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并购西欧时代”意义远不止于经济

张 健

一个“东欧并购西欧时代”正在欧洲大陆加速铺展开来。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东欧企业在法德等西欧国家进行的并购，无论数量还是所涉资金规模都实现大幅增长。其中，光是波兰公司就创纪录地宣布了22宗涉及西欧地区的收购，导致西欧大国德国的媒体惊呼“波兰人来了”。这种现象是近年来“新欧洲”国家与“老欧洲”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直观反映，但从欧盟多轮东扩的历史演进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现实处境来看，其中蕴含的意义以及潜在影响又远不止于经济层面。

欧盟内部“西主东从”有其历史成因
“东欧并购西欧”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这与不少人对于欧盟内部“西强东弱”“西主东从”的传统印象形成鲜明反差。

二战结束之初的1952年，基于法国“舒曼计划”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随后，在“先经济后政治”的大方向下，欧洲一体化大致经历从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到欧洲联盟的演进升级，其间进行多轮主要面向西欧国家的扩员，并先后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共同贸易政策、农业和渔业政策，统一内部大市场，基本实现商品、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等等。1993年欧盟成立，当年6月便制定通过了“哥本哈根标准”，首次明确统一入盟要求，这为随后开启欧盟东扩进程、吸纳越来越多中东欧国家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正是以“哥本哈根标准”为新的起点，欧盟东扩成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事件。20世纪90年代开始，寻求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一些中东欧国家，陆续被纳入欧洲统一框架。

连续几轮东扩，一度被认为是欧盟外交层面的显著成就之一。对于欧盟来说，东扩起到重塑欧洲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作用，并增强了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欧盟成员国数量从1993年的15个增加到2013年的28个（后因英国2020年“脱欧”减至27个），覆盖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等都实现了显著增长。对中东欧成员国来说，加入欧盟，享受欧盟统一大市场、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支持等有利条件，极大促进了它们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不断追赶西欧水平。

不过，东扩带来的阵痛和代价也显而易见。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价值理念以及内外政策难以协调等问题始终存在，进而为欧洲一体化这一打造超国家联合体的政治实验埋下内部分化甚至分裂的引线。

为了顺利加入欧盟，提交申请的中东欧国家需要对标“哥本哈根标准”，按照“入盟前战略”提供的路线图，逐步接受欧盟政治、经贸以及内部市场等方面的要求和法律法规。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地使西欧或“老欧洲”国家处于主导和核心位置，中东欧或“新欧洲”国家则扮演从属和相对边缘角色，在政治、经济和价值观等方面接受“被欧洲化”，一些新入盟国家及其民众因此产生不平等感。

这种“主从”结构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作为“新欧洲”的中东欧成员国，在加入之初被视为西欧国家及其跨国企业的消费和投资市场。正如现在波兰等国经济产业界一些人所言，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大量西欧企业向着中东欧国家进行业务拓展和投资并购，带去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在“新欧洲”国家的工业制造、金融和零售等经济领域占据举足轻重地位。以汽车业为例，地处中东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度被称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汽车产业的“整车车间”，对“老欧洲”表现出严重依附关系。

欧洲大陆经济重心东移正在发生
但现在，正如一些媒体上有关“东欧并购西欧时代”的报道所昭示的那样，欧盟内部形势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逆转。

客观而言，当前西欧或“老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发展水平，整体依然高于中东欧或“新欧洲”国家。欧盟统计局最近两年公布的人均GDP、职工平均年薪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指标排名大都显示成员国间差异巨大，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长期以来的“西强东弱”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不过，欧洲大陆经济重心东移确实正在发生。过去30年来总体处于从属地位的中东欧成员国正在更大程度地释放“后发优势”，加快对西欧传统发达国家的追赶。加之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老欧洲”国家近年来内忧外困，陷入二战结束以来最长的增长放缓乃至衰退期，这就更给“新欧洲”国家带来迎头赶上的契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1月的测算显示，作为中东欧经济中心的波兰2025年实际GDP增长率为3.3%，与德国0.2%、法国0.8%相比，势头明显更胜。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境遇转换中，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企业“反向进军”西欧，加强市场拓展和投资并购，变成一种新的“自然而然”甚至“理所当然”，就像过去二三十年西欧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所做的一样。即便“东欧并购西欧”尚难形成绝对的压倒性态势，但这至少预示着“新欧洲”国家经济及其越来越多企业未来可能更大程度地与西欧“平起平坐”，实现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双向流动，而非继续甘于处在“被并购”“被主导”的附庸和从属地位。

