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武装起义，汪精卫成为最大输家？

1927年12月16日，上海的天空阴郁沉闷。在一处戒备森严的寓所内，蒋介石刚刚放下电话，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感觉又回到了人生巅峰。

南京卫戍司令部已奉他之命秘密监视汪派分子，昔日不可一世的“党国领袖”汪精卫，蒋介石政治上最大的对手，此刻正被逼入墙角，不得不签署下野出国的声明。对蒋介石的宝座觊觎已久、并成功逼蒋下野的新桂系，又不得不蛰伏于他的座下。

这一局，蒋介石虽未亲临会场，却已赢了全场。

他斜倚在沙发上，看着窗外飞逝的冬景，几个月前心中那股“凄风苦雨”下野时的憋屈，终于化作此刻的志得意满。

他不仅把总司令的印信拿回来，更要把那些“背叛”过他的人，一个个收拾干净！

一个巨大的历史谜题也随之浮现：

为什么共产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最终却成了蒋介石重返权力巅峰的垫脚石？汪精卫却成为最大输家？

在这盘宁、汉、粤、桂四方势力错综复杂的棋局中，汪精卫、新桂系、李济深，为何都成了蒋介石手中随意摆布的棋子？

甚至连一心打倒蒋介石的中国共产党，也成为蒋介石权力游戏中的一环？

这一切，还要从几个月前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说起……

一、叶剑英的“神操作”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的第一枪。然而由于势单力孤，8月5日，南昌起义军主力按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州。8月7日，张发奎即率第四军剩余部队开进南昌城。

张发奎奉汪精卫急令“清党”“清共”，并发表宣言称，“共产分子为三民主义蹂躏者，须彻底讨伐”。

张发奎感觉自己被共产党耍的团团转，心里怒不可遏，而且也需要向汪精卫表明自己绝不通共，因此下手特别狠辣。仅8月11日当天，被捕的“共党”即达200余名以上，南昌工会副会长在洗马池大街被当众“斩决”。由于监狱人满为患，国民党当局下令“将关不下的杀，无论已决未决的统统处决，决不手软”。这一命令导致大量被捕群众未经审判即被集体杀害，具体数字未见完整统计，但规模可观。

就在张发奎带队在南昌城大杀特杀，制造白色恐怖氛围之际，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2000多人，并不知道起义主力已经转移，他们从武汉乘船东下，准备赶往南昌，加入起义队伍。

船一到达九江，就被张发奎的部队缴械扣留，并被隔离审问，如果他们参加起义的意图一旦暴露，等待他们的将是“清共屠杀”。

幸好，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正在九江，他大笔一挥，将这支队伍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４军的军官教导团，并由自己亲任团长。

其他军官一看，这是张发奎面前的红人啊，也不好说什么，就由他去了。于是，就在张发奎大肆清共之际，在张发奎的眼皮底下，叶剑英手里，掌握了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两千人的精英力量！

几个月后，这支力量会给张发奎带来莫大的“惊喜”！

张发奎怒火发泄差不多了，接下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南下的起义军。

他最初的想法是全力“讨伐”。如果计划实施，起义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能不能坚持到上井冈山都是未知之数。

关键时刻，又是叶剑英力挽狂澜。

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向张发奎进言，分析了国民党内宁、汉、粤各派系矛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张发奎已经投靠了汪精卫，那么真正的敌人并非中共，而是广东的李济深等军阀。

叶剑英最后给出建议：不如佯装追击，实则保存实力，让南下的起义军去与广东的李济深部厮杀，待其两败俱伤时，再以“讨逆”为名进军广东，一举夺取李济深等人的地盘。

二、四方博弈的棋盘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

原本国民革命军以两广（粤系，新桂系）为基地，发动北伐讨伐国内各个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共产党在各地发动工农暴动配合北伐，北伐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这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

结果北伐刚到一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随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以“清党反共”为旗号，自称“正统”；联合江浙财阀与英美势力，主张武力“北伐”统一。

