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邓颖超从延安来到北平，在平民疗养院认了个干女儿

1937年5月12日，北平西山的云层极低，像是要落到屋檐上。清华外语系女生胡杏芬被抬进福寿岭平民疗养院，脸色蜡黄，胸口咳得发闷。就在同一天，一位自称“李太太”的南方女子也安静住进了她的病房——这一天，距离卢沟桥事变只剩下不到两个月。

病房临窗，一张空床安静地支着。午后，医生带着“李太太”进门。她的眼神清澈，声音柔和，却带着几分军人特有的干练：“胡小姐，多多指教。”胡杏芬点点头，没来得及多想。外面槐花香正浓，她却因肺病而味同嚼蜡。

半个上午过去，胡杏芬忽听对床传来轻轻的哼唱：“猫咪咪，猫咪咪，我爱你……”调子悠扬，像春水拂柳。她心里一动，凑过去小声嘀咕：“歌词记不住，只会这一句。”对面的“李太太”笑着说：“没关系，歌就是让人高兴的，哪怕只剩半句。”一句随和的安慰，让两位病友的距离瞬间缩短。此后，“小猫”“太太”便成了疗养院最常见的组合。

邓颖超隐姓埋名，原因不难猜。她在延安的病历上写着“复发性肺病，需静养”。陕北的黄土高原风沙大，缺医少药；而北平、天津一带的老友与相对完备的医疗条件，是组织劝她北上疗养的重要理由。可一进协和医院就有人认出了那双笑起来弯弯的眼，她只得转入这家收费低廉、平民云集的山间疗养院。化名“李太太”，是给行动安全也给疗养平静。

不到十天，病房气氛变了。胡杏芬原先闭目叹气，如今笑得像初夏的石榴花。她学着“太太”下床活动，从病房走到院子，再到山腰的小亭子。卢大夫本有顾虑，见两人气色渐转，也就由她们去了。大家暗暗称奇：这位“李太太”手中并无良方，却能让整屋人精神一振。有人悄悄打趣：“这人不是大夫，胜似大夫。”

西山深处有处礼王坟，距疗养院两里多路。邓颖超每日清晨必去，沿途青松覆顶，远处能眺见灰瓦金脊的城楼。她常带回些小石子、落叶，给“小猫”讲：石子里有云母，阳光一照就亮；松针捻碎能闻到清香。胡杏芬听得入迷，常感慨：“同样的山路，你能说出这么多门道，可真行。”

天气转热时，果园里的李老汉赶着毛驴来卖杏子，邓颖超常去搭话。一次，她帮忙收蜂箱，手上被蜜蜂蜇了，还笑着说：“这点小痛，比咱咳血轻多了。”老李痛快地送她一瓶槐花蜜，她接过来，径直分给了病房里的人。甜味刚入口，窗外忽传炮声，远远传来急促的枪响，空气里多了股火药味。

7月7日夜半，卢沟桥枪声撕破北平的闷热。疗养院的收音机被挪到走廊，病人、护工挤成一团，听电波那头的零散消息。邓颖超攥着短波耳机，眉头紧锁，轻声说：“十几里外打起来了，估摸着不妙。”她转身告诉众人：“能走的先走，晚一步就难说了。”

停火消息传来又被炮声打破，惶惑在山谷里回荡。男病房住着几名从南口撤下来的十九路军伤兵，血迹未干便被推了进来。疗养院人手捉襟见肘，有人叹气，有人掉泪。邓颖超站在门口对众人说：“慰问他们，总得做点什么。”她和郝威张罗捐款，七拼八凑凑了一百多块大洋，连夜托山下车夫进城买毛巾、纱布、葡萄糖饼干。第二天一早，她带着胡杏芬和几个病友将东西送进伤兵病房，简单鞠了一个躬。一个小兵拉着她的袖口，哑声说：“多谢姐姐！”邓颖超拍拍他肩膀：“好好养伤，前线还等你们。”

7月25日晚，日军飞机轰炸丰台，满城风声鹤唳。疗养院只剩半袋面，卢大夫准备转移。病友们拥到门口，谁也舍不得丢下谁。就在这时，老李抱着一岁多的女儿爬上山路，气喘吁吁地对邓颖超说：“太太，北平要乱，我想把闺女托您带走。”孩子扎着两只小辫，眼睛乌黑，冲她咧嘴直乐。邓颖超眼眶一热，却故作轻松：“小美德，叫声干妈。”奶声奶气的一句“干妈”，把大人们惹得都笑了。

第二天拂晓，邓颖超换上灰布短褂，脚穿草鞋，背一只旧帆布包，包里除药片和衣物，还有一卷立德牌饼干——那是给小美德带的。她站在碎石山路口同病友告别，叮嘱胡杏芬：“多吃，多睡，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一句简单的嘱托，说得极轻，却像磐石压在众人心头。

山谷里晨雾未散，前方传来驴铃声。邓颖超跳上木板车，回头挥了挥手。尘土扬起，遮住了她的身影，也遮住了病友们悄悄滑落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