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渡荆门送别》与杜甫的《江汉》,皆写长江中游,又同为五律,但前诗写在李白壮年出川之际,后诗作于杜甫晚岁漂泊之时,时代有治乱巨变,诗人的处境心境更是大相径庭,二人正因把握住了这一根本差异,才使两诗绝不雷同而同为高唱。陈忠实坦言自己的《白鹿原》是学习张炜的《古船》,但《古船》着力揭示的是时代波谲云诡背景下民族心理的隐曲幽微,而《白鹿原》则试图以白、鹿两大家族的命运透视大历史的变与常,立意的不同,使两部家族历史小说各臻至境又互为补充。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古人尚且有此雄心,当代作家中,像柳青那样,为捕捉新的形象、观察新的生活、培育新的感情、酝酿新的语言而主动要求深入实际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当代中国正发生深刻变革,需要作家以极艰苦的毅力勇气在生活中沉潜与发现,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具备创新创造的起码前提,否则,就不可能根本摆脱因循蹈袭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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