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临产当天，郁达夫再娶，后来他找前妻复合，前妻做法很解气

1927年初夏的上海霞光从老式玻璃窗洒进咖啡馆，文人们抽着烟卷，低声议论着《沉沦》作者郁达夫的新恋情。有人摇头叹息：“郁三公子才华横溢，却终究挡不住情场多波。”话音未落，门外黄包车停下，满街的喧嚣仿佛都在提醒：故事将拐弯，旁人的惊叹与嘲弄也要随之而至。

追溯到更早的1919年，富阳孙府灯光通明，22岁的孙荃正伏案抄写《桃花扇》。她出身书香，精于诗文，可家中长辈却为她的婚事愁白了头。几经挑选，倒是一个远在东京求学的少年引起议论：郁士贤的三儿子郁达夫，年方二十有二，在日本学的是经济，却写得一手忧郁的散文。据说，试读了几篇，孙荃把书轻轻合上，眼里闪过一丝好奇——这人字里行间透出的苍凉与叛逆，恰恰是她闺中读到的“风动珠帘夜月明”那一缕温婉之外的另一种锋利。

婚事自此被两家长辈敲定。郁达夫从横滨码头动身回杭，心情却比东京的冬海还冷。他在日记里写：“母命难违，然不识其人，心中茫然。”及至归乡，见到小脚、乌发、温声细语的孙荃，他心里的那把尺子忽然不再准。她平平常常的五官，裹起的三寸金莲，与他在东京舞会上见到的摩登女孩相去甚远。于是他搪塞母亲：等我再读几年书。孝子之名说出口，众人竟无可反驳。

有意思的是，被推拒的孙荃不退反进。她深知郁母体弱，便日日登门，侍汤送药；又执笔给郁达夫写信，把自己浸润在唐宋诗词里的情思，斜插几句自作诗：“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隔着东海的邮船，墨迹尚未全干，纸页上的温度却把郁达夫心底的一点柔软敲开。

1920年春，富阳郁宅张灯结彩，新人拜堂。郁达夫心中仍存一丝踌躇，却也被家国大事与文坛理想搅得顾不上计较。婚后两年，长子呱呱坠地，孙荃一手包办里外。棉布摇篮旁，她写诗、织布、熬粥，偶尔取出丈夫新刊的杂志，默默读到深夜。郁达夫辗转于北京、上海、广州，贫病潦倒时，家里最后一件貂裘成为他旅途的盘缠；风光之际，又常邀三五友人回家彻夜长谈，翌日醒来，桌上的空酒瓶旁总有热好的稀粥，是孙荃清晨四点起火熬出的。

有人问她：“郁先生常年在外，你不怨？”她平声道：“他写字，我守家，各尽其事。”这种沉静的忍耐，也成了后来众多文人笔下的“贤妻”范本。

然而，风流才子的脚步极少为谁止步。1924年至1927年，郁达夫的旅行札记里悄然出现几个女子：安庆的海棠，北平的银娣，广州的白薇。孙荃或多或少有所察觉，却始终选择把目光放在孩子们的功课与母亲的病榻上。她的退让成了郁达夫继续流连的“通行证”。

转折发生在1927年春暖花开时。杭州西湖边，22岁的王映霞一袭旗袍，笑意像河畔柳絮，一下子撞进郁达夫的眼睛。一个世故老辣，一个天真鲜亮，两人相逢，燃起的情愫几乎要点燃当时文坛的冷灰。友人相劝无效，郁达夫执意退婚，甚至不惜使出法律手段斩断旧线。

上海6月5日，艳阳高照。郁达夫与王映霞在霞飞路的公寓里宴请亲友，当天订立婚约。桌上的法式红酒映得人面桃花，屋内一片歌舞。然而，在千里之外的北平协和医院，同一天，孙荃产房灯火通明，她忍着腹中剧痛诞下老三。接生婆从产房出来，轻声言道：“母子平安。”屋外守候的家人却看见这位坚强的母亲泪水横流。她已知消息：丈夫另娶。

那是一段最难挨的岁月。郁达夫偶有来信，或寄些钱，却声称：“彼此自在，日后再议。”孙荃默默收好银票，拆下婚房里的合影，悉心包好，递给长女：“收好，你爹的东西，终有你们需要之日。”