汪精卫在武汉原为“左派”中心，但他接下来发动“七一五事变”，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分共后仍以“党统”自居，主张“讨蒋”与“继续北伐”。

武汉指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军事独裁”，南京则攻击汪精卫“容共”“危害党国”。双方均自称代表国民党中央，互相称对方为伪政府，互发通缉令（南京通缉汪精卫，武汉通缉蒋介石）。

留在广东的新桂系军阀李济深，表面服从南京，暗中与武汉联络，试图利用宁汉矛盾，保持桂粤地区的自主。

当时武汉政府的军事布局如下：

东线：以唐生智第一方面军为主力，沿长江向东推进，威胁南京。

南线：张发奎第二方面军驻九江、南昌一带，既可东进配合唐部，也可南下广东。

北线：与冯玉祥联合，防范奉系军阀南下。

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庐山，汪精卫“又气又怒，脸色铁青，许久讲不出一句话来”。他之所以如此失态，是因为南昌起义精准地击中了他最脆弱的命门——财政与军权。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已因经济崩溃而濒临破产，近二十万军队发不出军饷。汪精卫的救命稻草，是策划一场“东征讨蒋”，命令唐生智与张发奎两部顺长江东下，夺取蒋介石控制的富庶的江浙地区，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南昌起义的主力正是来自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贺龙、叶挺部。这支精锐的“出走”，等于瞬间抽走了汪精卫东征计划中最关键的一股军事力量，使其讨蒋的拳头还没挥出，就先自断一臂。

8月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做专题报告，痛斥共产党，并公开承认自己此前对共产党“疏于防范”。他随即下令：撤去贺龙、叶挺职务，按“谋叛律”治罪，并严令张发奎、唐生智等部全力追剿起义军，“捉一个杀一个”。

这标志着武汉国民政府彻底放弃了和平分共的幻想，转而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在“武力清共”上达成一致。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彻底撕下，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最惨烈的方式宣告终结。

三、宁汉相争，新桂系得利！

对于张发奎来说，南昌起义固然让他实力受损，但是却让他有了“正当的借口”，不听汪精卫的命令去东征，而是南下讨粤。

叶剑英的“驱虎吞狼”之计，正中张发奎的下怀，因此他高声称“妙”，采纳了叶剑英的“贴心建议”。于是，他仅派小股部队象征性尾随起义军，亲率主力第四军与起义军平行南下，基本“互不侵犯”。

叶剑英的巧计，为起义军南下初期减轻了军事压力，保留了革命火种。

张发奎高举“剿共”大旗，率部转向广东，实际上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真实目的是谋取李济深的地盘。

在张发奎离开南昌大本营的时间，局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下野了！

蒋介石的下野，是因为在徐州遭遇人生重大滑铁卢。

徐州这地方，多少有点跟老蒋八字不合。

蒋介石：以后见到徐州要绕着走

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继续率部北伐，这是南京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然而在徐州，蒋介石亲率的部队被军阀孙传芳击败，损兵折将。

这场败仗，不仅让南京门户洞开，更让蒋介石的军事威信一落千丈。

一直对蒋独揽大权不满的新桂系，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看到蒋介石吃了败仗，汪精卫立刻精神振奋，表示要抓紧东征，打倒蒋介石这个独裁分子。在南京的高层会议上，当蒋介石要求白崇禧调兵与武汉方面作战时，一向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竟公然抗命，冷冷地表示“总司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

李宗仁当然跟白崇禧站在一头，这点蒋介石毫不意外，但被老蒋视作嫡系的何应钦，老蒋拼命对他使眼色，意思是老何赶紧跳出来挽留啊，老何楞是装做没看见，低头玩手指一言不发，蒋介石终于感受到什么叫透心凉云飞扬了。

白崇禧：江山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蒋介石很快从错愕中清醒过来，并想明白其中的关节：

自己的嫡系部队多在北方前线，南京城防已掌握在新桂系手中，周围都是新桂系的人，怎么斗？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老何已经识时务了，老蒋要是再不懂得体面，非要新桂系的人帮他体面，那场面就太不好看了。

