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该如何运算？——对“简单事复杂化”畸形政绩的反思

在网络平台上，“9-4=5”被演绎成一套冗长繁复的运算过程，看似玩笑，却精准投射出当下某些单位的真实生态：一个本可高效解决的问题，被刻意拉长战线、增加环节、制造“波澜”，最终在集体“忙碌”中落下帷幕。一位网红博主的留言更是辛辣刺骨——“把明白的事弄糊涂了，然后再寻找解决方法，最后绩效终于上去了。”这背后，是一种畸形的政绩观在作祟：简单问题复杂化，被部分干部奉为彰显自身“工作饱满度”与“攻坚克难能力”的捷径。

“复杂化”是如何成为“能耐”的？

在这些扭曲的“绩效观”驱动下，“干事”变成了“演戏”。具体表现为：

流程“精心”设计，环环皆为“留痕”。每一项看似必要的会议、汇报，每一道必经的审批环节，其核心目的已非推动工作，而是制造“工作过程可见”的证据链。每一步都必须走，因为每一步都是日后考核时“工作量”的凭证。

责任“巧妙”切割，事事皆可“甩锅”。将责任推诿给其他科室，不是为了明确最优执行主体，而是为了提前分散风险、预留免责空间。问题一旦出现，复杂的流程就是“各环节均按程序办理”的挡箭牌。

绩效“虚假”繁荣，领导印象成为标尺。最终，这种模式产出的是“高绩效”——不是问题解决的高效率，而是过程表演的高得分。在领导面前，这被解读为“考虑周全、程序规范、责任心强”；同事碍于情面或被迫卷入，还要前来“帮忙”，进一步印证其“工作重要、人缘良好”。

我山东老家有一个词叫“能耐”，字面是夸人有本事，骨子里却是讽刺瞎逞强、自作聪明。这正是对上述行为的精准判词：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不是真本事，而是真折腾。

畸形的“政绩观”何以滋生？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其土壤在于：一是考核指挥棒偏差。部分单位评价干部，重“过程留痕”轻“实际成效”，重“领导可见度”轻“群众满意度”。复杂流程恰好能产出丰富的“留痕材料”和频繁的“汇报机会”，天然吸引追求“显绩”的干部。

二是免责心态盛行。在多层级、高风险的问责环境下，“不出事”成为首要原则。复杂化意味着程序完备、责任分散，即便解决不了问题，也能证明“已尽力”，从而规避个人责任。

三是形式主义惯性。一些干部长期浸淫于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的工作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他们并非不知效率低下，而是缺乏将工作“做简单”的勇气、智慧与制度激励。

把“简单”还给工作，把“实在”还给政绩

当前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斩断这一扭曲链条的利刃。必须刀刃向内，从观念、制度、文化等方面协同发力。

第一，校准考核“度量衡”，让实效说话。坚决调整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大幅压减过程性、留痕类指标，突出结果导向。重点考核：问题是否实质性解决，群众是否真正受益，工作效率是否显著提升。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群众满意度调查，让“表演型干部”失去市场。要明确真正的“能耐”，是把复杂的难题用最简洁、最经济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变成复杂的谜题。

第二，推行流程“极简主义”，为实干松绑。对现有工作流程进行全面“体检”和“瘦身”。坚决砍掉那些不必要的会议、重复的审批、无意义的推诿环节。推广“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成熟经验，用制度刚性防止流程再度复杂。鼓励干部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大胆简化程序、并联作业、提高效率。对主动简化流程并取得实效的，应予正面激励。

第三，构建容错“安全网”，为担当撑腰。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界定：因追求效率、简化程序而出现的非主观失误，与因程序空转、推诿塞责导致的问题，在责任认定上要有本质区别。为那些敢于把工作“做简单”的干部提供制度保护，消除“多干多错、简化易错”的顾虑。同时，对刻意制造复杂、推高行政成本、消耗基层精力的行为，要严肃批评问责。

在机关内部大力倡导“务实、高效、简单”的工作文化。领导干部要带头，听汇报时多问“问题解决了没有”，少问“走了几个程序”；下基层时多看“现场效果”，少查“台账厚度”。让全体干部认识到：小说家、戏剧编剧把简单事复杂化，是为了艺术冲突；而我们为人民服务，追求的是直接、有效、低成本地解决问题。真正的专家，是把复杂事做简单；只有“耍猴戏的”，才把简单事耍复杂。

“9-4=5”，本应是常识。如果我们的机关运转竟需要一套堪比高等数学的论证才能得出这个答案，那不是能力的进步，而是常识的沦丧。当前的学习教育，必须痛击这种“伪能耐”“瞎逞能”的畸形文化，让每一位干部都铭记：人民评判我们工作的，永远不是流程的繁简，而是问题的得失、效率的高低、民心的冷暖。把复杂留给制度设计，把简单还给群众办事，这才是新时代干部应有的真“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