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法背后，是极为猖獗的民企腐败

今晚清华“三农”讲坛第56讲，饿着肚子听完，10点刚吃完饭。谈谈最近的两件事：国家市监总局“幽灵外卖”执法中出现的暴力抗法，以及两高新发布的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的解释二。

先说一个老故事。好多年前，有一位比小镇年长近10岁的，晋升处级后果断选择辞职，他说到了处级，继续从事公职的性价比已经很低了，不如抓紧变现，辞职后去互联网公司拿了大概200万综合年薪，是体制内的20倍，关键工作强度比干公务员小多了，再也不需要节假日周末加班，实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也少了很多约束。

这不是重点，入职后按要求先接受封闭培训，在接受培训前，这位感慨的说，你们记住我现在的样子吧，等接受完封闭培训，估计我就要被洗脑成另外一个人了。后来果然大变。

小镇当时有些幼稚，还觉得应该思考下，为什么一个接受党和国家十几年教育的人，才接受一家民营公司短暂时间的培训就被洗脑了，这背后有什么深刻的问题。

现在想明白了，人生全是一场戏，这位不是被洗脑了，而是通过培训搞清楚了即将入职公司是什么玩法，老板们希望看到员工们演出什么样子，于是他就进行了一场完美的表演。

小镇之所以说他是表演，按照协议，综合年薪中相当一部分是期权，需要工作满一定年限才能逐年兑现为股票，然而在即将拿到第一笔钱之前，他果断选择了再次跳槽，虽然说新跳槽岗位收入更高，但如此果决，都不肯多待几个月拿大几十万，也看得出来他本人对这家公司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是很不满的。

这位如此通透，也是活明白了。

但在大公司尤其风口浪尖的互联网公司，有很多人拎不清自己是谁了，当一个公司基层干部，个人年薪上百万，手底下管几个人薪资包和经费包加起来上千万，就觉得自己牛逼极了，再日常代表公司去跟各地厅处级打交道，迎来送往的，就觉得自己能直接对标体制内级别了，动不动看不起这、看不起那。

就说一个人吧，是从某核心部委副处辞职出去的，去大互联网干了几年所谓的总监，其实这就是对外头衔罢了，互联网公司对外部门几乎人人总监。这人都辞职多年了，接受地方监管部门约谈的时候，还忍不住拿出上级单位领导的架势，直接指导该如何工作。

这还只是基层，等升到中层比如部门负责人，就是总经理也就是GM，开始觉得自己是领导了，怎么着也得对标体制内厅局级实职，论官僚程度和山头主义，远超体制内。

毕竟在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体制内小兵得罪领导，有法律和编制保护，不违法不违规，领导也不能怎样，领导敢乱来，大不了去纪委监委聊聊；但民营企业就不一样了，包括直属老板在内的一切老板，真要恶心一个人有的是办法，到了GM这个级别，说让人滚蛋就得滚蛋，打仲裁？大不了加背调黑名单，再来上两年“一裁两审”。

企业尤其民企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管理松散，存在大量的混乱和灰色空间，管理学上将其定义为“灰度管理”。其实就是因为民企缺乏有效管理，老板管理能力有限，对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约束，导致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被动的灵活，搞理论研究的搞不清楚公司内部到底怎么回事，还真以为灰度是什么创新，说白了就是掩饰无能罢了。

所以，这些年随着法治监管正规化、大量灰色地带消失，政府关系、政府事务、公共关系类岗位需求快速减少，但企业内部管理强化，有刑侦、审计、纪检等工作经验的，特别受企业老板欢迎，重点就是对内动刀。

不动刀不行啊，贪污腐败太严重了。比如搞一个线下推广活动，申请经费100万元，负责的会展公司、宣传推流公司、物料公司，全都是关系户，这100万砸下去，才拉新十几个人；还有像内容领域，搞个节目之类，预算1000万，按公司规定要招标，但暗箱操作太容易了，还是给到自己的关联公司，1000万恐怕能有200万用到实处就不错了，至于节目做出来质量不好，简单，刷数据、做PPT呗，这都是最常见的小儿科了。

而像业务部门，什么级别有多少的贪腐额度、能吃多少空饷，几乎都快成明面规则了，公司老板能怎么办？总不能把整个公司的人都查一遍吧？查了以后难不成有问题的都开掉？先不说公司能不能继续运转，公司的口碑还要不要了？

所以民企老板最后就算抓到了贪腐，只要认错态度可以，多少退一点，多半也就放一马，允许带着贪的钱辞职了事。

更多操作懒得多说，反正记住一个原则：人性是互通的，监管越少的地方，腐败一定越严重。

中国当前最腐败、最官僚的就是民营企业，尤其民营企业的大公司。这也是透明国际说的，透明国际的“廉洁指数”，其实全称是“廉洁印象指数”，十几个美西方智库对各国廉洁印象进行主观打分，对中国当然存在严重歧视，但就算这样也肯定中国政府的快速进步，认为中国腐败最大的问题在于民企的不透明和存在严重腐败。

不要觉得民营企业腐败只损害公司老板利益，想想看如果一家公司被内部贪污搞垮，提供的就业怎么办？而大公司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公共管理能力，尤其是大平台。

