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草变“钞票”？穷山恶水之间靠土法造纸打赢金融战

文│牛长立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造纸的历史，是一部前工业革命时代，延续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手工工场生产的历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偏僻、最落后地区之一的非近代机械造纸工业的历史，但却支撑着根据地经济与宣传战线所必需的纸张供应。

01.

告急：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印刷厂的制版工人

根据地出版发行所需纸张的生产，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伴随着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创建起来的。纸张用于印制根据地钞票，起着保护根据地经济的武器作用；用于印制宣传书刊、发行文件，服务于宣传、教育，团结、组织人民，揭露、打击、分化、消灭敌人，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6月成立的新县箭厂河杨家畈石印科，印制货币时，首先是银行决定每批货币的印数，接着由专职押运员将计算好的纸张送石印科，其后石印科按中张24开裁切，分工序进行印制，印好之后，经清点、打捆，印刷工人加盖号码，押运员送交银行，银行加盖印章后即向外发行。钞票用纸“多少纸张应印制多少货币都有明确规定，对缺少数额的要有文字报告和实物为证。”这一管理制度被严格遵守，其原因之一，恐怕也与纸张的缺乏有关。

1931年6月，《皖西北特委关于各部门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曾指出，“纸张困难，价既奇高（光纸每刀二元八角），而且买不着，正在想办法改良本地所出之皮纸等，以便应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苏区只能以质量较差的纸张进行印刷，但它们及时传达了苏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呼声，推动了苏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硝烟滚滚的抗战中，根据地纸张依然奇缺。据担任过《大洪报》印刷工作的《七七报》最早油印员黄有权回忆，“1939年6月中、下旬，《七七报》创刊之前，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同志叫我跟党委机关的总务科长骆近丘同志到石板河（距京山八字门约30华里的小集镇）去采购一批有光纸和一些油墨。他嘱咐说，不论什么颜色的纸，白的、黄的、红的都要。我们到石板河走了一趟，见到有光纸就买，共计才买了二三十张。”

石印机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纸张的来源主要途径有五条：手工工场生产纸、工人改良纸、战争缴获纸、地下党购买纸和商人贩运纸。抗战时期根据地纸张的来源，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手工工场生产纸、地下党购买纸和商人贩运纸的传统，可能也有一部分来源是战争缴获纸。如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建设银行印钞厂用纸，主要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敌占区采购一些机器和原材料，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敌人封锁从武汉运到根据地；也有一些材料和器械是聘请敌占区进步技术工人，由他们带来的。如从汉口动员来的技术工人李杰，一次就带来两部石印机，他同时还购买了两部石印机，三十多块铜版，一批高质量的钞票纸、药水、油墨、桃胶等原材料；此外还有通过边区边缘地区的小城镇进步商会和进步商人购进的机器和原材料。像曾兼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鄂东分行行长的王正道，他以银行的名义，与黄陂梅店召开商会达成购买协议，一般原材料按原价加10%～15%，钞票纸等贵重物资按原价加30%进行收购。像在孝感周家巷建立的采购办事处，通过三汊埠敌人据点内的王惠卿的关系在汉口订购了大批机器和原材料，其中有圆盘机1部，石印机4部，石版8块，以及大批纸张、油墨、桃胶等。还有像新四军七师所用的纸张、油墨和印刷工具全靠敌占区小商贩，从巢湖、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一点一点地偷运到根据地。

随着国民党军事“围剿”，经济“全面封锁”，日寇的侵略占领，给根据地建设带来极大的困难，尤其是纸张的缺乏导致学校没有课本，报刊不能发行，文件印刷不成，甚至领导机关发个通知也很成问题。面对敌人越来越严的封锁，而纸张需求量却越来越大之现状，根据地就自己设法开办手工造纸厂，土法生产纸。

02.

