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读”不够，还应“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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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不知从何时起，提到西汉刘向的这句名言，人们往往忽略了“善”字，只剩下“读”，遂出现“有学问的无知”“饱学的蠢材”“读书越多越愚昧”等现象。

“善读”不是简单地“读”，其难在于“善”的标准与时俱进，在多元化时代中，尤难把握：网络阅读算不算“善读”？休闲阅读算不算“善读”？读完就忘怎么办？趣味阅读是“善读”吗……

“善读”有门槛，离不开智者的提点与个人的努力。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从这几本书中，或可窥“善读”门径。

走了千年，为何迟到

提到书籍史，足令国人自豪：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纸（古埃及莎草纸因纤维未重组，不是纸）、最早的活字印刷术皆诞生在中国。加之阅读文化发达，穷家亦以“子孙读书”为第一要务，可证我们自古就是“爱读书的民族”。但少有人追问：为何印刷术发明千余年，直到清末，印刷品仍未取得压倒性优势（现存古籍中，可能50%以上是手抄本）？

在《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周绍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中，作者提到清末来华传教士米怜遭遇的“文化震撼”：“当来了一个急活，就叫来一些工人，每人给一小片木头，上面留有一两行或更多的空白。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刊刻。”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美］周绍明 著，何朝晖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

这些工匠不依赖复杂工具、宽大厂房，效率惊人（与使用英式印刷机相当），工资仅伦敦工人的1/60至1/80，手雕版可用2千至4万次，近当时欧洲水准。考虑到中文字数多，西方传教士们也认为：中国不需要活字印刷。

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失去的可能性”，即某一因果关系剥夺了其他选择。但造成“失去的可能性”的，依然来自传统心态：鄙视商业；对资本聚集的制度性防范；以重文化为名扼杀多元性；“内卷化”压低人力成本，挤占技术升级的利润空间；绝对正确观抬高试错成本……

活字印刷术在欧洲诞生的第一个世纪，出版了1亿本书，相比之下，中国却少了许多。历代皇家力推阅读文化，编纂国家级百科全书，但只供御用，终毁于火灾。少数向高官开放，他们能偷尽偷，被偷走的书或秘藏，或流入收藏品市场，几失传播知识的功能。

本书作者发现，中国古人对阅读多道德礼赞，少谈实用性，渐成盲目崇拜，如成立“敬惜字纸会”，字纸不可随手丢弃，须礼敬焚化；在苏州虎丘，竟有修鞋匠钱近仁墓，他生前好读，其实同代文人并未提到或赞同他的主张，“好读”加“身份卑贱”使他被抬为道德象征。

只赞美“读”，而不计“善读”，难怪早发晚至。可见只有技术进步未必能驱动社会进步，当文化、制度、社会等拒绝进步时，好技术也会明珠暗投。

《书籍的社会史》通过对书籍收藏史、印刷术流变、阅读史等的深度钩沉，道尽大历史的苍凉与幽微，深刻之外，颇显丰赡。

唯有阅读，才能突破幻觉的重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有六万册藏书，平生最恨人问：你都读了吗？的确，就算一天读一本，100岁也只能读三万多本，这么看来略萨似乎太浪费了。可本本读完就不是浪费吗？正如字典收几万字，而三千字已够日常使用，但多余的字则代表着更广阔的世界，它必须大大多于“有用”。

在《阅读还有未来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出版）中，哲学家斯坦纳讲述了父亲的故事：父亲两度逃亡，一次是从维也纳到法国，因他当时感到人们对犹太人的敌意，朋友劝他，大家只是说说而已，没实质影响，但他还是选择离开；另一次是从法国到美国，因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讲，亲人劝他：好容易在法国站住脚，为何放弃？那些演讲只是政治宣传。但他父亲知道，希特勒怎么说，就会怎么做，而法国邻居们不待纳粹下令，便会争相举报。

《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乔治·斯坦纳、拉明·贾汉贝格鲁 著，顾晓燕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出版

斯坦纳的亲戚大多死于集中营。拎包就跑是犹太人的必修课，正如他们一生在阅读。阅读给斯坦纳的父亲以超然智慧——不被短期利益、个人情怀遮蔽，而忽略更广阔的世界。

二战后，斯坦纳想去法国上大学，父亲劝他：法语不是世界语言，你应该学英语。父亲会说多种语言，他不听劝告，执意让斯坦纳从小就不断学新语言，在他看来，每种语言都是独特的世界，有不同的信仰、历史、情感、悲伤与爱。用新语言阅读，将领会到不同的爱。

让斯坦纳愤怒的是，父亲式的阅读正在消亡，代以“学知识”，这让现代人日渐丧失道德敏感，甘为野蛮体系的同谋，还要努力去做这个世界的“幸存者”。一切只能“有用”，可“生而为人，便是与人说乌有之事”。如果失去“乌有之事”，只剩搞笑、娱乐、刺激，斯坦纳的父亲当初还会逃走吗？

