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因鸦片而起，并非为鸦片而战，鸦片战争之后更与鸦片无关

1、

这篇文章我本该早写的。

我们从小都知道，鸦片战争是因为洋人非要卖鸦片给中国，中国坚决禁烟，所以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是后世对鸦片战争最基本的认识——这是历史的真相吗？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广州成了洋人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这是因为，大清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并且外夷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没有好处，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能允许他们做买卖已经给脸了。

所以，大清不承认别国与大清有平等的权利，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做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须遵守大清的规矩，禁令不仅多，甚至有些简直不可思议。

比如，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番妇”不能来广州，“夷船”开去以后，“夷商”不得在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许三次，每次不得过十人。

“外夷”不许坐轿，不许学习中文、购买中国书籍。“外夷”秘文到衙门必须由十三行转，必须用“察”，只许用“夷”字，不许用汉字。“外夷”只许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数，且须由十三行代雇。

每年秋未，官府把这些禁令公布一次，并训令十三行好好地开导那帮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洋人不执行这种禁令，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国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大清把洋人收拾的服服贴贴，官吏遂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大清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私下所加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不会公开，大大小小官吏勒索洋人，洋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洋人不胜其烦。

2、

清末，英国早已取得了海上霸权，其皇家舰队驰骋于世界四大洋之上了，但洋人不远万里与中国通商，却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洋人觉得中西通商对大清也有利，他们在广州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皇帝是不知道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并修改通商制度，或有一线希望。

可是，那时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虽然大清压迫限制他们，显然，洋人开始并不想用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国门，而只想用外交的方法来修改中国的不平等通商制度。

1788年，英国所派来的公使在中途死了，使团也就折回去了。1793年8月，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又来到中国。他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礼。他说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但被大清拒绝了，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了乾隆，却未跪拜。乾隆心中非常不满意，他所提出的要求，统统被乾隆拒绝，并要求官吏暗中设法让英国人早回国。

我们抱定“天朝统驱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存在；中西的邦交观念之不相容，马戛尔尼的外交失败是注定的。但洋人锲而不舍，1816年又派罗尔美都来华。又因跪拜问题，嘉庆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

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他们只想做买卖者，也均盼大清时局的安定。但洋人费劲心思却一无所获，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了。

同时，英国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西方爆发工业革命，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当务之急，到了十九世纪，英国人认为不平等邦交非打倒不可，中国不平等的通商制度必须修改！

3、

终于，洋人找到了借口。

1839年正月，林则徐奉旨于抵达广州禁烟。洋人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英国商业监督义律义律只好交出20280箱鸦片，共计二百数十万斤，被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缴烟的报告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率领海陆军队于1840年夏天来华，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

英国要求：第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英商可以屯货住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应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如果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

大清乃“天朝上国”，绝不容忍中西有平等的邦交。大清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鸦片战争打响了！

4、

鸦片战争结束，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a、割让香港岛；b、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c、五口通商，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d、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必须与英国协商；e、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f、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为了“鸦片”引起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两方签订的条约，居然没有一条提到“鸦片”！当时，大清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反而认为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并非不平等条约，认为治外法权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

至于协定关税，大清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一劳永逸，但北京驻使、长江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国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鸦片战争以后，大清还是死守古训，仍不许中国有外交。但主政两广的耆英肯与外国人交际，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但都骂他“媚外”。

其实，耆英最困恼的是广东人与洋人水火不容。洋人要进入广州，但广州人坚持不许外国人入进城。英国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持要入城。耆英左右为难，到了1847，英国人急了，耆英答应两年后进城，后来，耆英离开了广东。

耆英走后继任者是徐广缙，徐是林则徐的粉丝之一，他秉承林则徐的衣钵；徐广缙离任后，叶名琛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可惜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祸根就种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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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广缙继任一年以后，耆英的两年后洋人入城的条约到期，英国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徐广缙与叶名琛于是联络地方士绅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洋人觉得因入城问题而发起战争，未免小题大做，于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大清认为洋人怕百姓，以为得到驭夷的秘诀。

1854年，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中国修改通商条约，三国代表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这事只有叶名琛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叶名琛托故不见。洋人对叶名琛十分愤慨，洋人才明白，要与大清建立邦交，修改通商制度，只有战争一条路！

恰巧，1856年，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叶名琛一直推诿。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国人起了冲突。于是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叶名琛被英国人所俘。1858年，英法联军占了天津，清廷于是派桂良到天津去修约。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大清认为这两条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这已经与禁烟没有任何关系了！

1860年，英法联军在京郊把僧格林沁和满蒙铁骑杀得落花流水，中西在北京通州进行交涉，条件已经讲好了，但因英使要求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一事而翻脸。其实，这本来是国际外交的基本礼节，但那时中国人绝不能容忍这个礼节，便捕拿洋人派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洋人大怒，立即攻打北京。1860年9月，大清不得不又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这时，已经距离鸦片战争整整20年了……

今天，回顾鸦片战争的发生，你就发现，战争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不久，双方在“禁烟”上没有任何冲突，鸦片战争因鸦片而起，却并非为鸦片而战，鸦片战争以后更与鸦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