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病”到“生活”：华西专家领衔探索成都社区心理服务新范式

封面新闻记者 邱添

4月19日，一场名为“社区爱你一起玩吧”的为抑郁友好而行动、城市艺术共创开幕式在成都举行。没有沉重的医疗术语，没有压抑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正在制作的拼豆、涂鸦的情绪墙、老人带来的植物和故事。

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是“多彩蜗牛联合行动组”，一个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医生张骏教授发起、已持续三年的社区心理服务实践。而就在10天前，国家25部门联合印发《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80%以上城乡社区设置心理咨询室”，要求“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当国家政策落地，成都这座曾诞生“多彩蜗牛”的城市，如何接招？社区心理工作室，究竟怎样才能不沦为“挂牌空壳”？我们在开幕式现场采访了“多彩蜗牛”发起人、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张骏，以及交子社区书记王凤蓉、商业街社区书记刘畅。

不建“咨询室”，建“实验室”

“如果只是挂一块‘心理咨询室’的牌子，再配一张沙发、一张桌子，我敢保证，90%的社区会门可罗雀。”采访时，张骏开门见山。

国家方案要求社区建心理工作室，但张骏的实践给出了一个“反向思考”：不要复制一个迷你版的医院咨询室，而要把心理服务重新定义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多彩蜗牛”目前在成都6个社区建立的，不叫“心理咨询室”，而叫“心理服务实验室”或“社区疗愈空间”。“我们刻意不挂牌。”张骏解释，“因为居民对‘心理咨询’有天然的防御和病耻感，但他们愿意来喝茶、画画、玩桌游。”

交子社区书记王凤蓉对此深有感触。“以前社区也有调解室、关爱驿站，但真正主动上门做心理咨询的，几乎没有。”她说，“居民觉得，去了就是承认自己‘有病’。但我们的实验室不一样，我们搞艺术疗愈、搞合香制作，居民是来‘玩’的，但在玩的过程中，情绪被看见了，问题被接住了。”

张骏把这种模式概括为“活动即服务”，每周固定开展非临床活动，让居民在参与中自然获得心理支持。“你不需要告诉别人‘我在做心理治疗’，你只需要说‘我去社区画了幅画’。”

社区需要“会客厅”，不是“诊疗室”

刘畅用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社区心理实验室，本质上是一个“会客厅”。

“一杯热茶，一张笑脸，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她说，“这就是前端能做到的。居民来了，不一定是谈心理问题，可能只是抱怨工作压力大、邻里矛盾多、孩子不听话。但这些‘社会性烦恼’，恰恰是心理问题的根源。”

刘畅也表示，实验室通过网格员、微网格员和居民骨干的日常走访与观察，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居民中的异常苗头，从而实现心理问题的“前置解决”。

新的国家方案有一个“飞跃”，它不再只盯着“疾病”，而是把社会心理服务扩展到解决“现实问题”。“一个人心理素质再好，没有吃的、没有学上、没有钱治病，心理怎么可能好？”张骏说。

在商业街社区，实验室的运作逻辑正是如此。刘畅举例，一位退休女职工，独居，疑似抑郁，网购了上百个包裹堆在门卫室不拆不拿。“我们不是直接给她派心理医生，而这种“前端发现、非标签化介入”的模式，大大降低了心理问题恶化的风险。是先了解她的生活状态，通过网格员上门、邻居关心、社区活动慢慢把她带出来。”

另一个案例来自电信路社区：一名高中女生因抑郁自伤休学，单亲家庭，母亲监管不力。医院能做的有限，但社区通过社工组织、联席会协调，联系到一家小酒馆让她去做志愿者。“她在那里找到了价值感，慢慢就走出来了。”张骏说，“这不是医疗解决的，是价值感和社区支持解决的。”

这就是社区心理实验室的核心。不是替代医院，而是做医院做不了的事，改变一个人的“生态系统”。

从“疾病管理”到“生活参与”

张骏用了一个关键词概括“多彩蜗牛”的理念，从“疾病管理”到“生活参与”。

传统医疗模式是“患者来找医生”，问诊、诊断、开药、复诊。这对重症患者不可或缺，但对大量处于“情绪亚健康”状态的人，效果有限，而且容易强化“病人”标签。

“生活参与”模式则完全不同。不把“症状”作为唯一焦点，不要求你承认“我有病”，而是邀请你来参加一次拓印活动、一起做一炉合香。在动手过程中，情绪自然流露，关系自然建立。

“我们采用‘金字塔’模式，”张骏说，“塔基是社区志愿者和社工，提供日常陪伴；塔中是经过培训的心理咨询师，处理轻中度问题；塔顶才是精神科医生，只负责诊断、用药和危机干预。华西医院不是关门做治疗，而是作为技术后援。”

这也是为什么“为抑郁友好而行动”能撬动全龄参与，青少年来画画，上班族来减压，老人来贡献智慧。每个人都不是“被治疗者”，而是“参与者”和“贡献者”。

国家方案已出，成都的先行经验能否转化为可推广的模式？

张骏的计划是：不做“标准化产品”，做“可复制的赋能模式”。

具体来说，将编制“社区心理引导员”培训课程，把受欢迎的活动做成“工具包”，其他社区可以“拎包开展”，同时开发简短的效果评估工具，让数据证明服务有效性。“目标是在2026年，将在成都市6个及以上街道10个以上社区，打磨一套可向全省乃至全国输出的‘成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