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仲夏,淮北平原再度蒙受水患。站在连云港市赣榆区的堤岸上,老渔民王老汉指着远处一片稻田嘟囔:“那儿原来是水,哪来的田?”寥寥一句,点出了此地湖田互换的漫长变迁。
追溯至两千年前,这块滨海低地并没有今天这般规整。东汉时期文献就提到“灌河下海,淤沙沃野”,说明古淮河携带的泥沙已在此累积。泥沙下泻,湾口渐闭,形成澙湖雏形。接着,古灌河、沭河等淡水注入,海水被顶退,湖泊悄然诞生。南宋之前,这里湖荡密布,人称“五湖十八荡”。当时的村民“乘舟出户,枕潮而渔”,生活与水波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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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耀眼的就是硕项湖。根据顺治《海州志》,它东西近四十里,南北逾八十里,东接黄海,西邻涟水。若以清初一万五千顷的面积折算,约占同期太湖七成。青伊湖、桑墟湖紧随其后,三湖如连环玉佩镶在江苏北大门。
然而,黄河从未给这片水乡太多安宁。公元1128年黄河决口,自河南滑县直奔淮北;1194年再度南徙,夺泗入淮。含沙量巨大的洪流把支离破碎的尾闾推向东海,也把连片湖区变成巨型沉沙池。湖水尚未退尽,泥浆已晾成洲滩。大量移民随后涌入,插秧制田,湖岸一寸寸后退。
明代正德年间,当地驿卒曾记录:“湖步日短,岸角垅田日日新。”这句看似欣喜的描述,实则暗藏忧患。湖体一旦割裂,水系功能便告失衡。桑墟湖首先衰竭,青伊湖则因连通灌河,残存的水面昼益缩小,只余洼洼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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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二十四年,治理黄淮的总河靳辅上奏:“湖淤可垦,规置屯田,以增漕赋。”几千顷水面被丈量为口粮田。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筑埝围垦。史书记下一桩掌故:地方胥吏踏勘湖底,丈量完毕,转身却发现潮水回涌,丈尺沉没泥中,众人面面相觑,只能苦笑。“陆与泽争,未可尽分也。”老吏的感慨,如今读来仍觉意味深长。
进入民国,湖区已呈“水草环村”格局。1921年,沭阳设五大垦区,推出“分段承包”,鼓励乡民围湖垦稻。一时间,耕牛声取代了渔歌。田成方,路成网,湖泊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低田。雨季一到,又变泽国;旱季来临,尘沙漫天。水利不济,苦的是百姓。
1949年后,新政府把淮河治理列入国家重点工程。1951年,《治理淮河方案》实施,沂沭泗整治工程相继上马,畅通入海渠成为首要目标。水道一经贯通,沭阳古湖区再无活水回补,余脉迅速干涸。1960年代末,连云港一带的青伊湖被完全开垦,硕项湖仅留下“硕湖闸”与“硕湖中学”等地名。卫星影像可见昔日湖心岛化为稻区,青伊湖的最后一点水面停留在灌河老道边的小泡沼中,面积不足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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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疑惑:南方太湖依旧浩渺,北部大湖却销声匿迹,同处长江以北的洪泽湖、高邮湖也能维系,为何偏偏青伊、硕项陨落?关键在于补给水源。太湖靠长江三角洲丰沛降水与多重来水,洪泽湖背靠淮河干流,水源不绝。而连云港、宿迁东部的湖群却受制于黄河改道后的断水,加之围填速度迅猛,补给跟不上淤积与蒸发,终成旱地。
值得一提的是,地名是时间留下的活化石。在今天的青伊湖镇,仍能听到“上湖口”“下河套”等方言地名。老人口中的“跑船街”早已变成集市,渔网被晾进博物馆,但人们仍记得祖辈“水上讨生活”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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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史志部门统计,连云港、宿迁两市因湖而生的“墩”“圩”“滩”类村庄超过600个,足以侧面印证昔日湖岸线的曲折。修筑灌河港、防潮大堤以及引沂工程之后,新的水系格局取代了古湖生态,留给研究者的,只剩一张张残破的手绘测图和散佚于族谱里的航路歌。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还能发现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东部沿海的地理演变与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交错影响。黄河1960年后基本固定入海口,淮河则改走黄海;泥沙堆积与海平面波动交织,苏北平原先天低平的地貌没有阻挡能力,湖泊在这种“双向挤压”下更显脆弱。
有人说,湖泊的消逝是生态的损失,也有人认为垦出来的沃野养活了更多人口。两种声音并存,孰是孰非难有绝对答案。只是在老渔民偶尔吟唱的船歌里,能听见水与苇的回音,那是消失湖泊留下的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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