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伏到猪肉，去产能为何那样难？

作者|深水财经社 刘川风

猪价跌穿七年地板、部委三令五申“必须减产”，可龙头企业去产能进展依然缓慢。

据多家媒体报道，从3月初到3月19日，农业农村部、发改委连开两场“紧箍咒”会议，要求头部猪企上报2026出栏计划、承诺调减能繁母猪与出栏量，甚至祭出“年度生产备案制、信贷硬约束”，可直到4月中旬，行业产能依旧“雷声大、雨点小”，去化进度远不及预期。

这场“政策苦口婆心、企业阳奉阴违”的拉锯战，到底藏着多少门道？

一、囚徒困境死循环，产能为何易增不易减？

放在十年前，生猪去产能根本不用政府反复喊话，猪价一跌、散户一亏，立马杀母猪、清猪场，产能三个月就能快速出清。

可如今，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之后，去产能的反而变得更难了。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生猪规模化养殖率已突破73%，TOP10头部企业出栏占比飙升至29.7%，较2018年的8.1%翻了近4倍。

牧原、温氏、双胞胎等巨头，单家年出栏动辄千万头级别，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跟当年的散户完全是“云泥之别”。

正是因为养殖龙头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和资本优势，所以散户更容易被挤出市场，而留出的产能却又被养殖龙头迅速填满。

实际上关于去产能的会议不止开过一两次，早在2025年9月，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就召开过生猪产能调控企业座谈会，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双胞胎等多家龙头生猪养殖企业参会，就产能调控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和讨论。

但是从这些企业年报上可以看到，去年他们的出栏量仍然没有减少，甚至多数企业还有增长。

当然我们也客观看，去产能不是说开完会马上就回去把猪杀了埋掉，一旦产能上来，不可能立刻就踩刹车，这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是从商业的逻辑，每一家猪企都没有去产能的动力和意愿，把产能建起来，是需要投入很大资本的，那么多养殖场建起来了，还有那么多配套设施、人工队伍，甚至猪都已经长那么大了，谁会愿意去产能？

规模化养殖企业，去产能成本价极高，从商业竞争的角度，也存在一个“囚徒困境”。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减产能，猪价上来了，占便宜的是那些没减产能的竞争对手，等于牺牲了自己给竞争对手抬轿子，这就是一个博弈死局，会上表态积极、会下集体观望，成了公开的秘密。

假设A企业主动大幅减产，能繁母猪砍10%、出栏量降15%：短期猪价可能小幅上涨，但对手B、C企业不减产，反而趁机扩大出栏、抢占A退出的市场份额。

等猪价回暖时，A企业产能已缩、份额丢失，彻底沦为行业“小弟”。

假设A企业不减产，跟大家一起硬扛：虽然短期持续亏损，但能保住市场份额、摊薄固定成本，等熬到中小产能出清、行业供需逆转，就能凭借规模优势赚得盆满钵满。

用行业大佬的玩笑话说，现在去产能，就是比谁“命长”，谁先忍不住减产，谁就是行业的“冤大头”。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猪企明减暗增玩套路

3月19日发改委会议上，牧原、温氏、双胞胎等25家龙头齐刷刷表态“坚决响应政策、带头调减产能”。

可看各家企业2026年出栏计划，牧原2026年出栏计划7500-8100万头，跟2025年的7800万头基本持平；温氏2600-2800万头，与2025年2702万头相差无几；就连表态“主动调减”的新希望，也只是从1600万头降至1300-1400万。

还有企业为了对冲减产，纷纷搞起“压栏增重、二次育肥”。

比如政策要求出栏体重控制在120公斤左右，可行业实际普遍在124-140公斤，散户甚至达到144公斤。体重每增加5公斤，就相当于多出栏4%的生猪，直接抵消了部分母猪调减的效果。

政府部门专门强调“严禁压栏、控重120公斤”，可在“多卖一斤多赚一点、缓解现金流压力”的诱惑下，企业依旧有操作的空间。

上报淘汰母猪数据时，专挑高龄、低产母猪做样子，核心高产母猪一头不动。甚至还有把母猪转后备、异地调运，规避产能统计。

这个时候，各家养殖龙头都在暗中较劲，成本有优势亏得少也能熬得起，正好借寒冬熬死高成本对手，这就是本轮周期最诡异的地方。

这种心态下，所有企业都在“等风来”——等对手先减产、等猪价先反弹、等政策再加码，唯独不等自己主动“割肉”。

三、政策再急，也绕不开生物周期

当然除了养殖龙头的积极性因素外，本身生物周期也是一个制约去产能的重要因素。

生猪不是工业品生产，它是有生长周期的，能繁母猪怀孕4个月、仔猪育肥6个月，从调整母猪到出栏量变化，至少滞后10个月。

这就导致政策调控永远“慢半拍”，再紧急的会议、再严厉的要求，也没法让已经怀孕的母猪、已经出生的仔猪“凭空消失”。

2025年全年，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长期超3900万头，远超3950万头预警线，更是比3650万头目标多出300万头以上。

这部分“超额产能”，在2025年9月-2026年3月转化为连续10个月的天量仔猪，直接锁定了2026年上半年的生猪出栏量，哪怕3月份所有企业立刻停止补栏、大规模淘汰母猪，2026年Q1-Q2的出栏量也不可能降下来。

这就解释了一个怪象，2026年以来，部委多次开会要求减产，头部企业也象征性淘汰了部分母猪，可市场上生猪供应依旧过剩、猪价持续下跌。

生猪产能有一个“堰塞湖效应”，过去两年的扩张存量，决定了未来一年的供给，政策调控效果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才能显现。

有专家就支出，现在看能繁母猪存栏已经没意义了，PSY、MSY（每头母猪年出栏肥猪数）才是核心。行业技术进步太快，隐性产能完全对冲了显性减产，这是政策调控最头疼的地方。”

四、只有引导没有硬罚，调控成“空谈”

最后，政策调控的“软约束”，也是去产能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历次会议都是“座谈会、引导、号召”，没有强制手段、没有惩戒措施、没有考核问责，企业自然“左耳进右耳出”。

2026年3月19日会议，部委提出“年度生产备案制、头部企业动态监管、信贷约束”，看似是“从软指导转向硬约束”，可实际执行依旧“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是没有法律强制企业去产能，调控依旧靠“约谈、通报、批评”。

其次是信贷约束也缺位。银保监会虽要求“对不达标企业暂停信贷”，但地方政府为保就业、保税收，往往干预执行，银行也不愿轻易抽贷，导致“硬约束”变“软要求”。

第三是统计监管漏洞。企业虚报母猪存栏、瞒报出栏量、母猪转育肥规避统计，监管部门难以逐一核查，数据真实性存疑。

更致命的是，政策存在“摇摆性”。猪价涨时，鼓励扩产保供给；猪价跌时，要求减产控产能。企业早已摸透规律，现在要求减产，等猪价涨了又会鼓励扩产，政策坚持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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