不是事实建构话语，而是话语建构了现实。破解不了诗意时，人们就会将其简化为偏好或冗余，唯有阅读，才能带我们突破幻觉的重围。在斯坦纳看来，真正的阅读必与心灵相关，必指向人生复杂的悲剧性，必时时提醒我们逃离，而不是被环境改造，成为“溺毙在广博的知识海洋中”的傻瓜。

“阅读还有未来吗？”对休闲阅读者来说，这似是伪问题，而对于像斯坦纳一样曾从阅读中获得启示、用阅读维系精神生活、坚信后者不可或缺的人来说，他们会被本书的悲情与纯粹深深打动。

阅读无定法，妙在嘈杂中

“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愣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以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带着上课受训的念头，遭遇了老舍的《读书》，收在《大师们的阅读课》（三卷本，张嘉宇、秦霄编，九州出版社2026年出版）中。

《大师们的阅读课》（三卷本），张嘉宇 秦 霄 编，九州出版社2026年出版

老舍不爱读《三字经》，也不爱读科学书或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而是“遇着什么，就读什么”“读得很快，而不记住”。此外，“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以免别人作大惊状：“嘿，你读《啼笑因缘》？！”

老舍的读书法只是一斑。这套书名为“课”，却无“课”的单调与僵硬。在书中，还有丰子恺的读书法：为学日语，他在日本报了英语班，“目的是要听这位日本先生怎样地用日本语来解说我所已懂得的英文”，他留日仅八个月，却收获甚丰。还有邓拓的读书法：“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还有夏丏尊的读书法：“读书并不是风雅的勾当，而是改进生活、丰富生活的手段”“该读什么书，要依了生活来决定选择”。还有蔡元培的读书法：“第一是不能专心”“第二是不能勤笔”，甚至“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还有孙伏园的读书法：“不把书当作书读——这就是说：书如一件器具，器具里面装有食用的东西。如果把食用的东西抛弃了，只抱住一件空器具……那便上了书的当了。”还有孙福熙的读书法：“中国人把读书看得太苦亦太尊贵了，于是与世界事物脱了关系”“一个法国人走进图书馆去，简直同走进戏院、电影场去是一样的性质”……

传播学大师波兹曼说，古往今来，读书人的要求都一样：离我远点。阅读让个体暂时挣脱群体——在过度强调沉浸感的网络时代中，这是正失传的技艺。唯有独自突围，方能发现人类精神共通处——我们会为同一本书流泪。“阅读共和国”高悬在阅读者的头上，支撑起他们的精神生活。

阅读只能是各自的暗夜行路，各自承担孤独、寂寞与悲伤。这决定了一切阅读课都注定嘈杂、多元、复调，正如本套书中所呈现的：阅读无定法，妙在嘈杂中。

读书态度应如是

“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具体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方法，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在《周雪光阅读笔记》（全二册，题为《韦伯与社会科学的视野》《思想与历史的火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出版）中，周雪光这样写道。

《韦伯与社会科学的视野：周雪光阅读笔记》《思想与历史的火花：周雪光阅读笔记》，周雪光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出版

仿佛重回大学课堂，听老师讲“经典小说能反复读，20岁、30岁、40岁，读的感受完全不同”。20岁时读了五遍《红楼梦》，30岁时读了两遍，40岁时却抽不出时间了……每遇自称“不喜欢《红楼梦》”的读者，都为他遗憾，他错过了一种思维角度和方法。

而我读周雪光这套书，始为自己遗憾——读过韦伯这么多书，竟从没看懂。

首先，韦伯从没说“新教伦理”是通向理性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其次，理性资本主义有具体定义，“无止境的盈利欲”自古便有，它并不冲击旧制度，还往往与其媾和；无近代信仰、文化加持，商业繁荣反会发展为掠夺资本主义。其三，韦伯从比较历史入手，而非价值判断。其四，旧观念如长老制度、等级制度等，可能深嵌入文化传统中，被自然化或超自然化，也因此被合理化。基于传统的权力管制格局下的经济生态，很难正确理解韦伯思想，乃至看不到国家重商主义或可带来富裕，却无法达成理性，因而不可持续。

作者给出一个有趣案例：在国内银行转账，工作人员几次提醒别上当，充满人情味；在日本商店购买食品，售货员反复提醒保质期仅剩两天，不打算马上吃，应换另一件；在德国买火车票，售票员总提醒有更省钱的选择，买两张单程票不如买一张往返票。

同样是商业，同样表达善意，中国重人情，日本重规则，德国重实利，“不同文化下人们的经济活动的确有着引人注目的差异”。

学问总在进步，今天看韦伯的书，结论未必正确，论证难称严谨，但未经严格学术化束缚的穿透感，能瞬间打通读者的任督二脉，让人感觉痛快淋漓。世间的书很多，能给人启示的却不多。

这套书除了用100多页细讲韦伯外，还有对《旧制度与大革命》《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蒙塔尤》《统治史》《文化的解释》《屠猫记》等名著的精读，娓娓道来间皆有一剑封喉般犀利。好书评是抵达佳作的高速路，如网友所说：“或许不能从中学会如何写书评，但能从中学到读书应有的态度。”

原标题：《只有“读”不够，还应“善读”》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本文作者：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