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文|陈保琳
在明末清初的金陵（今南京），曾出过一个铁杆书迷。这位痴迷于读书、藏书且家中典籍宏富的藏书家叫黄虞稷，为方便读书他还专门订立了互换借书的君子协约。
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明代晋江（今泉州）人。从小受父亲熏陶，七岁能诗，且刻苦好学，嗜书成癖。其父黄居中一生酷嗜典籍，为官前就经常四处借书阅读，每得异本，即使鼠咬残破、蠹鱼蛀蚀，也无不珍重携归，并亲手补缀、抄录；为官后他的俸禄多用于购书。黄居中一生藏书达六万余卷，为了收藏这些书籍，他在金陵建“千顷斋”，其中以明人的著述最为齐备，上迄明代十六朝帝王大臣下至百姓文人诗文笔记，无不搜讨网罗。
定居金陵的黄虞稷，十六岁入县学，博洽群书。父亲去世后，母亲对他要求严格，“汝宜引避，有先人遗书在，当尽读之，勿躁也。”黄虞稷谨遵母命，一边慎守先世藏书，整理先父遗藏，“晓夜孜孜，不忘雠勘”；一边广搜博采，使家藏增至八万余卷，且多善本。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藏书家钱谦益的《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载：“戊子之秋，余讼系金陵，方有采诗之役，从人借书。林古度曰，晋江黄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书甚富，贤而有文，盍假诸？余于是从仲子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连钱谦益这样的大藏书家到黄虞稷家中，都能读到未曾见的明代书籍，可见其藏书之独特和丰富。
为了丰富藏书，黄虞稷四处搜讨，每见善本，常常不惜重价收购，每当听说亲朋好友间有人得罕见之书或是善本，他一定设法借阅、抄录。
距离黄虞稷金陵“千顷斋”十余里的龙潭，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叫丁雄飞，藏书两万余卷，黄虞稷经常去丁家借读、抄录，两人很快成为挚友。他们二人还制定了借书的君子协约，作为借读对方藏书时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每月十三丁至黄，二十六黄至丁。为日已定，先期不约。要务有妨则预辞。不入他友，恐涉应酬，兼妨检阅。到时果核六器，茶不计。午后饭，一荤一素，不及酒。逾额者，夺异书示罚。舆徒每名给钱三十文，不过三人。借书不得逾半月。还书不得托人转致。”为了借书时招待对方，还要给对方的车夫赏钱。二人在约定的日子里，彼此总是尽出家藏本，谈书论学，互通有无，读书相长，相互质疑问难，成就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黄虞稷也从丁家抄录了许多秘本古籍，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家藏。
更可贵的是，黄虞稷还与明末清初官员、文学家、收藏家周亮工的儿子、藏书家周在浚商定，从各自家中精心挑选出唐宋秘本藏书九十六种，详细校订编写了《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一卷，刊刻发布，征求有实力的有识之士刊印出版。
此举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响应，后来清代最早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通志堂经解》就收录了黄虞稷、周在浚提供的经部书籍。接着，官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及私刊《知不足斋丛书》中，都刊印了《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中的绝大部分珍籍，使得许多本来很有可能亡佚的珍本古书能够流传于世。
不仅如此，家学深厚的黄虞稷深谙经籍目录之学，在其父亲所编《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的基础上，编成《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目录之富，体例之严，冠于明代以后诸家目录。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为：“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
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馆纂修《明史》，内阁大学士徐元文担任总纂修官，他听说黄虞稷“学问渊博，文笔雅健”，推荐其参与纂修《明史·艺文志》，黄虞稷所编纂的《艺文志稿》备受当时以及后世学者称赞；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又被推荐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由此可见，在编纂典籍上，读书迷黄虞稷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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