这件事也给老蒋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只有嫡系，才是跟自己一条心，所谓“友军”，可能随时背后捅刀。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老蒋把远近亲疏看得那么重，中央军，地方军，杂牌军泾渭分明，中央军又分嫡系非嫡系，国军形成“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传统的由来。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发表“辞职下野”通电，黯然返回浙江奉化老家，不久后，东渡日本谋求日本人的支持。

蒋介石以退为进，等待卷土重来的时机。

蒋介石一走，武汉方面“讨蒋”的口号顿时失去了目标。但权力的真空必须填补。9月11日至13日，一场决定国民党未来走向的秘密会议，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的一所洋房内举行。

与会者是国民党各派的高层：

宁方（南京）代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实际主导者），以及元老谭延闿、孙科等。

汉方（武汉）代表：汪精卫、顾孟余等。

沪方（上海西山会议派）代表：邹鲁、谢持、林森等国民党老右派。

汪精卫本以为，这是推动“宁汉合流”，自己荣登大统前必须走动的过场，没想到成了针对自己的“鸿门宴”！

其中的关键就是西山会议派的态度。

汪精卫自恃拥有“党统”，最大的短板是手中没有嫡系兵权，唐生智、张发奎严格来说都是他的盟友，而不是忠于他的嫡系。没想到在这次会议上，资历比他更老的西山会议派一致支持新桂系。

这帮国民党老人早在1925年就因坚决反共，而被广州国民党中央开除，长期在上海另立中央。此刻，他们成了新桂系急需的“政治招牌”——拥有“党统”光环，却无兵无地，是完美的傀儡盟友。谈判桌上，新桂系与西山会议派联手，主导了议程。

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3月在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提出质疑，西山会议派更是否认三中全会的合法性。而汪的权力正是在三中全会上得到的，否认三中全会即是否认汪所代表的“党权”的合法性。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彻底剥夺汪精卫的“正统”名分，将党权、政权、军权全部收归新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

汪精卫虽百般挣扎，但手中无兵，唐生智又态度暧昧，最终在各方压力下，被迫同意“自动下野”。

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这个机构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并改组了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

从表面人事安排看，这是一个“大团结”的班子：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都被列为委员或常委，但这些人都为到场，不过是幌子罢了。

真正的权力核心，牢牢掌握在新桂系手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由白崇禧、何应钦等人组成，李宗仁、白崇禧更是特委会和军委会的双料委员。西山会议派则获得了大量党政职位，作为政治交换。

汪精卫、蒋介石心心念念的“宁汉合流”确实实现了，但是他俩也双双下野了，真是好一对苦命鸳鸯。

新桂系通过联合在野的西山会议派，并拉拢武汉部分政客，成功地将蒋介石、汪精卫这两位最大的政治对手一并赶下台，实现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李宗仁：老蒋有事，就是我老李的机会！

但是新桂系也没有笑太久，因为广州又出大事了。

三、广州张黄事变

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汪精卫，愤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策动唐生智起兵“护党”，反对特委会，引发了宁汉战争。

同时，他秘密联络张发奎，指示其率部南下广东，另立中央，以图东山再起。他的算盘是：利用张发奎赶走亲南京的李济深，控制广东，以此为资本，再与蒋介石或其他势力谈判，重返权力巅峰。

蒋介石远在日本，却密切关注国内动向。他乐见汪精卫与桂系厮杀，并暗中与汪派保持联系，等汪、张与桂系斗得两败俱伤，自己便能以“调解者”的身份，成为各方不得不接受的共同领袖，顺势复出。

广东省主席李济深是广西人，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巨头”关系密切，向有“半个桂系”之称。张发奎则是李济深老部下，虽然“四一二”时宣布脱离，但该部能征善战，李也有意重新收入麾下，对其入粤表示欢迎，并派人携款前往迎接。

