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越南人，参加中国革命12年，曾成为中越高层的特使

1950年2月的一天清晨，南疆凭祥口岸笼着薄雾，一辆旧吉普车在边检站前停下。车门打开，一位身材清瘦的中年人攥着一封密信，快步走向哨兵，“同志，请把这封信交给周副主席。”声音带着越南口音，却透着笃定。守卫敬礼放行，他就是李班——曾在中央苏区闯荡，后被胡志明派回中国担任特使的那位“第二洪水”。此刻，他肩负的任务，是为陷入困境的越南抗法战争争取北京的援助。

1912年6月，李班出生于西贡近郊的隆安省芹德县。家境殷实，却无法为他挡住时代风雨。法国殖民当局的压榨、巡警的皮鞭、工厂门口的血迹，成了少年李班最初的社会课本。进了堤岸法文中学后，他发现课堂里吟诵的共和、人权，与街头见到的殖民枪口对比强烈。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语文老师范文同——后来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人物。范文同常把《国际歌》悄悄抄在黑板角落，意在启蒙学生。李班受此熏陶，1930年2月加入“东洋共产党”，从此一条红色道路在脚下延展。

同年秋天，大搜捕降临。李班被捕入狱，因外祖父托人疏通才得以保释，但被软禁在家。党组织相继被破坏，他孤身一人。1933年初，经华侨党员引荐，李班从堤岸上船，经香港，到汕头。潮湿的海风扑面而来，他已下定决心——要去中国革命心脏地带。

在汕头，他先在一家诊疗所打杂糊口。一次偶遇，结识了曾为红四军采买军需的王建良。几杯普宁单丛喝下，两人意气相投，李班表明心迹：要进中央苏区。松源党支部书记陈仲平随后安排交通员，途经梅县、上杭，把他送进瑞金。迎接眼前的是漫山的红旗、激昂的号子，还有那所被称作“马列学院”的中央党校雏形。会法语的李班很快成了法文教员，又在陈潭秋、何叔衡见证下，恢复越共党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古、张闻天向他请教法语词汇时，曾打趣：“这位同志是我们的小字典。”

1934年1月，他以外籍代表身份列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和同乡洪水相识。命运却在秋季急转：中央红军准备长征，洪水被编入干部团，而患疟疾的李班被留下，转赴福建坚持游击。一次渡河行军，他在激流中病发昏厥，被水冲到岸边落入国民党之手。铁窗数月后，因“两广事变”意外获释，他靠乞讨与徒步，磕磕绊绊走到梅县。

饥饿与牢狱并未挫败他的斗志。黄近垣等地下党员将他从潮安监狱保释出来，先治疗后安顿，再把他带回汕头。1936年冬，南方临时工委批准恢复他的党籍，任命他为中共韩江工委书记，自此李班化名“李碧山”。他往来潮、汕、梅、揭乡镇，重建组织，开会常借寺庙、祠堂，灯下悄悄填入新的姓名。正是在松口，他发展了温碧珍——这位校女教师后来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全面抗战爆发，潮汕学子请愿、罢课声此起彼伏。李班抓住时机，8月在汕头发动青年救亡同志会。紧接着，妇女会、教师会、华侨抗日后援会雨后春笋般出现。1938年初闽粤赣省委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他被推为省委宣传部长。同年6月，南澳失守，汕头危急，他调回梅县负责中心县委。日军随后占领潮梅腹地，游击根据地势在必行。1944年秋的密林夜谈中，他与林美南、朱曼平定下方略：兴梅区与潮汕区分兵设防，依托崎岖山岭，建立人民武装。

1945年2月，韩江纵队在梅州山区宣告成立。李班身披灰布短衫，给新兵讲解游击战术——“枪去哪里打？打夜里最亮的那盏灯！”至日本宣布投降，韩江纵队已扩编六个支队，三百余枪枝，配合东江纵队，封锁了敌后交通线，掩护了数万灾民北撤。潮汕光复那天，他站在紫菜岭俯看收刀的日军，内心却在琢磨另一桩大事：祖国越南已举起独立旗帜，自己该回去了。

1946年夏，中共中央批准他的请求。告别战友时，老兵们在潮汕驿站摆了几碗米酒。有人劝他留下，他只是摇头微笑：“树要有根，人也要有根。”携夫人温碧珍和7岁的李新华，他北上广西，再折返河内。回国不久，他被任命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专司华侨与外援事务。彼时，法军重返印度支那，局势凶险。1946年12月，河内爆发枪战，胡志明率中央撤入越北山区，准备长期抗战。需要外援，尤其是邻国中国的支持，成为当务之急。

胡志明想起李班与中共高层的渊源。当年中央苏区的并肩作战、与博古等人的忘年交，都是宝贵的“人脉”。“这趟差事，还要劳烦同志了。”胡志明握着他的手缓缓说道。带着胡志明致周恩来的亲笔信，李班翻山越岭赴京，成了中越关系的破冰者。

北京方面迅速响应。李维汉、徐冰先行接洽，随后派罗贵波率顾问团跨过友谊关，与武元甲、洪水会师越北。援助线自此打通：步枪、机炮、医药、教官络绎南下；在广西的训练基地一夜间热闹起来。1954年奠边府响起胜利的礼炮声时，李班正在前线指挥所做法语翻译，目睹法国指挥官笔端颤抖地签下投降书。

战后，李班转任越南人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出掌贸易口，常年往返于北京、南宁与河内之间。他擅长穿梭磋商，既懂毛泽东的思维，也熟稔胡志明的谋略，成了两国高层之间的稀缺纽带。上世纪50年代，他曾陪同范文同、黎笋等十余次访华，促成了越中友谊公路、海防—昆明国际通信、军火援助等一系列协议。周恩来见到他，总喜欢半开玩笑：“班兄这回又来‘要’什么？”他笑着回应：“带着越南人民的感谢而来。”

然而，历史的转折常常猝不及防。1975年越南统一后，政治格局生变。黎笋上台，亲苏疏中的路线迅速显山露水。与中国渊源太深的官员被视为“可疑分子”，李班首当其冲。先是被排挤出外贸部核心，再是赋闲家中。1979年中越边境炮火声起，清算浪潮席卷河内。李班全家被隔离审查，儿子李新华、儿媳邓金娜先后丢掉了工作。李班卧病在床，心脏病时常发作，却买不到救命药。

有意思的是，黎笋当局顾忌他在军队和侨界的威望，一度犹豫如何处置。这种冷处理拖了两年，直到1981年中秋前夜，李班病情恶化。9月30日凌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年仅69岁。临终前，他拉着儿媳的手轻声说：“别忘了，这段情谊总有人记得。”

两年后，中越边境尚未解冻，中国外交部门仍为李班家庭奔走。1983年夏，李新华夫妇以及孩子获准离越南回到广州，在暨南大学任教。李班长眠于河内郊外一座小公墓，墓碑上刻着两行字，意为“为越中友谊奉献生命的共产党人”。他的名字在中国公开场合被提起并不多，可懂历史的人都清楚：如果没有当年那封递到中南海的信，没有那个口音略重的翻译，1950年后的亚洲地缘图景或许并非今日模样。

回想这位“第二洪水”的一生，12年中国烽火中淬炼的理想，后来又化作奔走中越之间的执着身影。命运给了他跌宕，也给了他舞台。他的故事提醒后人：边界线可以改变地图，却挡不住信仰穿越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