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父亲苏洵，母亲程氏。眉山是一个山水清秀的小城，苏家世代耕读，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不愁吃穿。苏轼自幼聪颖，母亲教他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为正义赴死的故事，他抬头问母亲：“我如果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会同意吗？”程氏答：“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那一年，他不过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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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他和父亲、弟弟苏辙一同进京赶考。那一年，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论》，欧阳修读后大为赞叹，本想评为第一，又疑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判了第二。放榜之后，才知道是苏轼。欧阳修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一出场就站在了文坛的最高处。苏轼的人生开局，几乎是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样子。

然而命运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人。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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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苏轼当时在史馆任职，目睹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青苗法强制农民借贷，免役法加重贫户负担。他多次上书批评，认为变法太急，损害百姓利益。但此时朝廷上已无太多反对派的容身之地。1071年，他自请外放，到杭州做通判。

此后十年，他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在杭州，他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密州，他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在徐州，他带领百姓抗洪，筑堤护城；每到一处，他都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但内心的抑郁与不安从未消散。

1079年，调任湖州知州后，他按照惯例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其中有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意思是自己愚钝，跟不上朝廷新贵的步伐。这几句话被变法派抓住，说他“讥讽朝政”“包藏祸心”。随后，他们从他的大量诗文中搜罗所谓的“罪证”，指控他“指斥乘舆”“怨望皇上”。

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押解进京，关进御史台的监狱，一关就是一百多天。狱中环境恶劣，他一度以为自己必死。他给弟弟苏辙写下绝命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最终，在众多大臣和太后的求情下，神宗下诏免他一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

一个曾经名满天下的才子，一个曾在徐州城墙上指挥抗洪的知州，如今成了一个无权的犯官。他带着家眷，来到长江边上一个荒凉的小镇，住在寺庙里，后来自己开荒种地，在城东一块坡地上盖了几间草房，自号“东坡居士”。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是他最苦的日子，也是他最好的日子。没有政务缠身，不必看人脸色，他在黄州读书、写字、种地、酿酒、与和尚聊天。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反而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那些让他不朽的篇章，几乎都出自这四年的流放。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1084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旧党重新上台，苏轼被召回朝，一度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但此时他又对旧党全盘否定新法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王安石变法中也有合理之处，不该一概抹杀。他既得罪了新党，又得罪了旧党，成了一个两头不讨好的人。于是再次自请外放，先后到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做官。

在杭州，他第二次任知州时，看到西湖淤塞严重，便组织二十万民工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起一条长堤，后人称之为“苏堤”。他还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这些事情，他做得兴致勃勃。

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次得势。苏轼被列为旧党要员，一贬再贬。先贬惠州，再贬儋州——那是海南岛，当时是真正的天涯海角，流放那里的官员，几乎等于判了死刑。他带着儿子苏过，渡海而去。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

在惠州，他写诗逗自己开心。在儋州，他教当地的黎族百姓读书识字，推广农耕技术。他没有药，没有书，甚至没有纸笔，就在地上写字。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被放逐到最蛮荒的地方，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说：“我本海南人，迁之西蜀。”

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被赦北归。他一路北行，沿途官员百姓夹道欢迎。但此时他已六十五岁，身体极度衰弱。1101年八月，他病逝于常州，临终前说：“我生平没有做过亏心事，死前也不怕。”好友钱世雄对他说：“您平生学佛，现在也该用力。”苏轼答：“着力即差。”

意思是，刻意用力，就已经错了。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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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死后，关于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在政治上，他既不是激进的新党，也不是顽固的旧党。王安石变法时期，他批评新法；旧党当权时，他又为某些新法辩护。两边都不讨好。有人骂他“墙头草”，有人说他“不识时务”。但也正是这种“两边不靠”，让他成了一个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他不站队，只站理。

在文学上，他是全能的天才。诗、词、文、书、画，无一不精。他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把词从歌楼酒肆拉回到士大夫的书房。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一句“大江东去”，从此宋词有了另一种气魄。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书法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引来一些批评——有人嫌他的词“不协音律”，有人说他的诗“过于粗豪”。

在性格上，他豁达洒脱，却也冲动冒失。他爱开玩笑，有时开得过头；他爱交朋友，有时不分良莠；他在朝堂上直言不讳，得罪了太多人，最终把自己送进了流放的路。他的弟弟苏辙一生谨慎，官至宰相，他却始终学不会闭嘴。

有人问：如果苏轼能像苏辙那样圆融一些，是不是就不必吃那么多苦？也有人说：如果他不吃那么多苦，他还能写出那些赤壁绝唱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今天，苏轼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名字之一。他的诗词被写进课本，他的故事被编成戏曲，他的东坡肉被端上餐桌。他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乐观、豁达、在逆境中依然热爱生活。但这种符号化，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他。

真实的苏轼是什么样？他是一个天才，但也是一个经常判断失误的人。他是一个好人，但也是一个不会保护自己的人。他爱百姓，也在官场中犯过错误（比如在徐州抗洪时有决策失误的争议，也有记载他主政时对某些政务处理不够细致）。他放得下荣辱，却放不下酒和美食。他一生信仰佛道，却从未真正出家。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他只是一个在命运的巨浪里，始终没有沉下去的人。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这句话，写于黄州。那时他已从乌台诗案的泥潭里爬了出来，站在沙湖道上，忽然下起雨，同行的人狼狈躲雨，他却吟啸徐行。雨停了，天晴了，他说：回头看看那些风雨，没什么了不起；看看现在的晴朗，也没什么值得高兴。

这就是苏轼——他不在乎风雨还是晴天，他只在乎自己是不是还在走。

他走过了眉山的田埂，走过了汴京的御街，走过了黄州的东坡，走过了杭州的苏堤，走过了惠州的荔枝林，走过了儋州的海滩。他走了六十五年，从一个少年天才，走成一个满头白发的流放者。

他没有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不是苏轼了。

今天，我们仍然在读他的诗，吃他的肉，背他的词。但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他的名气，而是他那句遗言——“着力即差”。

人生很多事情，越是用力，越容易错。不如像他那样，被抛到泥里，就在泥里种菜；被扔到海里，就在海里写诗。

不必刻意追求什么。

走着，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