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四名学生遇害，凶手手机静默两小时成定罪铁证

尽管布莱恩·科伯格在2022年的案发现场留下了脱氧核糖核酸，但这名害死了四名爱达荷大学学生的凶手，其数字足迹却极度匮乏。如今，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首次公开讲述了这种“证据缺失”如何成为破案的关键。

负责追踪爱达荷州大规模谋杀案凶手布莱恩·科伯格数字足迹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首次透露，凶手蓄意抹除其网络生活痕迹的举动，在证明其有罪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杰夫·坦佐拉是联邦调查局费城分局的监督特工。他本周向媒体解释了2023年科伯格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被送到他办公桌上时的情况。

他发现这些设备中缺失了大量数据，包括短信、谷歌搜索记录、缓冲日志、隐私仪表板信息、电池统计数据以及使用记录。

而这些数据的消失绝非偶然。“很多时候，当你拿到一部手机或一台电脑时，大量证据会直接跃入眼帘，”坦佐拉在周三由媒体主持的Cellebrite C2C用户峰会的小组讨论上表示。

“但这个案子并非如此。情况恰恰相反。”2022年11月13日，四名爱达荷大学学生在校外合租屋内被发现遭刺死。一个月后，科伯格被捕，并最终于2025年7月认罪。种种迹象表明，科伯格在案发当晚试图制造一场“数字静默”。

法医专家此前报告称，追溯至2022年6月，这是他设备仅有的四次完全无活动记录的时期之一。凶手的计划最终弄巧成拙。

坦佐拉与他邀请协助的两名法医专家——Cellebrite的高级数字取证专家海瑟·巴恩哈特以及该公司全球参与主管贾里德·巴恩哈特——共同发现了这一规律。

在案发前的几个月里，科伯格原本可追踪的生活轨迹中出现了一系列空白。随后的深入调查揭示了凶手未能完全掩盖的一些蛛丝马迹。

其数字足迹中的一个空白期正是在案发当晚。“他并不是仅仅失去了信号或手机没电了，”贾里德·巴恩哈特解释道。“这是实实在在的按键操作，是蓄意关机，然后在两个小时后重新开机。而在这期间，有四个人被害了。”

专家们指出，这些数字证据是证明谋杀经过蓄谋的关键。同时，这些证据也支撑了在死者旁发现的刀鞘上的脱氧核糖核酸证据，从而将科伯格与案发现场紧密联系起来。

物证与数字证据相结合，构建了一条坚实的证据链，帮助检察官拼凑出准备在庭审中展示的完整案情。这场原定于2025年8月在爱达荷州博伊西举行的审判却永远不会发生了。

2025年7月，科伯格承认谋杀了21岁的凯莉·贡卡尔维斯、21岁的麦迪逊·莫根、20岁的夏娜·克诺德尔和20岁的伊桑·查平。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从而免于死刑。至今，他从未解释过自己的杀人动机“为什么这里什么都没有？”坦佐拉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数字取证审查员，也是费城地区计算机取证实验室的主任。最初，他被调入此案并非为了进行数字取证，而是参与战术行动。

2022年12月30日，科伯格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斯地区的父母家中被发现并逮捕，该地点正好位于坦佐拉的行动辖区内。

“所以讽刺的是，我一开始并没有接到通知。要知道，在案发大约48天后，我们才得以出动并实施逮捕，”坦佐拉解释道。“因此，这中间已经流逝了大量时间。”几个月后，坦佐拉受命检查科伯格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的证据。

但当他开始梳理这些设备时，引起他注意的并非他发现了什么，而是他没有发现什么。寻找线索的压力却异常巨大。“作为一名高级数字取证审查员，我却没有找到我需要找的东西，”坦佐拉说。

“你总会觉得能在那部手机或他的电脑上找到一些残存的痕迹。但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屏幕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每个人都在看着你。你是数字取证专家。手机在你手里。你正在检查它。为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坦佐拉补充道。

于是，坦佐拉向实验室里的其他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寻求帮助，但依然无济于事。“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找到。所以，这始终是一个交叉验证的过程，只是为了确保你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坦佐拉表示，下一步就是联系Cellebrite。这是一家数字取证公司，专门为执法部门、政府和企业提供用于解锁、提取和分析数据的专业软件。

“我们就是这样取得进展的。这也正是我想要强调的合作关系，”坦佐拉指着本周在Cellebrite会议舞台上的两名法医专家海瑟·巴恩哈特和贾里德·巴恩哈特说道。

在本周举行的Cellebrite年会上，来自30多个国家的900多名数字取证和调查专业人士齐聚华盛顿特区。他们探讨了广泛的刑事案件和调查主题。Cellebrite还在其数字正义奖中为20名获奖者颁发了奖项。在会议最后一晚的小组讨论中，坦佐拉和巴恩哈特夫妇向座无虚席的听众讲述了爱达荷大学谋杀案的情况。

