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9次婚多次抛妻弃子，却被奉为大师，章太炎：黄侃内心善良

1903年深秋的东京夜雨刚停，21岁的留学生黄侃披着单薄长衫，踩过湿漉漉的石板路，冲进了寄宿处的阁楼。室友以为他又写成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论文，谁知他喘着气说：“母亲病了，我得立刻回家。”那一刻，他脸上的焦灼与孝心，成为旁人眼中最动人的剪影。也正是在这看似寻常又极端的情感浓度里，已经可以预见他日后种种“常人难解”的行为轨迹。

从1886年诞生在湖北黄陂的书香门第起，黄侃就被寄予厚望。父亲黄云鹄67岁才得此一子，亲自授他四书五经，小小年纪便能“出口成诗”。7岁那年，他写下《春游》一诗，被父亲同窗王鼎丞看到，当场就做了桩娃娃亲，把女儿王采蘅许给了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神童。看似天作之合，可一纸旧式婚约为日后悲剧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的炮火轰塌了龙椅，也震散了无数老式家庭的天平。1914年，黄侃28岁，已是北京高师讲席上的红人。北平的柳絮刚起，他便邂逅了学生黄绍兰——那位在女校背对慈禧灵位的“刺头”。黄侃的才情与肆意让她好奇，而她的桀骜与清醒又让他着迷。师生之恋在当年已够惊世骇俗，更要命的是，黄侃早有妻室。风言风语飞满校园，他却耸耸肩，连一句解释都懒得给。

想要合法的名分，黄绍兰提出“先离后结”，黄侃却抖落出一张用假名登记的“结婚证”，竟把重婚的风险一笔带过。短暂的甜蜜之后，黄侃又远赴北京，留下怀着身孕的黄绍兰独守上海。八个月后，她挺着肚子站在法庭门口，扯着嗓子喊：“你负我！”法官摊开证件，却发现署名并非“黄侃”，案件就这样草草了结。纸张冰冷，众人无言。

彭欣草的出现，几乎照搬了黄绍兰的剧本。黄侃在北大新开《说文解字》课，茶一杯、烟一支，讲得口若悬河。台下那位清秀女讲师佩着小圆眼镜，眼神里满是仰慕。没多久，北京四四方方的小胡同里又燃起一场新恋情。旧情人成了尘埃，新人却也好景不常，两子出世后，黄侃再度转身。

要数最轰动的，还属1923年武汉的那桩“父亲娶闺女闺蜜”风波。37岁的他，这次爱上的人是女儿黄念容的同学黄菊英。舆论铺天盖地，报纸头条写着“学界泰斗，情场魔头”。学生在课堂上传递着小报，黄侃却大大咧咧，一边点着旱烟一边对坐前排的学生挥手：“骂得好，抄下来，留着好玩。”那股子任性劲，跟他治学时的缜密形成荒诞反差。

离经叛道的脾性不仅体现在爱情场，还在讲坛上张狂绽放。北大九点的铃声还未落，他若见窗外阴云压城，就随口一句“刮风不讲”，转身走人；要是冬日飘雪，索性一天不露面。学生无奈，却无一人敢真抱怨——因为只要他肯坐下，半支烟工夫就能把《说文》《周易》到《庄子》跳跃得行云流水，让人拍案叫绝。

有意思的是，他对胡适的“白话文”极为不屑。课堂上，他当众取笑：“电报若写白话，要花多少铜元？’妻丧速归’四字，岂不更利索？”底下笑成一片。一次学术会议，他“啪”地一拍桌子，当众呛声：“讲墨子的都是王八蛋！”胡适脸色发青，他又补刀，“墨家兼爱无父，若你谈父色变，岂不正中要害？”言语之利刃，让人捧腹，也让人皱眉。

黄侃的桀骜从何而来？章太炎给出自己的解释：这孩子骨子里是善良的，只是少时“庶出”身份抑或家门冷遇，让他极度抗拒束缚。13岁丧父，他随母亲寄人篱下，日夜牢记“要让人刮目相看”的誓言。待功成名就，他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大，只可惜，“自由”在感情里的演绎，却成了伤人利刃。

世人骂他无德，他偏在孝道上做足文章。生母病重，他千里奔丧；继母年迈，他辞去北京的高薪教席，回武汉陪伴。“家母在，不远游”，他做到了。年节必携儿女祭两位母亲，邻里因此称他“孝子侃”。那副冰冷与温情并存的双面人设，让旁观者无所适从。

1935年10月，因胃疾转肝病，50岁的黄侃卧床于南京鼓楼医院。病房里弥漫药味，他却仍拉着学生的手轻声说：“我这脾气太冲，你们可别学。”短短一句，像是戏谑，也像无奈告白。消息传出，学界一片哗然：文学馆失其狮吼，讲坛少了半日风雨。

今天重回档案，能见的仍是一张张泛黄电报、“妻丧速归”的四字讣告、课堂记录与私人书札。黄侃留下的《说文解字约例》《名体论》、《日知录校正记》依旧被后辈检索；他遗落的情债，却无人能替补偿。有人叹他任性，有人佩服他的锋芒，更多人把他当成魏晋风骨的孑遗：究学术之奥，随性而行，不肯为世俗礼法收束分毫。

倘若要给黄侃画像，大抵是：额前微秃，短髭微翘，一手执书，一手夹烟，眼神骄傲又孤独。学问像峭壁，感情是流沙；他站在顶峰，却让众多爱他的人跌进深谷。究竟是“内心善良”还是“放荡不羁”，评论七嘴八舌，终究难有定论。只是那声“汝等万勿学我”，像极了自罚三杯后的自嘲，随晚风掠过鼓楼医院的长廊，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