为了配合汪“鸠占鹊巢”的行动，蒋介石自日本返回上海，宣布将于11月间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以“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名，电邀李济深与汪精卫一起北上“共商党事”，实为调虎离山，便于张发奎部下手。汪精卫接到电报心领神会，热情邀李济深同赴上海。李济深虽疑，但碍于“中央会议”的名头，只得在11月16日乘船离粤。

李济深：你们几个合起来算计我一个是吧，不讲武德！

李济深前脚刚走，张发奎后脚就搞偷袭！

李济深离开广州当晚，应李济深之召，从广西赶来负责广州防务的桂系将领黄绍竑的住所即被张部所属黄琪翔、薛岳的军队包围，黄绍竑虽绕幸逃脱，但在粤桂军均被缴械。

次日晨，广州街头贴满了“欢送李济深”“拥护汪精卫”“打倒桂系”的标语，张发奎也从香港赶至广州，并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发号施令，控制了整个广州城，这就是“广州张黄事变”（张发奎、黄琪翔）。

李济深到了上海，才知道老家被偷，急电新桂系巨头黄绍竑，以及部将陈济棠、徐景唐等人，组织东、西两路大军，从广西和粤东向广州夹击，意图武力夺回地盘。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呈请，要求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因当时宁汉战争正在继续，白、李无暇顾及对广东用兵，于是只得行政治和舆论攻势。

在武力征讨的同时，张黄与新桂系爆发了大规模的舆论战。

张黄二人攻击黄绍竑入粤，是企图将张黄二人之部队缴械，张黄政变实为自卫。李济深则声称黄绍竑所部乃合法入粤，张黄二人兵变实乃军阀行径。

各地报纸头版，天天都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双方的口水仗，其戏剧性程度堪比美国和伊朗围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舆论战，吃瓜群众天天围观政治连续剧。

在舆论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 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之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新桂系、李济琛与汪精卫又展开了一场线下真人PK。

李济深控诉，张发奎一介武夫没有那个脑子，张黄事件背后肯定都是满肚子坏水的汪精卫搞得鬼，他们咬住“张黄事变”不放，要求必须先追究汪精卫唆使张发奎发动政变、破坏团结的责任，然后才能讨论开全会的事。这等

于要将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审判”出局。

汪精卫陷入困境。他的武力支柱张发奎正与李济深血战，胜负未卜；在政治会议上他成为众矢之的，孤立无援。

蒋介石则以中立调停的身份出场，声称事变责任问题可以“容后解决”，当务之急是党内保持团结 。这看似为汪解围，实则是为了阻止会议被李济深和 桂系主导，为自己登场铺路。

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绝境下，汪精卫为了转移焦点、打破围攻，突然抛出了一枚“政治毒丸”——他提议请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这一招极为高明：对李济深和桂系而言，他们最恨的是汪精卫和张发奎，蒋介石与汪也不对付，秉持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蒋复职至少能压制汪派，符合他们当前的利益。

对党内各派而言，在吵得不可开交、无人能服众的情况下，请回一个“强势领袖”成了唯一能打破僵局的选项。

于是，在各派心照不宣的妥协下，蒋介石的复职之路就此铺平。1928年1月，他正式宣告复职。

老蒋成为广州张黄事变的最大赢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憋不住笑的蒋介石

在蒋介石上台这件事上，汪精卫可谓为老蒋“两肋插刀”，

但蒋介石翻脸比翻书还快，回过头来就插汪精卫两刀！

四、广州起义把汪精卫逼到墙角

张发奎因叶剑英的“驱虎吞狼”之计成功，对后者更加信任，给予他更大的军权。除了叶手里已经有的以共产党骨干为主的军官教导团，又把广州卫戍部队交给他指挥。张发奎本人则抽调主力出城迎战黄绍竑等部，广州城内只剩不到7000兵力。

趁着广州兵力空虚之际，以叶剑英手里掌握的这些军队为骨干，他与张太雷、叶挺共同策划了广州起义，并于12月11日正式发动。

也许有人要问，叶挺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吗，怎么又跑到广州发动起义了？

叶挺：要说搞起义，我是专业的！

南昌起义之后，叶挺率部一路血战，经瑞金、会昌，于9月抵达潮汕地区。然后陷入了以李济深为首，融合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新桂系势力（黄绍竑）和地方粤军（陈济棠）的混合兵团的围剿。起义军主力在汤坑、流沙等地接连受挫，部队溃散，起义最终失败。