与之相应，冷战结束后多轮东扩在欧盟内部导致的“西主东从”关系，也面临着一系列潜在的结构性调整。

就经济前景而言，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或将成为欧盟“全村的希望”。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法德和解为动力源，随后欧洲经济长期以德国和法国为“领头羊”或“火车头”。但现在，德法两国经济增长承压，欧洲经济整体复苏疲弱，在工业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快速崛起的波兰等“新欧洲”国家能否延续当前态势并为提振欧洲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引发越来越多关注。

经济实力增长普遍提升了中东欧成员国的底气，它们开始更多参与欧盟事务，试图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近些年来，“法德轴心”以及英法德“三驾马车”等以西欧大国为主的欧洲传统领导架构效能日衰，难以承担起将欧洲拉出内忧外患泥潭的重任。在此背景下，欧洲舆论场中开始出现“波兰能否成为欧洲新引擎”的讨论，法德等“老欧洲”国家也尝试通过重启“魏玛三角”或组建“E6小组”等方式，将波兰这样的中东欧大国纳入欧洲内部大国协调议程，共同探索如何“引领欧洲走向更加强大和独立的未来”。

或对欧洲“向何处去”作出新的解答
“新欧洲”国家寻求提升自身话语权和地位，不可避免地将对欧盟内外事务以及一体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冷战结束之初，欧共体升级为欧盟并开启东扩进程。当时欧洲大陆东部与西部不仅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政治理念、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也有诸多不同。为了融入欧盟，中东欧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按照西欧标准进行自我调适。但事实证明，基于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价值观和行为理念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扭转，结果导致东扩步子越大，欧盟内部经济、政治以及对一体化认知等方面的异质性越强。加入欧盟后，中东欧“新欧洲”成员国普遍得以加快经济发展，提升民生水平，但在西欧“老欧洲”国家面前或多或少都有些许“低人一头”“二等公民”之感。

如今，以“欧洲进入东欧并购西欧时代”为最新表征，“新欧洲”国家“话事”能力增强，开始寻求在欧盟内外事务中更大程度地投射自身理念和立场，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张力和复杂性。
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以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普遍强调本国利益，试图在欧盟框架内探寻自身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但这种“国家优先”取向，与西欧国家普遍坚持的“欧盟优先”明显冲突。政策立场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一些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龃龉不断。在近年来西欧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崛起之前，“疑欧”并在移民、内部市场标准、主权让渡等议题上公开与欧盟唱反调的现象，在中东欧成员国已然广泛存在。某种程度上讲，其中部分国家至今还未加入欧元区就是一种“用脚投票”。这种疏离和矛盾导致欧盟内部凝聚力削弱，政治碎片化加剧，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陷入了困境。

在欧盟对外战略层面，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大国之间在涉美、涉俄以及欧盟“战略自主”等议题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理念和立场差异。比如在对俄政策上，因为历史记忆等方面原因，中东欧国家普遍对俄采取强硬姿态，这与法德等西欧国家过去大多数时候主张与俄罗斯对话协调形成鲜明对比。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波兰等一些中东欧国家牢牢把握援乌抗俄的“政治正确”，批评法德等西欧大国对俄“绥靖”，甚至将乌克兰危机激化归咎于“老欧洲”国家主导下的欧盟对俄政策失败。随后，在俄乌冲突延宕过程中，对俄强硬逐渐成为欧盟主流政策立场。

‍综上所述，“东欧并购西欧”不仅仅是欧盟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企业发展形势的变迁，更是新老欧洲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对比加速演变的一个缩影。这种经济层面的潮流，势必向着政治、外交、安全以及价值观等其他领域延展，进而对欧洲一体化前景或者说欧洲“向何处去”形成新的塑造，作出新的解答。（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