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筚路蓝缕求学路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马 成

　　刘大杰（1904—1977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并曾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被视为“文学史研究领域内具有系统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部文学史样本，确定了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本范式”。刘大杰被誉为“20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有书信往来。

　　寒灯纺影里的文学启蒙

　　1904年12月，刘大杰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县柏祥镇十步乡的一个乡村里。其祖父为清末县衙的武官，育有5子，第二个儿子即刘大杰的父亲，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其父便举家迁到乡下半茅半瓦的3间房屋，刘大杰不满1岁时，父亲病重去世，当时家境日益破败，母亲带他投奔外婆杨家。刘大杰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刘大杰没有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得到自己母亲的指导。刘大杰的母亲在幼年读过三四年书，所以对于刘大杰的启蒙教育，她是胜任并感到愉悦的。刘大杰最早接触的是《三字经》。母亲教他读，让他背，讲解给他听，有时候哥哥或姐姐在旁边指点他。在这种环境里，刘大杰的成绩很好，不到两个月，他就能背诵下来了。母亲又指点他阅读《唐诗三百首》《儿女英雄传》等书籍。她常常一边纺纱，一边教刘大杰学习唐诗。刘大杰在旧体诗词方面的造诣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基础。

　　秋冬雨季是刘大杰的母亲同舅母们纺纱织布的时候。一到了晚上，三四张纺纱的车子摆在堂屋里，中间悬着一盏有斗篷的大煤油灯。母亲一面纺纱，一面教他读书，开始是五言诗，后来是七言诗。母亲读一句，刘大杰读一句，念了六七遍后，刘大杰便背下来了：“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这首诗，刘大杰读得最熟，因为他母亲最喜欢这四句。当时那些诗的意义，虽说母亲有时也一字半句地解释给他听，他仍是不能了解。但是听到那种音调和谐的句子，他却欢喜得像唱山歌一样。他常是跟着母亲的调子，和着纺纱的悠悠的声音动情地吟诵着。过了不久，他竟然背得出三四十首唐诗了。母亲提起第一句的头两个字，他便接着滔滔不绝地背诵下去。

　　刘大杰只读了不到3年书，但他自己下了苦功，可以写出简短的文句，一知半解地阅读《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小说。刘大杰12岁时，母亲因心脏病在当年的冬季去世了，由刘大杰的大舅料理后事。在北京读书的哥哥收到快信后匆忙赶回家，一到家就得了重病，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刘大杰把老家剩下的3间房子卖掉安葬母亲后，遗留给他的只是长久的怆痛和怀念。此后他在外婆家里当放牛娃，后来又同长工一道耕地。

　　然而却有一件偶然的事情，使刘大杰得到继续读书的机会。他外婆家的村子上办了私塾，聘请一位先生来教家族里的孩子，刘大杰的表弟就在那里上学。刘大杰没能入学，但他渴望学习，他时常偷偷地跑到私塾里，听先生给学生们讲课。一天，私塾先生出了个题目考他的表弟，表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却在旁边回答上来。这使私塾先生大为惊异，觉得这个孩子可以培养，表示愿意收他做学生。在外婆的资助下，刘大杰进了私塾，阅读“四书”“五经”，也接触了一些古代诗文。

　　尘俗烟火中的向学之路

　　14岁时，刘大杰来到岳阳城，投靠在他一个姓吴的表叔开的客栈里。这位表叔为人忠厚，建议刘大杰去找做了贫民工厂厂长的三舅，到那里去学一门手艺。刘大杰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企盼，便去找三舅，在三舅的关照下，刘大杰进入了纺织科。进去的前两个月是学徒时期，因厂里补贴伙食，供给房子住，刘大杰不贴钱。两个月以后，如果业绩好，能够单独做工，每天出成品，一个月可以得到2块到3块钱的补贴。刘大杰当时学的是织毛巾。

　　贫民工厂的生活，是刘大杰人生中的一个关键。他在那里认识了工厂的书记员彭养吾。刘大杰知道彭养吾和他的哥哥是中学同学，并且他们当时在学堂的时候感情最好。毕业后，哥哥进了北京的学堂，彭养吾没有考取，就在县里找事情做。彭养吾曾对刘大杰说，他的哥哥死了，真可惜。这样谈了几回话，刘大杰发现彭养吾对他比起任何人都要亲切，富有同情心。彭养吾认为刘大杰活泼聪明，还是进学堂读书好，认为刘大杰能够考取中学，并且表示可以晚上帮他补习数学、英文。

　　因为没有钱，刘大杰之前对于读书这件事，早已不再奢望。彭养吾介绍，有两个免费的学校，一个是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个是位于武昌的湖南旅鄂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投考的人多，考进去难一点。湖南旅鄂中学专收武汉三镇的工商子弟，比较容易考。彭养吾建议刘大杰暑假的时候试试，建议他尽快开始学数学、英文，还鼓励刘大杰算盘打得那么熟，笔算也是一样的道理，学起来会很快。从那以后，刘大杰就在彭养吾的辅导下，每夜不间断地补习数学、英文，天亮就起来，夜里12点才休息。织毛巾的时候，洗脸吃饭的时候，刘大杰无时无刻不在记数学、记英文，他将全身的精力，一生的希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1918年3月到8月，将近半年，刘大杰学织毛巾，每月已经可以得到厂里2块钱的津贴，数学、英文也学习了一些。8月中旬，彭养吾让刘大杰去试试旅鄂中学的第二次招考，还送给刘大杰5块钱做路费。彭养吾表示，有一个姓赵的表弟在那里读书，并为刘大杰写了一封介绍信。刘大杰在武昌投考的时候，靠彭养吾介绍的赵君照顾。旅鄂中学第二次招考，只取20个人，牌一挂出来，刘大杰的名字排在第19名。刘大杰正式入中学就读，将近14年的漂泊无定的生活，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旅鄂中学是由湖南竹木商人捐钱，在武昌办的一个救济湖南贫民子弟的中学，不收学费，但餐费、校服、课本等费用需自理。刘大杰当时向学校请求半工半读，从二年级起，他去协助学生膳食工作，主要是养猪。刘大杰那时候比较穷苦，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帮学校养猪、打扫卫生、课后擦拭黑板来冲抵学费。他在旅鄂中学读书期间，得到国文教师姜济凡的赏识。有一次，他作了一首旧体诗《卖炭儿》，姜济凡看了十分欣赏，认为他很有作诗的才华。在姜济凡等人的帮助下，刘大杰在学习上进步很快，入学时他是班上倒数第二名，但最后却取得了全班第一的优秀成绩。

　　名师门下的文史初心

　　1922年，刘大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旋即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后改组为“国立武汉大学”）。当时，有许多著名学者在中文系执教，作为刘大杰终生怀念的良师挚友，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郁达夫。据刘大杰自述，他走上文学道路，最主要是得益于郁达夫的指导和帮助，他曾经引用李义山的“平生风义兼师友”来形容自己和郁达夫之间深厚的友谊。那是在进入大学的第三年，刘大杰以逃婚为题材创作了小说《桃林寺》，经郁达夫介绍，刊登于《晨报副刊》，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