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汪精卫都厌恶的汉奸，花200金条逃走，晚年出书5元售价无人买

1939年深秋的秦淮河畔霜气微凉，灯影摇晃。酒楼包厢里，任援道举杯向一名日本宪兵少佐低声劝酒，外面的巷子里却传来远处爆豆般的枪声。他放下杯子，笑意未减，手指却在桌下不停敲击，像在计算某个隐秘的账目——这幅画面恰好道出了他一生的底色：算计，永不停歇。

任援道生于1891年江苏宜兴。家中是典型的富户兼书香门第，祠堂楹联挂着“耕读传家”四字，他却对耕读两件事都无大兴趣。保定军官学校的几年里，他枪法平平，却把一手小楷练得极俊秀，老师夸他“字里藏春风”。旁人以为这株苗子会在翰林院开花，谁知他心里早盘算着另一条道：军政混杂的江湖，才好腾挪。

辛亥革命后，他在汉口混了个营长，见形势扑朔，立刻请辞返乡。叔父任凤苞彼时在天津交通银行担任要职，将侄子招进造币厂。本可安稳度日，他却盯上了厂里流转的银元，先是小数额试水，随后一口气卷走五万余元设备款。天津的通缉令贴了满街，他已在南昌督军府出入自如，头一偏，微笑如旧。

1920年代的南昌，军阀蔡成勋正缺钱。任援道带着行贿得来的彩礼——二十万元现洋——把自己从“天津贪污犯”洗成了“金融能手”，捞了一个银号督办。半年后，再卷款潜逃。据说蔡成勋看着空荡荡的库房直跺脚，却抓不住人，谁让省城铁路电报都归任援道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在华北大量招募地方实力人物。任援道嗅到新风向，转身投入，“鬼子要的是买办，我需要的是舞台”，他常这么说。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挂牌，他成了委员，用流利的日语与东京记者谈笑风生；街口的茶客却咬牙切齿，给他起了个绰号——“笔底藏奸”。

随着汪伪南京政权在1940年成立，他被钦点出任绥靖部长兼南京市督办。任援道懂得“手里有兵才有底气”，便将太湖一带散兵游勇、地面械斗团练统统拉拢起来，编成所谓“第一方面军”。番号体面，骨子里仍是渔利的乌合之众。配合日军“清乡”时，这支队伍最拿手的三件事：封村、搜粮、火烧房。渔民早习惯了夜里水面漂来的尸体，只在心里默默咒骂那位“任大人”。

汪精卫并不待见此人。一次茶会上，汪低声嘟囔：“任某若是狐狸，还算可爱；偏偏他是只掺着毒的蜈蚣。”两人客套完毕，各自冷笑，彼此心知肚明。事实上，日本方面更乐意直接同任援道打交道：油滑、贪婪、听话，却绝不忠诚，这样的人对军国主义者来说格外好用。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事逆转，任援道悄悄让心腹赴重庆，给军统递去一份编写精巧的情报，真假掺半。交易款不多，却留下日后“功劳簿”的火种。他曾得意道：“留条后路，免得全盘皆输。”不料，戴笠两年后坠机，线索断了，他的如意算盘成了废纸。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南京城的鞭炮声淹没了枪声，市民在鼓楼口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同一夜里，任援道把两百根金条塞进皮箱，带着三名随从钻进小型飞机。他明白：蒋介石在重庆正筹备“战犯清查案卷”，而自己是名单上的红字。飞机先落广州，再折向香港。曾经的威风，化作码头上七手八脚搬运的木箱。

英属香港表面逍遥，暗处却是特务的游乐场。任援道住进铜锣湾的公寓，门口总有陌生人徘徊。几周后，他把金条分批变现，携妻小飞加拿大。彼时他近六十岁，肺气已经不太好，还坚持穿绸长衫，生怕暴露寒酸。多伦多冬天的雪封住了他的退路，北美的华侨不认这个名字，他只能开小餐馆、卖紫砂壶。生意清淡，房东却不急，能按时收租即可。

有意思的是，他仍痴迷书艺。1972年，已行将七十的他自费印刷《鹧鸪忆旧词》，共三百册，硬壳烫金，却只有五元港币的定价。唐人街书摊老板半推半就收了十本，一周后悄悄退回九本，封皮上沾满灰尘。老板叹气：“写得还行，就是没人敢放家里。”

随着时间流逝，参加汪伪的那些人一个个被军事法庭宣判、或在海外郁郁而终，任援道的信件也越来越少。上世纪70年代末，他写给老友的信里破天荒流露悔意：“当年要是留在宜兴写字教书，兴许能活得心安。”老友把信收到箱底，再没回信。

1980年4月29日夜，他被送进多伦多东区医院。呼吸机声中，他拉住护士的袖子，用带着江南口音的国语喃喃：“算漏了……全算漏了……”凌晨时分心跳停止。遗体停放24小时无人认领，最终由殡仪馆代为入殓。第二天的《世界日报》小字讣告写道：“旅加社团人士任某，于本月逝世，终年八十九岁。”仅此而已。

两百根金条没能换回家国，也没能买来尊重；那五元的诗词集更像一面灰扑扑的镜子，把他自己照得异常清楚。那些精心布局的关系网、脚踩两船的机敏、手腕上的书卷气，一旦战争终了都随风四散。历史从不吝啬留下结尾，却从不替任何投机者写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