年至2019年是稳步发展期，那么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则把学校推入了一次真正的考验。

对以线下为主的周末华校而言，疫情首先带来的是秩序的突然中断。出于安全考虑，睦新在日本政府正式作出决定之前，就已先行停课。停课意味着停收学费，但部分场地费用仍需照付，这对非营利学校来说压力很大。更困难的是，没有人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老师、学生、家长都不同程度陷入焦虑。高度依赖线下见面和集体氛围的华校，一下被推到了悬崖边。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睦新表现出了多年积累下来的韧性。最初虽然措手不及，但在公益网课项目的启发和支持下，学校很快开始自救：全校老师群策群力、常常集体议论到深夜。一起调研平台、测试软件、重新备课、试讲磨课，把原本只作为辅助工具的PPT课件升级为网课中的核心教具。2020年3月中旬，准备较快的班级先开始网课；到4月初，全校班级基本实现线上教学。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互相支援，课后再一起总结反思。对一所长期依赖实体课堂的周末华校来说，这无异于一次集体“脱胎换骨”。

更重要的是，疫情虽然打乱了原有秩序，却也意外打开了新的发展方向。学校此前也讨论过线上教学，但因为缺乏了解、也对效果存疑，所以一直没有真正推进。疫情迫使睦新迈出了这一步，而实践之后，他们发现，线上教学恰恰可以解决一些原本在线下难以覆盖的问题。东京周边华人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家庭希望孩子学中文，却苦于附近没有实体教室。疫情期间，睦新新开了16个专门的网课班，其中3个是为“中文失学”的华裔中学生专门设立的，有些班里甚至出现了来自长崎、大阪、北海道等地的学生。对这些家庭来说，线上班不是临时过渡，而是第一次真正进入稳定的华文学习体系。

于是，睦新的成长不再局限于线下教学点的扩展，而开始走向“线上线下双轮并行”的新阶段。实体课堂仍然是根本，线上教学则成为有效延伸，既扩大了服务半径，也增强了学校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然，疫情也让睦新更加确认了一件事：网课可以逼近实体课的教学效果，却难以完全替代实体课堂的全部价值。对华裔孩子而言，华校不仅是学语言的地方，也是与有着相似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的同伴面对面接触的平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孩子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课外活动中形成的集体感和归属感，都不是一块屏幕能够完全承载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网课逐渐成熟，许多家长和学生仍强烈期盼早日回到实体课堂。

回过头来看，睦新18年的成长轨迹，几乎就是日本周末华校发展的一条缩影：从最初为少数家庭解决现实问题，到在华人社会结构变化中回应更大的需求；从依赖个人热情的民间教室，到形成较稳定的组织和教学网络；从线下单轮发展，到疫情中被迫转型，进而找到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可能。

今天，人们谈起睦新，常会提到它的规模：十多个教学点、千余名学生、近五十位教师、线上线下并行、首都圈较有影响力的非营利周末华校。这些数字当然重要，因为它们意味着学校已经走过最容易夭折的阶段，真正站稳了脚跟。但“扎根”二字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所谓扎根，是指一所学校不再只是某个家庭一时的选择，而是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稳定、持续、可预期的教育依靠；是指它在一座城市中逐渐形成清晰的位置，人们一提到华裔孩子学中文，就会自然想到它；也是指它在一次次场地更换、招生压力、社会变化与疫情冲击中，没有被风吹散，反而越长越稳。

从2008年那间只有9名学生的活动室，到今天覆盖东京周边多个区域的教学网络，睦新走过的并不是一条轻松的路。但也正是在这条路上，它完成了从“一个中文班”到“一所学校”的变化，也完成了从“解决几个家庭的问题”到“回应一个群体需求”的转变。

而对于这所学校来说，成长并不是终点。规模只是表象，真正支撑它持续生长的，仍然是课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孩子们到底学到了什么，老师们怎样把课讲得既扎实又有温度，学校又如何在语言之外，把文化、归属与成长一点点交到下一代手里。

这，也正是下一篇要继续讲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