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昔日宝安县城，民国时的南头有多热闹？

1953年，宝安县城最终还是从南头迁往位于东部的深圳。在整个民国时期，关于宝安县城迁出南头的声音不绝于耳。之所以要迁县城，大多数的原因还是因为南头当时的发展程度远落后于深圳，甚至可能还稍逊不远处的西乡。

1917年以前的南头旧照

不过即便抗战后饱经战火摧残，南头依旧是宝安县内尚有烟火气的去处，只是早已不复往日盛景。

沦陷前的南头

民国时期，“南头”与“南头城”是两个概念：南头城指县治所在，而南头则泛指城外至大南山的滨海村落。本文所述的“南头”，涵盖城内与城外地区。

南头城沙盘

南头城规模不大，绕城一周不需太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商业虽不及深圳墟，但也有上百家店铺，包括茶楼、商店等。城内常住人口约两三千，其中贫困者居多。城内机构仅有县署、县党部、县事委员会、法院分庭、沙田分局、商民协会、区事乡事委员会等。由于巷道狭窄，在中山公园建成前，居民缺乏公共休闲场所。

城外则是另外一番风景。根据1935年11月的《南头娱乐事业近闻》记载，南头（指城外）濒临大海，水利条件十分优越，是宝安县产蚝的地区之一。此处房屋密集、人口众多，有大约三百多家商铺，许多大买卖都聚集在此，繁华程度远超城内。该报道还称南头“实为全县商业之总汇枢纽”。

1930年南头一带地图

城外的居民很多前往海外谋生，留在本地的乡民除了从事工商业之外，都以耕种、捕鱼、养殖采挖生蚝为生，日常生活十分俭朴。三十年代时，南头迎来一波发展契机。那些在海外经商积累了丰厚资产的同乡，纷纷带着资金回乡，购置产业、经营生意，南头的商业更加兴旺。

宝安县第一座市政公园

1925 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各地开始兴建中山公园以示纪念。宝安县的中山公园择址于南头城的西北角。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县城遭到英国军舰炮火轰击，致使西门一带瞬间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断壁残垣，满目荒凉。1932年，当时的宝安县长香莹辉，在此处开辟了几亩荒地，修建了中山公园，供县城百姓游玩休憩。公园于1933年正式落成。

1933年的宝安县中山公园

《宝安中山公园巡礼》（1935年11月）一文简单记述了当时的中山公园的大致情形。中山公园坐落在西门直街，门口装有一个铁门，门额上有县长香莹辉所题的“宝安县中山公园”。园内有三条水泥步道，入口不远处立有国耻纪念碑，其后有鉴波亭，亭悬匾额；亭左另有一小亭名为“禽室”，柱上对联写道：“人亦乐其乐，志在天上天”。题字皆出自香莹辉之手。

鉴波亭后方有一块巨石从地面凸起，形状如同猛虎趴卧，气势威猛，当地人称之为 “老虎石”。石头上刻有 “与民同乐” 四个大字，下方还刻有一篇序文。老虎石左侧，又有几块较小的岩石突起，其中一块刻有 “观海” 二字，另一块刻有 “乐不忘忧” 四字。

《宝安中山公园巡礼》

公园依山而建，顺着山势高低起伏，环境极为清幽雅致。登上鉴波亭远眺，可见外海波涛汹涌，环绕着城池；城后高山巍峨险峻，峰峦青翠葱郁。报道称其“风景之佳，为全邑冠，诚绝妙之游乐场所也”。

南头的海鲜市场

得益于滨海位置，南头在城内直街与城外大新街各设一处海鲜市场。每个市场内都有二三百个摊位。每逢早晚两市开市，前来购买海鲜的人熙熙攘攘，异常热闹。

1916年地图上的南头一带地图

（范围为南头城至今南山医院一带）

不过，南头市场销售的海鲜并不是上等货。由于毗邻香港，在利益的驱动下，品质上等的海鲜汇随轮船运往香港销售，留下来的则是一些普通的海鲜。

三十年代，深圳墟的赌业兴起，在那个销金窟里，许多富豪在那挥金如土，对吃的更是异常讲究，于是南头海鲜市场的珍贵海鲜如石斑、鲈鱼、鳊鱼、膏蟹、明虾、响螺之类的都运往深圳。当时，每天早晚，都有很多鱼贩挑着海鲜沿着宝深公路往返南头和深圳之间，络绎不绝，因为南头的上等海鲜到了深圳，能给鱼贩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深圳的赌业进入大发展，深圳墟及附近建造了不少新建筑；图为1939年的深圳大饭店（曾经的赌场所在）

好景不长，随着宝安县的禁赌令下达，深圳的赌场纷纷倒闭，那些上等海鲜顿时失去了销路。于是鱼贩们只好重走旧路，重新选择香港作为上等海鲜的主要销售地。那些品相完好，耐储存的上等货色，随着轮船运去香港；而那些品相稍次或不耐存放的，则只能在就近的海鲜市场低价抛售。

也正因如此，彼时南头的海鲜市场上，鲜少能见到明虾、膏蟹、石斑的身影，海鲜价格也比往日低廉了许多，当地人都说，这便是禁赌带来的意外之喜。

城外的娱乐事业

三十年代的南头，娱乐事业较为发达，有妓院、茶楼、酒馆等，还有一间电影院。妓院建在集祥正街建妓院，总共有四间，方便往来客商消遣。一时间这里莺莺燕燕、车马往来不断，显得十分热闹。

