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从燕东园到燕南园

文|薛原

徐泓的《燕东园左邻右舍》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次在青岛来杭州的高铁上，我手边拿着的就是这本书。与两年前初读不同，这次只拣着我印象深或者说引起我兴趣和联想的段落细细沉浸其中。

譬如徐泓叙述的关于金岳霖先生的细节——

徐泓说，金岳霖独身，只带着一位厨师住进了燕东园。那时候把厨师叫大师傅。一般为留学归来的教授服务的厨师都是中西餐全能，金家大师傅烤的面包非常好吃。徐泓的这段叙述，让我眼前一亮，在之前关于金岳霖的描述和逸事里，还没有读到过描写金家大师傅的文字。也才反应过来，在当时的教授家里，大多有着自家的厨师和佣人。而接下来的描写，又传神地勾勒出了金先生的另一面：“燕东园草木深深，盛产蛐蛐。满园子的男孩子都喜欢捉蛐蛐斗蛐蛐。他们意外地发现金岳霖先生竟是玩蛐蛐的高手，不过他可不是在园子里满世界地捉，而是到城里蛐蛐市场上买，回家再和蟋蟀玩家们一起琢磨怎么养，怎么斗。”而且，金家养蛐蛐的几十个大号的澄浆罐也十分讲究。后来，金先生搬离了燕东园、搬进了城里，他的那些精致的蛐蛐罐也一个不剩跟着搬走了。

关于金岳霖搬离燕东园的缘由，徐泓也做了细致钩沉梳理——她后来听说了金先生与林徽因的故事，再回忆起金先生住在燕东园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后住在清华园新林院8号和胜因院12号，两家往来虽然不像在城里住前后院那么方便，但北大几处教职工宿舍还数燕东园距离清华园最近，只有一条马路相隔。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金岳霖先生以一副广为流传的挽联为她送行：“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不久，他就离开了燕东园，到城里住了。

传言说金先生搬家的原因是林徽因不在了，但徐泓查阅了相关文献后发现，与金先生同一时间搬出燕东园的还有好几家，例如蔡仪、潘家洵、何其芳、罗念生和贺麟先生等。“这是因为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学部体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为四个学部之一，下设七个研究所，上述诸位学者陆续被调至各所任职。195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所在地中关村搬出来，迁至建国门内贡院一带办公，于是这些先生们也脱离了北大，随之搬进了城里安家落户。”

燕东园里先生们书房自然也成了景观，尤其是何其芳先生和冯至先生家的书房。徐泓说，在她的记忆里，燕东园各家主人的书房都是不让孩子们进去的，但她为了借书看，进过何其芳家和冯至家的书房，因为他们各有一个女儿和她是同龄小姊妹。在她印象里，冯至家的书房更像图书馆，满壁都是高大的书柜。而且冯家几乎每一个房间——客厅、饭厅、卧室——都放着书柜和书架。何其芳家的书房她更是熟悉，因为她小时候放学后，常去何其芳家，与何其芳的女儿何三雅一起做作业。她喜欢到何家做作业还有个原因：何家有一个大书报架，上边摆满了各种期刊、报纸，像个小图书馆，吸引她的是架子上的《北京文学》《外国文学》……

何其芳女儿何三雅后来对徐泓说，他们家与其说是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场所，还不如说是一个大书库，他们兄弟姐妹注定了在书柜之中诞生，在书柜之中成长。何其芳曾自豪地写道：“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何其芳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小置身这样一个大书库里，其儿女的感受却并不一样。何三雅说：“我们多么羡慕我们的同学、邻居家，我们觉得一个温馨的家应该是充满阳光，窗明几净。而在我们家里，从地板堆向天花板的书柜，使我们有一种拥挤、局促感，空气中总弥漫着某种令人不快的、旧书的气味。”

与金岳霖、何其芳、冯至等先生相比，徐泓描述的燕东园里的其他先生中，有些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例如林启武先生。正是从徐泓的介绍里，林先生的形象才丰满真实起来：1907年出生的林先生是泰国华侨，1924年回国于广州读中学，1927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学校因为他出众的体育天赋，让他留校担任体育教师。他不愿意放弃专业，在教体育的同时继续攻读社会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35年燕京大学送他赴美留学，三年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体育学硕士学位。他回国后仍在燕京大学担任体育教师，再后来，他就成了北京大学的体育教师。

在徐泓他们这些晚辈眼里，林先生是一位体育健将，中等个头，清瘦精干，腰板笔挺，肤色微黑，双目有神，好像什么运动项目都会。但实际上，徐泓说，林先生竟是一位癌症患者。1952年林先生在一次运动中伤了跟腱，打着石膏，做检查时，发现他患有直肠癌。手术虽然很成功，但从此肠胃改道，在腹部切口造瘘排便。不过，这并不影响林先生的日常生活和体育教学，他一直工作到80岁才退休，而且活到了104岁。

这一阵客居杭州远郊，除徐泓的《燕东园左邻右舍》，我还带来了《燕南园往事》。从燕东园到燕南园，互相参照对比阅读，也是又一次远望燕园里的人物风景。《燕南园往事》里的先生们自然也值得细细品读，不过，有一位并非教授先生的小人物却给我印象深刻，这就是汤双在《燕南园童年往事》里回忆的花匠洪大爷：

“他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吓人，驼背，还瞎了一只眼睛，说起话来声音沙哑。除了我们家，他还兼管冯友兰先生家和褚圣麟先生家的花园。洪大爷好像很偏爱芍药，沿着墙根种了许多。天暖和的时候，他常常拖着一根胶皮管浇花、浇草地，我们就跟在他周围玩水……洪大爷不像烧锅炉的刘大爷，他虽然沉默寡言，但从来不因为我们在那儿调皮捣蛋而轰我们走。秋天，他会把落叶扫到一起，堆成一大堆烧掉……洪大爷离去得很突然，谁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走的。接替他的是贾大爷，但我们都不喜欢他，他不但不让我们玩水、玩火，草地和花也管得不如洪大爷。那个花坛就是贾大爷在时消失的。”

汤双的父母是汤一介和乐黛云，他爷爷是汤用彤先生。他回忆小时候在燕南园里常一起玩的小伙伴有周培源先生的两个外孙、王力先生的小儿子、侯仁之先生的小儿子，还有陆平校长的小女儿……这两本书里，大人的书斋与大人的荣辱，孩子的顽皮与孩子的失落，都被一页一页地记下。它们拼凑起来的，不只是一座学府的侧影，更是一个时代的体温——那些先生们隔着书柜看儿女，儿女们隔着书柜看外面的阳光。何其芳的女儿说得直白，却也叫人心里一动；而花匠洪大爷沉默寡言的身影，反倒比许多教授的传记更叫人记得住——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最动人的部分往往不在主角的台词里，而在角落里那一句“谁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走的”。

从燕东园到燕南园，那些小楼还在，草木也还在，只是住在里面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来来往往的故事仿佛就藏在草木深处，只要还有人记得，便自有它们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