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副主席，对越反击战时儿子将被调去当参谋，他坚决不同意

1979年2月16日深夜，沈阳军区司令部还亮着灯。电话接通，话筒里传来南疆前沿的最新部署。放下听筒，64岁的司令员李德生在案前站了许久。第二天拂晓，部队就要发起进攻，而他的长子李和平已在集结地整装待发。前线与后方，这对父子即将各就各位。

跟许多红军后代不同，李和平身上几乎没有“将门虎子”的痕迹。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李德生从来不许家里搞特殊。1951年，志愿军回国休整，李德生却把给家属的慰问粮票全部交了公。那一年，家里靠玉米面糊糊和地里的南瓜熬过了冬天。年幼的李和平至今记得父亲在院子里一铲一铲翻地的场景——灰土飞扬，军装上都是泥点。那股子自给自足的劲儿，他后来常挂在嘴边：“咱家啥时候都别当特殊户。”

这种家风延续到了李和平成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值1964年部队扩编，班主任悄悄劝他：“你报军校，凭你父亲的身份，分配不愁。”少年却推辞了保送，自愿到野战部队当普通战士。炙烤的戈壁、满是风沙的训练场，把他的脸晒得黝黑。直到当了排长，战友们才知道他是“李司令的儿子”。那时的李德生还在北京军区担任司令，听说后只回了一句话：“他是他，我是我。”

1972年，李德生走到政治生涯高点——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被推举为副主席。外界看他风光无限，只有家里人明白，副主席与孩子们的日子几乎没有交集。李德生在中南海加班到深夜是常态；回到家，见到孩子先问功课，再问鞋子有没有补好，气氛紧绷得像操场上的正步。

1975年，因工作调整，59岁的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政治波诡云谲，可他的家却依旧陋室三间。妻子在院子里种菜，秋菜窖里码满了土豆、大头菜，取暖靠蜂窝煤。有人劝他：“老首长，政协给的补助可以用一用。”他摆摆手：“干部带头节俭，不丢人。”

李和平这两年升到营长。1977年，他与部队卫生员赵晓云打算结婚。两人攒来攒去也就凑出三百元，还得买被褥、买煤票。小两口咬咬牙，还是写信给父亲请求支援。信寄出不到十天，回信收到了：“钱可以借，但婚事从简，别学城市里那一套。”信尾还附上两张折痕明显的旧钞，各50元。婚礼那天，院子里一张破木桌，四盘花生咸菜，一碗白酒，唯一的客人是李德生的老战友沈友三——这位当年西北野战军的老政委从总部开会出来，换乘两趟车才赶到。喜宴不到一小时，众人各自回营。整个婚礼花了67块钱，剩下的33块被新娘交回了伙食团。

时间推到1979年初，华南边境的烽烟终于点燃。各军区子弟请战，政工系统统计，仅总政系统就有300多名干部家属报名。李和平的请战报告很早就呈上去了。2月15日，他乘军列抵达广西宁明，编入12军36师106团，职务是副团长。得令当晚，他特意绕道沈阳，在父亲办公室门口停了几分钟。屋里灯光昏黄，他没有打扰，只在门缝里轻声说了一句：“我走了。”屋里安静片刻，父亲的嗓音低沉：“好样的。”

真正的考验比想象更残酷。2月20日，106团接到强攻谅山外围高地的任务。山体陡峭，野草及膝，越军火力隐藏在竹林后。第一波突击受挫，连长牺牲，火力点仍未被摧毁。李和平带着突击排往前跃进，一颗榴弹在身侧爆炸，左臂血流不止。他拔下腰带缠了几圈，继续指挥。10点过后，山头拿下，旋即遭遇反扑，子弹像雨点打在壕沟边上。守还是撤？电台里只传来杂音，后方联络中断，增援时间未知。李和平看着手表，沉声一句：“再让他们近一点。”他故意放开一侧缺口，等越军蜂拥钻进，随即命炮兵坐标对准本方前沿。炮声震天，震得他耳畔嗡鸣。战斗结束，山坡上弹壳遍地，统计俘敌与击毙数远超预估，106团阵地保住了。

几乎同一时刻，远在沈阳的军区作战室内，参谋将这一战况汇总电报上报。值班领导担心李和平安全，拨通李德生办公室电话，建议把他调到司令部参谋处。“别，谁家的儿子不是命？让他在前面。”李德生口气短促。窗外北风呼呼，他尽量压住胸口的那股焦灼。

106团打出名声后，李和平被破格提拔为36师副师长。三级伤痕换来的，却是更重的担子。战事结束，他被送回后方，留下6块弹片在体内。医院建议手术，他笑着摆手：“能动就行。”手术费留给伤势更重的战士。1980年，部队授予他“战斗模范”称号，并评为一级伤残。颁奖仪式上，他的手还在微微颤抖，却拒绝带护臂上台。

这一年，李德生完成在沈阳军区的最后一次大练兵检阅，随后离任。有人提醒：“老首长，该把在部队欠下的家里账理理了。”李德生查了半天，只列出一项：1977年借给儿子结婚的那100元。李和平坚持还款，被父亲退回，上面附张条子：立此存照，充作子弟兵冬衣基金。

2011年5月8日，李德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讣告发布那天，一张旧照片在军内流传：1953年，年轻的李德生蹲在河南老家地头，一手扶禾苗，一手牵着瘦小的李和平。背景里是漫天尘土与低矮房舍。照片背面写着六个字：“自立，自省，自律”。老将平生不善言辞，却用一生写下了这三字诀——在官场如此，在战场亦如此，在家风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