经济压力很快压得人喘不过气。富阳老宅薄田几亩，又逢战事频仍，行情惨淡。孙荃使尽力气节衣缩食，甚至将陪嫁首饰变卖，只求三个孩子无书本之虞。为了按时缴学费，她一针一线为邻里做女红，夜阑人静仍挑灯缝衣。有人劝她改嫁，她淡淡回道：“郁家抬我进门，出得去的只有一副木板。”一句话堵住悠悠众口，也为自己钉死退路。

而另一边，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结合并不似热恋初时的花团锦簇。南来北往的漂泊、文坛的流言、经济的捉襟见肘，让这段关系很快裂痕处处。到1933年，两人已形同陌路。有人听见郁达夫在酒桌低声说：“旧梦才真，新欢多薄。”那一年，他带着满身倦色回到富阳老家，想见一见那位“可怜的女奴隶”。

码头上，晚风吹皱江面。郁达夫抬眼，看见岸上站着的孙荃，瘦了许多，鬓间添霜。孩子们排成一溜，好奇又怯生地望着这个陌生男人。孙荃颔首微笑，替他提了行李，却始终站得远远。夜里，郁达夫推门欲入卧房，却发现门上赫然贴着八个黑体大字：卧室重地，闲人免进。他愣在门口，手指僵在半空。隔壁的灶间却香气扑鼻——是他爱吃的白水鱼和嫩笋。那一晚，他只看见自己曾经错过的暖灯，却再也靠近不了。

几日后，郁达夫收拾行囊即将离去。码头上，孙荃把三孩儿的手握得紧紧：“去叫你爹。”孩子们怯生生喊了声“爸爸”，就被她轻轻往前推。郁达夫泪水在眼眶打转，终究没再挽留一句。汽笛声里，两岸青山渐行渐远，他的人生也驶向遥远的南洋。

1939年后，日军铁蹄南下。郁达夫辗转新加坡、苏门答腊，从写作走向抗日宣传。刀光剑影中，他以笔为枪，揭露侵略罪行，协助组织“星华义勇队”。可在暗流汹涌的殖民地，这意味着随时掉脑袋。1945年8月29日，他被日军宪兵队秘密处决，年仅47岁。

噩耗传至大陆时已是抗战胜利后的深秋。孙荃在乡间祠堂门口拿到报纸，灯火摇曳，她反复确认“郁达夫殉难”几字，仿佛那是别人，而非相守六载、分离十八年的丈夫。有人递来纸巾，她却只是捂住胸口，声音哽咽：“他本就把命交给国去了。”

遣散的抚恤金不足以抵补多年辛劳，孙荃依旧靠劳作与缝补维持家计。三位子女先后考入大学，寄来汇款，劝她搬去城市同住，她摇头：“我在这片土地嫁来，又要在这片土地老去。”

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化部整理近现代作家文集，工作人员屡屡登门，与孙荃商讨郁达夫作品的底稿。老人从木箱里取出一捆捆发黄的手稿，边抖落灰尘边说：“好东西要见天日。”不少稿纸上是郁达夫潦草的钢笔字，也有她当年的公文格宣纸，墨迹褪色，却字字可辨。编辑们私下感慨：若非这位遗孀守着，许多作品早随烽火散佚。

1966年初春，山寺的钟声与鼓声常常惊扰小镇。有人来抄家，她将剩余手稿裹好，连夜交托信得过的亲戚，此举保证了《歧路行》《故都的秋》等珍贵底稿安然留存。不得不说，她的冷静和果断，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是一份无法估量的福分。

1976年，八旬寿诞。晚辈为她备下长寿面，寻来早春第一篓笋。席间的小孙子追问那句天真稚语：“奶奶，爷爷不要你，你不恨他吗？”孙荃垂下眼帘，抚摸着青花瓷碗沿，轻声答：“恨，是一座锁着自己的牢。”众人低头，筷子相触无声。

两年后春末，孙荃弯腰整理书橱，忽觉心口一阵剧痛。她吩咐女儿：“若我不行了，记得把你爹的手稿都交给国家。”语落，停住呼吸。那一天是1978年3月29日，窗外细雨如丝，桃花正盛。

此后，《郁达夫全集》陆续付梓，扉页悄然写上一行小字：谨以此册，敬献郁达夫夫人孙荃女士。凡翻阅者，或许不知这位女主人翁的一生，但她的坚韧与深情，已在字纸间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