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土耳其民众总体对政府在伊朗对抗相关地区危机中的应对表示满意。梅特罗波尔调查公司数据显示，过去 12 年里，土耳其在中东政策的支持率从未达到如今水平，近半数受访者认为政府路线是成功的，而此前这一比例长期稳定在 37% 左右。
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参与了伊斯兰堡谈判筹备工作，并于 3 月底出席了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四方会谈，旨在推动美伊直接对话。此外，土耳其还是负责在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传递外交信息的国家之一。
但埃尔多安政府却猛烈抨击此次对抗的第三方 —— 以色列。上周两国政府的口水战，足以说明双方论战语气已尖锐到何种地步。
4 月 11 日，伊斯坦布尔总检察院对 35 人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起因是以军对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援助的国际船队采取军事行动。
随后内塔尼亚胡公开攻击埃尔多安，指责他 “支持伊朗恐怖政权”，并针对本国库尔德民众行事。土耳其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将内塔尼亚胡称为 “当代希特勒”。
这种外交周旋与言辞攻击并存的模式并非新鲜事，擅长模糊表态并将其运用于政治，是埃尔多安的核心政治技巧之一。但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结构性对抗在近年已根深蒂固，在伊朗危机背景下更是暴露无遗。如今两国均将对方视为自身安全威胁。
以伊朗问题为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追求的局面是：德黑兰政权要么被推翻，要么被大幅削弱，直至不再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即便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与混乱几乎不可避免，内塔尼亚胡也甘愿将其视为附带后果。在他看来，一个虚弱、不稳定的伊朗，比日益接近核弹门槛的稳定政权更容易掌控。
土耳其则恰恰相反，极力阻止这一局面发生。这并非因为土耳其视伊朗为盟友 —— 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两国多年来目标完全相悖，而是因为安卡拉认为伊朗现政权是 “两害相权取其轻”。土耳其担心，伊朗政权倒台会给库尔德运动带来更大自治空间，土方强力部门将此视为国家安全风险。
另一个因素是伊朗政权垮台可能引发的移民潮。伊朗人口约 9000 万，是内战前叙利亚的四倍。当年叙利亚战乱导致超 600 万人流亡境外，酿成近十年最大移民危机，土耳其至今仍在承受其后果。
在叙利亚问题上，安卡拉与耶路撒冷近年目标也截然不同。土耳其是叙利亚新领导人艾哈迈德・沙阿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主张建立一个尽可能稳定、中央集权的国家，动机与伊朗问题高度一致：阻止库尔德自治实体固化，同时防止新的难民潮。
而以色列则不信任大马士革新政权，认为其持有危险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在以色列看来，一个权力分散、领导薄弱的叙利亚更容易被掌控。
这些分歧并非个例，而是折射出两国对地区安全与秩序、以及自身在该体系中角色的根本性认知差异。
在安卡拉看来，以色列几乎每次扩大军事行动范围，都以安全为借口，哪怕这是以牺牲他国领土完整为代价。例如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建立的缓冲区。
3 月中旬，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在接受阿纳多卢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冲突结束后，以色列 “无法没有敌人”。土方认为，下一个目标就是安卡拉，以色列正试图 “将土耳其打造成新敌人”。
埃尔多安早在 2024 年就表达过同样观点：他称以色列在战胜哈马斯后 “不会止步于加沙”，迟早会将目标对准土耳其。
这一叙事在土耳其社会引发广泛共鸣。多年民调显示土耳其民众对以色列态度极度负面。皮尤研究中心去年 6 月的调查显示，93% 的土耳其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超过三分之一的土耳其人将以色列视为本国最大威胁。
这种不信任是相互的。《耶路撒冷邮报》近期援引耶路撒冷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心分析师约尼・本・梅纳赫姆的评价称：“土耳其就是新伊朗。”
其背后逻辑是：一旦德黑兰势力衰弱，安卡拉可能试图取而代之，成为地区主导力量。梅纳赫姆认为，随着 “什叶派轴心” 衰落，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土耳其会联合沙特、埃及、巴基斯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打造 “逊尼派力量集团”。
土以之间并非暂时分歧，而是两个地区大国的长期博弈正在成型，双方越来越将对方视为战略对手。两国越是强行推进自身利益，未来竞争演变为新形式直接对抗的风险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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