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600亿美元退税，涉国内多家组件巨头

2026年4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早8点，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正式启动CAPE退税系统，开始退还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所谓“非法关税”。涉及金额约1660亿美元，覆盖33万家进口企业。

这笔钱从何来，又将流向何处？对于晶科、晶澳、天合、隆基等中国光伏龙头企业而言，这究竟是实质性的“回血”，还是一场镜花水月的空欢喜？

天价关税争议

这场退税风暴，要追溯到2025年一次极具争议的行政扩权说起。

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援引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为依据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IEEPA的立法初衷是让总统在面对海外政变、恐怖主义等突发事件时，能够冻结资产、封锁资金往来。

特朗普政府的“创举”，在于抓住IEEPA条文中一句“总统可以在紧急状态下监管进口”，将其解释为可以随时对几乎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商品加征关税。这一解释很快遭遇了宪法的底线——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将征税权授予国会。这意味着，总统试图通过行政令架空国会的核心立法权，触发了美国宪政体制中关于分权原则的根本性争议。

特朗普政府抓住IEEPA条文中一句“总统可以在紧急状态下监管进口”，将其解释为可以随时对几乎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商品加征关税。这一解释很快遭遇了宪法的底线——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将征税权授予国会。这意味着，总统试图通过行政令架空国会的核心立法权，触发了美国宪政体制中关于分权原则的根本性争议。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行政扩权，法律挑战迅速展开。

2025年4月，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联合另外11个州的总检察长，在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指控IEEPA关税违法。与此同时，多家受关税冲击的美国进口企业也加入诉讼。纽约州总检察长在声明中直言：“总统不能捏造一个虚假的经济紧急状态来证明数千亿美元关税的合理性。这些关税是对美国人的征税——它们增加了工薪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加剧通胀，导致失业。”

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作出关键一审判决（Slip Op. 25-66），认定案涉关税违法，并发布全国性永久禁令。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IEEPA未授权总统实施普遍性关税。

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2025年8月29日维持了“关税超出IEEPA授权”的实体认定，但以未满足衡平救济要件为由撤销了全国禁令，将案件发回重审。同年9月，最高法院决定合并审理相关上诉，将这场围绕总统权力的法律拉锯推向终局。

2026年2月20日，最高法院以6比3的多数意见作出终局裁定：IEEPA未授权总统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违宪。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的多数意见指出，特朗普政府声称“拥有单方面征收无限金额、无限期限和无限范围关税的特殊权力”，但IEEPA通篇没有出现“关税”字眼，宪法明确将征税权赋予国会，总统在和平时期并无此项固有权力。

大法官戈萨奇在协同意见中发出了更深刻的警告：行政机关具有天然的权力扩张倾向，若允许总统通过模糊法律文本攫取国会核心权力，将动摇三权分立的宪法根基。

这一裁决被解读为，最高法院不仅是在给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按下暂停键，更是在为行政权力画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退税：千亿美元的资金回流

判决甫一落地，特朗普随即在数小时内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实施15%的全球临时关税。但在裁决的法律效力面前，这些补救措施无法改变IEEPA关税“从一开始就无权征收”的事实。

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截至2025年12月15日，联邦政府已依据IEEPA征收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关税。全球数千家企业已为此提起诉讼，包括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

这场裁决的冲击波已远超贸易政策本身。特朗普政府依据IEEPA征收的约1750亿美元关税被定性为“非法征收”，联邦政府面临巨额退款压力。民主党已将裁决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恣意妄为联系起来，指责其加重民众负担，并计划推动国会听证。共和党内部则分裂为“宪法派”与“保护主义派”：麦康奈尔等参议员公开赞赏裁决对行政权的约束，而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则猛烈抨击判决，甚至公开攻击支持裁决的大法官。

光伏：谁是真正的受益者？

在此次退税浪潮中，光伏行业格外醒目。

据美国海关公开信息，参与退税诉讼的光伏企业包括晶科能源、天合光能、隆基绿能、晶澳科技、阿特斯等中国光伏龙头，以及韩华Qcells、美国本土企业GameChange Solar和Merlin Solar等。

天合光能回应称，“这个退税会涉及，但还需要经过诉讼，具体金额目前无法确定。”

然而，有一个关键事实需要厘清：退税的法定主体是“进口商”，而非“生产商”。谁在美国海关系统中登记为进口商，钱就退给谁。

对于大多数中国光伏出口企业而言，若此前仅作为生产商和发货方，关税由美国客户直接缴纳，则无法直接申请退税。

但两类中国企业有可能间接受益：一是在美国设有子公司，由子公司直接报关进口；二是部分中国出口商被美国进口方要求将货物运送到美国指定地点并一并负责报关和交税，那么申请退税就有可能由中国出口商来负责。

对于那些在美国设有分公司或销售主体的光伏龙头企业而言，退税到账后将直接增厚企业的现金流。对于正在经历行业价格战的组件企业来说，这笔退税可谓及时雨，有助于缓解利润压力、支撑研发投入。

此次退税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影响将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在美国拥有完整业务实体和自有清关渠道的企业将直接受益；而主要依靠代理商或分销商完成美国市场销售的企业，实际获得的财务补偿将取决于其与下游客户之间的合同约定，且需要经过复杂的法律谈判。

矛盾：退旧税，加新税

这场退税行动在经济层面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退款的对象是“进口商”，而非终端消费者。在实际市场运行中，关税成本早已通过价格机制传导至终端消费者。也就是说，企业获得退款，受益了，而消费者此前承担的成本增加、商品价格上涨，却拿不到一分钱。

其次，不同规模企业的受益程度也将出现明显分化。大型企业具备较强的法律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能够在政策变化中率先受益。但对于数万中小企业而言，情况则更加复杂。关税退款并非自动发放，而是需要通过专门系统提交申请，涉及报关记录、关税分类、时间节点等一系列技术性审核。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贸易政策上的矛盾已经显现：一边在退款，一边准备加新税。

美国政府已于4月13日提出上诉，若获法院暂缓执行令，退款程序可能被全部或部分暂停。与此同时，美国贸易办公室正在对多国多类别产品进行301调查，考虑增加新一轮关税。

这场退税风暴，既是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一次法律性溃败，也是美国贸易政策混乱与反复的缩影。对中国光伏企业而言，这笔“意外之财”能否真正落袋，最终取决于其在美业务架构的深度与合同条款的严谨程度。

对中国光伏企业而言，真正的考验不是能否拿回这笔钱，而是如何在美业务架构中建立起抵御政策反复的能力。因为今天的退税，无法阻止明天的加税。美国贸易政策的钟摆，从未停止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