维艰：土法造纸的实践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造纸业的发展，是随着印刷业、印钞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1930年2月，苏维埃政权机关就曾提出：“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办法，来缓解纸张紧缺的局面。”

造纸厂的生产情况根据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苏区时期——西河湾造纸厂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曾在商城、新集、宣化店等地办有造纸厂和印刷所，如商城的微家冲、西河湾等地曾创办了红日造纸厂，金岗台山下邓楼村创办西河湾造纸厂。

1930年3月建起的西河湾造纸厂，厂房主要是由逃亡地主丢下的32间空房屋组成，此外再借了农民的一些房子和捞纸工具。纸厂将西河湾内外会捞纸的人组织起来，4月份造出了一批纸张交公。由于当时所用造纸原料尽是稻草，造纸厂生产设备和制作方法也很陈旧，所生产的纸张粗糙发黄，不能满足鄂豫皖省委和中央分局用纸的需要。根据捞纸师傅的意见，造纸厂广泛收集旧书报、废账本和废纸，将其掺入稻草浆一起抄纸，同时改善生产设备，提高技术水平，改革泡浆、漂白、锅蒸、池漾、灌袋、装缸、抬帘、捞纸、上墙、烘干等一系列工序，反复试验，终于造出了又细又白的纸张，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后来废旧纸收集量不断增加，用它兑料的比例也由30%增至70%以上，纸的质量也越来越好。

造纸厂生产的是毛边“抬帘纸”，每张长4尺2寸，宽1尺8寸，每100张为1刀，每刀重4市斤。平均日产30多刀。从1930年4月开始至1932年9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纸厂人员随军转移为止，造纸厂总计生产了大约3万多刀各种颜色的“抬帘纸”，缓解了国民党对纸张封锁造成的困难。后纸厂根据不同需要添加各种颜料，又生产出红、黄、蓝、绿等颜色的纸。

抗战时期——东岳庙造纸厂

1943年12月，鄂豫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决定吸取民间土法造纸的经验，责成陈英到信阳谭家河的土纸作坊去考察，设法把土纸生产技术加以改进，自办造纸厂，制造适于印刷书报的纸张。考察后，选定了大悟山南麓、黄陂蔡店附近的东岳庙为纸厂厂址。

东岳庙中的大小平房、楼房数十间可供纸厂生产生活，庙内空旷地可作原料晒场，庙后山沟的溪水引入后可供冲洗纸浆和生活需用。造纸所需原料的构树皮和洋桃条，东岳庙一带满山都是。发动附近农民剥构树皮和采伐洋桃条由纸厂定期收购，成了附近农民新的副业。作为另一种原料的稻草更是取之不尽。造纸所需石灰农民会烧制，水碱可用灶灰熬制，这些物资均是向农民收购来的。

从开始筹办至1944年4月，仅半年时间造纸厂就正式建成投产。生产所需的人才，除请来两位技术师傅外，完全靠自己培养训练。生产全由手工操作，设备都是土法上马，自力更生解决一切困难。全厂人数最多时近百人，每天可生产出50～100刀纸（每刀纸为100张，10刀为一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阴谋发动内战，围攻五师。纸厂1944年底生产被迫停止。

03.

成功：造纸工作为战争服务

大别山根据地造纸厂采用的是工场化的手工业生产模式，而非近代机械化造纸。这是残酷的对敌斗争形势使然，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根据地造纸业中的反映。利用植物纤维制造纸张，是中国发明的。自东汉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积累的经验创造出第一张植物纤维纸，我国的造纸业少有变化。直到抗战前不久，国民政府才在广州建设了一座成规模的制浆造纸工厂，可以生产机械木浆与少量亚硫酸盐木浆，可惜没有开工几天，“七七事变”爆发便沦入日寇手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后方的机器纸厂大大小小总共有15家，经常开工的约有7家，日产量最高纪录是10吨挂零。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造纸业的生产能力在抗日战争时期较土地革命苏区时期有所增强，但始终无法与国统区的后方相提并论，更与日寇的沦陷区相差悬殊。若以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日产量1刀相当于4市斤计算，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日产量为60公斤，抗战时期为100～200公斤，仅仅为国民政府后方的0.6%、1%～2%，为日占台湾时期的0.05%、0.09%～0.18%，为日占伪满洲的0.02%～0.03%、0.03%～0.1%。

就是在如此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在错综复杂、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根据地的手工造纸生产，维持着根据地印刷事业的发展，使得宣传工作这门“政治大炮”，牢牢地插在敌人的心脏中；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根据地的改良纸和生产纸很少能够达到印刷纸币的要求，但它们与其他途径获得的纸张一起，促进了根据地金融战线的需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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