1934年，南头的某华侨，提议集资兴建一所影画戏院，选址在仓前车站旁边的大新街口，名唤“宝安大戏院”。戏院最开始播放的是“十八禁”——大部份是大观公司的粤语色情片。开业之后，观众拥挤、座无虚席，午场生意尤其兴旺。

南头娱乐事业近闻

不过，因为新生活运动的缘故，“十八禁”很快被禁，戏院转为播放粤剧。此外，各大股东只顾安插自己的亲信，互相效仿攀比，全院职员多达四五十人。冗员太多、开支过大。在1935年2月时，宝安大戏院运营不到一年，便再也维持不下去，宣告倒闭。

与此同时，各家妓院也因为市面不景气，全部关门停业。南头的娱乐事业一下子冷清下来。1935年10月，合胜堂妓院重新开业，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电影院股东也意识到，影院原本客流可观，有利可图，只是因运营成本过高而难以维持，遂有意重整旗鼓。

元气大伤的南头

1938年10月，日寇登陆大亚湾，华南地区开始沦陷，宝安县人民开始了长达7年的抵抗外敌的斗争。1940年，日军再次占领南头后，宝安县公署前往平湖，直至抗战胜利，才迁回南头。

日占期间，在伪政权统治下，南头商业举步维艰，民生困苦。宝安县立中学校舍与设备尽毁；县监狱、医院等机构完全瘫痪。

游击队在南头城内与日寇交战

更令人痛心的是大量古建筑的消亡。日军为修筑工事，对南头城造成严重破坏：西城门及周边城墙被毁；老县衙被拆，木料砖石运往大涌附近修建沙河桥；西门内外的天妃庙、城隍庙、三官堂遭拆毁；东门外的关帝庙、文昌庙、忠义祠、水仙庙、乡贤祠、名宦祠、学宫等也随时间颓圮；南门外关口村、一甲村等多处建筑，如汪刘二公祠、郑氏大宗祠，同样损毁严重。

新安县衙的最后一瞥（时为宝安县署）

走私的圣地

抗战胜利后，南头慢慢的恢复元气。

南头与香港一水之隔，每日有轮渡载客往来，便捷的水路，让两地的联系愈发紧密。而南头也是岩口公路和宝深、宝太公路的交汇点，交通颇为便利。当时，宝太—宝深公路起点在深圳，终点到虎门太平，每天都有车辆运营，但发车时间不固定，都是等货装足、乘客坐满之后才发车。

宝安三条干道于南头交汇

岩口公路从乌石岩起点，到蛇口终点，每天也有车辆行驶，不过发车时间是固定的。其中南头镇内大新街到蛇口这一段，每天上午七点到十点，每三十分钟往返一班，载货载客都不限制。这是因为蛇口开往香港的轮船，是上午十点三十分开船。南头车站到乌石岩这一段，每天发车四班：第一班早上七点，第二班八点半，第三班下午一点，第四班下午两点半。

岩口公司股票

如此便利的交通，也让南头像深圳墟一般，成为一个商品的集散地，也是一个走私的“圣地”。1947年12月以前，整个南头的私枭猖狂，街市上五光十色、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中英缉私协定签订后，走私“黄金时代”终结，南头渐显萧条，有如“美人迟暮”，往日的繁华褪去，不少商铺门可罗雀。

畸形的南头

一般来说，作为商品集散地，物价应该是比较便宜的。但南头一反常态，香港来的货物比广州贵，广州来的货物反倒比香港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战后的南头却已经是常态，似乎南头百姓已是习以为常。

30年代末的南头市街

（位置在原南头罐头厂至华府小学间）

更加神奇的，受港币币值日高的影响，南头的物价波动比其他地方更为剧烈，但除了受薪公务员，镇上的人似乎从未被生活的压力裹挟。在这座市镇的街头，你始终找不到一个乞丐，这也成了南头最特别的“奇迹”之一。

战后南头元气未复，已不如三十年代繁荣。城外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最热闹的仅有仓前与大新街一带。尤为畸形的是，短短一条只有几家店铺的街上，竟聚集了十家八家的钱庄与金铺——既为往来香港的商客提供便利，也折射出当地人对国币的不信任。民众多余钱财，或存港币，或购金饰，成为普遍做法。

30年代末的南头城南门

南头的茶楼酒家有五六间，最大的当属大三元、美源等，虽与省港的茶楼相比有天壤之别且食品价格却贵得多，即便如此，这些茶楼每日依旧“富客常临”“座无虚席”。

此外，镇上经营洋货店的人极多，人们用港币、看港报、吸洋烟、用洋货，处处透着香港的气息，仿佛一座被香港风味浸润的小镇。

民国末年，南头的繁华早已是明日黄花。战火留下的残垣、畸形发展的市井、渐趋萧条的街市，都在诉说着这座老县城的落幕。

70年代的末的南头古城

80年代末的南头城东门

不过，1979年之后，历史也发生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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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南头，畸形的市镇》

《宝安海鲜市》

《宝安中山公园巡礼》

《南头娱乐事业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