周恩来因为连日来身心严重透支，免疫力下降，染上了严重痢疾，命悬一线。在危急关头，叶挺等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转移至香港治病。他自己则暂时避居澳门，每日潜心阅读报刊，时刻关注着时局的风云变幻。

他透过报纸，敏锐地察觉到广州正酝酿着巨变：工农运动高涨，张发奎与李济深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愈发清晰：重返战场的机会，或许就在广州。

1927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叶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省委早已内定由他担任这次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后称工农红军总司令）。

出于安全考虑（叶挺是蒋介石重金通缉的要犯），组织上决定让他晚些时候再潜入广州。直到12月10日晚（起义前夜），叶挺才接到命令，火速从香港秘密赶回广州。他没有片刻休息，立即投入战斗。

当晚，在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叶挺参加了起义誓师大会。当张太雷讲话后，军事总指挥叶挺的现身，以他那北伐名将的赫赫威名和铿锵有力的动员，让全体起义将士士气大振。三颗信号弹划破夜空，广州起义的枪声于12月11日凌晨打响。

当时，张发奎正做着美梦，梦里他刚把李济深赶出广东，正坐在广州绥靖公署的大椅上接受各方祝贺。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副官接起电话，通讯兵颤抖的声音传来：“总、总指挥，广州……广州出事了！城里到处都是红旗，教导团反了，公安局也丢了！”

张发奎一把夺过话筒，还没听两句，脸上的横肉便剧烈抽搐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把主力都拉出去打李济深，后院竟会起火。

他猛地挂断电话，仰天长啸：

“天亡我也！又被叶挺那小子给偷家了！”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教导团反了？难道……还有叶剑英？！”

回想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他终于明白了。

那个被他视作心腹、被他赞为“难得人才”的叶剑英，居然是共产党埋伏在他身边的暗桩，竟然一直在背后给他挖坑！

什么“驱虎吞狼”，什么“保存实力”，全是骗局！

从南昌开始，自己就像个傻子一样，被叶剑英耍得团团转，自己带兵出来打桂系，还让叶剑英来镇守广州！

一股腥甜猛然涌上喉头，张发奎急火攻心，一口老血直喷而出，溅红了面前的军事地图，正好覆盖了那个让他爱恨交织的“广州”二字。

“叶剑英……你坏我大事……”

他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如果夺不回不回广州，他一切都完了。

以蒋介石的政治嗅觉，他立即意识到，广州起义正是用来清除异己，巩固权力的大好时机。

张发奎是汪精卫在军事上最核心的盟友，尽管汪精卫早已“分共”，但起义证明，其阵营内部仍被共产党深度渗透，南昌起义可以说是意外，现在的广州起义又怎么说？

这给了蒋介石反汪最有力的口实：汪精卫“清共不力”、“包藏祸心”，甚至“纵容共党暴动”。在“反共”已成为国民党内政治正确的背景下，这个罪名足以摧毁汪的政治生命，汪则百口莫辩，越描越黑。

蒋介石迅速放下与新桂系、李济深的旧怨，主动与他们结盟。因为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粤系军阀）都是“张黄事变”的直接受害者，对汪精卫、张发奎恨之入骨。​蒋介石以“共同反共”为旗号，将他们的仇恨引导到汪精卫身上，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围攻联盟。

12月16日，蒋介石下令上海卫戍司令部秘密监视汪派分子，并且电告黄琪翔，要求其辞职。随后又亲自劝告汪精卫下野出国，相当于政治上将汪“赐死”。汪精卫不得已，当天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不仅输掉了广东的地盘，更输掉了全部的政治资本，从此在国民党核心权力圈中一蹶不振。而蒋介石，则兵不血刃地扫清了复出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志得意满地重掌权柄。

《通向遵义之路》系列

前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