因为灰度空间、缺乏监督，导致一家企业尤其大企业内部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每一个节点上的利益相关者都很可能获取不当甚至非法利益，于是这一整个链条最终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山头又组合成山脉。

个人可能会对公司制度存在敬畏，但利益组成的内部大小山头一定会突破公司制度的边界。更何况很多公司的制度还停留在起家阶段，根本谈不上有效的治理，不过是用高速增长掩盖内部的严重问题，一旦增速放缓，问题就要爆发了。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高层、中层与公司老板之间，利益并不一致。很多公司内部的管理者，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下，很容易自视甚高，把内部忽悠、洗脑员工的东西，真的信了。比如这次暴力抗法，某平台工作人员用门故意夹断执法人员手指，还聚众冲击办案现场，推倒前一天刚断了手指的执法人员，导致头部重重磕在地面被送去急救。

这种行为很难理解，可能会以为是公司老板的吩咐。在小镇看来，未必，公司老板家大业大，真不至于吩咐手下公然违法，尤其是暴力抗法，这可是要涉及犯罪的。

更可能是中层管理者平时蛮横惯了，正如前面所说，觉得自己可以对标体制内处级、厅级，对执法人员不屑一顾，甚至觉得自己年薪百万，一个小公务员才那点钱，算个什么啊。

再加上习惯了平台的小圈子，觉得自家平台无所不能，到了关键时刻，就习惯性暴力抗法。

而暴力抗法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是瞧不起执法人员，也可能是觉得自己为公司如此拼命，公司老板肯定不能不管，而自家公司这么强大，肯定能平事。

这种心态，就是没搞清楚自己不过是打工人，连公司股东都不是，还真以为有个总经理、总裁的头衔，就不是打工人了？就真能对标有法律和编制保护的公职人员？想啥呢，私营企业归根到底是服务老板和资本，真要出事了，还指望公司把自己保了？

真要说起来，几十年前野蛮生长时代，那才叫公司养的“死士”，都2026年了，就赚工资而已，什么白领金领还是打工人，就这么点钱，拼什么命啊？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概率还很大：不仅监管部门想查“幽灵外卖”，公司老板可能也想查，只不过公司老板是看着执法已经拦不住了，但可以借这件事，清理一批人。

这么大的违法操作，里面得有多少利益？就说这个转单，总得有抽成吧，平台也总有些促销补贴活动吧，既然转单了，这抽成和补贴怎么分呢？甚至这平台的订单，凭什么交给这家转单呢？

而打工人“死士”一般暴力抗法，恐怕也不是为了公司，而是想要遮掩自己的问题。

基于这个背景，就好理解两高新发布的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的解释二了。

目前最关注的有二：

一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案标准从过去的30万提高到300万。

这事很简单，恰恰是为了加强反腐。

30万的立案标准是1999年确立的，27年来GDP都增长了15倍多，这就导致现在哪怕是些苍蝇，也很可能涉案金额超过30万，因为现在反腐力度很大，办案机构人员紧张、根本办不过来，所以对这些苍蝇，就倾向于简单化，也不去细查，直接归口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提高门槛，就是要求贪腐问题要查清查细，一般来说，相比兜底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同等涉案金额查清后的惩罚力度更大。

二是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立案入罪标准与国家工作人员等同。

关于这一条，网络上有很多瞎解读，说什么这是要狠抓公司老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这都是吓唬老板的胡说。

的确，这次解释，拉平了民企职务犯罪与公职人员犯罪入罪标准，过去体制内外执行两套标准，体制外立案和入罪标准高得多，大体上体制外执行体制内的两倍以上标准，有的是五倍。

有些公司里面的员工，就常吓唬或者威胁老板，说不满足什么什么条件，就要去举报，让老板坐牢。这就没搞清一个基本道理：私企归根到底是老板或者合伙人们所有的，无论是职务侵占还是挪用资金，这是老板用来管公司员工的，不是公司员工用来威胁老板的。

老板把钱违法违规的拿走了，这是税务问题，比如挪用公司资金，到期没有归还，那就视同分红要求补税就行了，顶多就是追加税务方面的罚款；真想把这个罪名落到老板头上，那也不是员工有资格说的，得是公司的老板们，也就是合伙人之间产生矛盾，这时候才能以这个罪名把人送进去。

所以，两高的解释二，不是针对老板，现在网上很多人解读为所谓“民营企业老板挪用资金罪”，这是怎么拍脑袋想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解释二，恰恰是帮助公司老板进行内部反腐，是公司内部治理严重缺乏有效工具，不得不依赖政府提供的法律，将公司内部治理某种程度上公共化。

所以财务、采购、营销、库管等等跟钱打交道的部门，可要小心点了，以后公司老板抓住了，想要立案入刑的难度低得多，再加上现在本来就开始炒作AI替代，很多公司更加重视现金流而不是无效规模扩张，本就想着裁员，与其支付裁员赔偿，还不如干脆绳之以法，裁员补偿省了，还能把过去贪的钱追回来。

其实这次司法解释是在前期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比如立案标准下调，早在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二）》修订后就下调了；而入罪标准方面，以职务侵占为例，此前根据《贪腐贿赂司法解释（一）》第十一条，入罪门槛是6万，新的《解释二》下调到3万。

这也是反腐败进入新阶段，要从体制内、国家工作人员、党员干部，深入到全社会，尤其是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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