他们特别提到，从科伯格的设备中提取任何形式的证据，是他们处理过的最独特、最艰难的案件。当被问及是否曾处理过类似案件时，坦佐拉回答说：“对我来说，简短的回答是没有。从来没有。”

最初的一个挑战在于时间跨度。从爱达荷州莫斯科市发生谋杀案，到48天后科伯格在横跨美国另一端的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纳特希尔镇的父母家中被捕，这段时间的流逝既是幸运，也是阻碍。

专家们了解到，2022年12月28日，当莫斯科市警方发布警报寻找一辆白色现代伊兰特轿车时，科伯格开始在网上选购新车。

海瑟·巴恩哈特指出，科伯格在这48天里的数字足迹成为了他的一个致命失误。因为如果将他的这些搜索记录展示给陪审团，将完全无法支撑他最初声称自己无罪的说法。

他们表示，所有这些都勾勒出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展现了他的病态痴迷与周密计划。周三，坦佐拉表示，这就像是一束手电筒的光，直指科伯格在案发期间试图制造的“数字静默”。

“如果你在时间轴上观察，会发现那是正常的活动轨迹。但随后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也就是谋杀案前后的那段时间，绝对没有任何活动记录，之后活动又恢复了，”他说。

2022年11月13日凌晨2点54分，布莱恩·科伯格的手机陷入了沉寂。手机并没有没电，也不是偶然关机——它是被精准地切断了联系。

无线网络和蜂窝数据被禁用。位置跟踪未开启。没有任何后台活动。这场蓄意的“静默”，恰好发生在检察官所指控的四名爱达荷大学学生在校外合租屋内被残忍谋杀的时间窗口内。

两小时后，即凌晨4点48分，手机重新开机。直到几个月后，调查人员才完全明白这段活动空白期意味着什么。

即便是界定科伯格的“正常”行为，也让人感到不安。“当你提到正常活动时……他其实并不正常，”海瑟说。

“他只有大约16个联系人。”她补充说，这些联系人中还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客服和维修等常用号码。“所以他没有朋友。他不和别人聊天，”海瑟补充道。

“他会和父母进行长达一小时的通话。因此，到底什么是‘正常’，这也让人感觉很怪异。”12月29日，即他被捕的前一天，科伯格开始近乎偏执地给父母打电话和发短信，就像他在案发当天早上所做的那样。

调查人员表示，如果他母亲不接电话，他就会打给他父亲。同一天，科伯格搜索了“偏执狂”、“精神变态者”和“窃听”等词汇。

“这显然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海瑟指出。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科伯格的背景。作为华盛顿州立大学犯罪学专业的博士生，科伯格长期沉浸在犯罪研究中。

但据数字取证团队称，他的兴趣越过了界限，从学术研究演变成了病态的痴迷。“他不仅仅是在谷歌上搜索这些案件，”海瑟说。

为了准确查明在案发当晚那两个小时的窗口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Cellebrite团队重建了数字环境并研究了通话记录。

“仅仅关机是不够的，”海瑟说。“你必须禁用无线网络，禁用蜂窝网络，然后再关机。而这正是他所做的。”

他们发现，在案发前后的几天里，科伯格禁用了其设备上的无线网络访问，并通过NordVPN路由他的网络流量，这是一种旨在匿名化在线活动的工具。

贾里德指出，虽然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但却极不寻常。“他在准备和清理工作上非常细致，这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贾里德说。“这是一个极力试图不被发现的人。”这使得区分犯罪意图和学术好奇心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他的手机里确实有一些可以说是居心叵测的内容，但同时也很容易被解释为他博士课程的研究资料，”坦佐拉解释道。

“你在隐藏什么？”随着团队继续调查，科伯格设备上进行过深度数字清理的迹象逐渐显现。团队表示，虽然数字证据并没有带来某个决定性的“顿悟”时刻，但它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邪恶意图和大量周密计划的画面。

“我认为是那些微小的细节汇聚在了一起。他的硬盘里明显缺失了大量内容。对我来说，这很奇怪，”海瑟说。“有太多事情让我产生怀疑，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那些清理行为。你到底在隐藏什么？”

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巴恩哈特夫妇解释了这种空白规律，结合深入调查发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图像和搜索记录，如何共同指向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

“这绝对不是一个一时冲动的人，”海瑟说。“这是一个有预谋的人。他不是偶然闯入这栋房子并犯下这起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这是蓄意的。”

“虽然没有找到决定性的‘确凿证据’，”贾里德·巴恩哈特补充道。“但我们发现，这些数字证据讲述了一个关于精心准备的故事。”

尽管法医团队付出了详尽的努力，但他们心中仍留有许多疑问，而这些疑问正是他们极度渴望能为悲痛的受害者家属解答的。

Cellebrite的专家和坦佐拉原本都定于在2025年8月科伯格的庭审中作证。这名30岁的凶手在2025年6月30日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认罪协议，从而免于死刑，并被判处连续四次终身监禁，外加因入室盗窃被判处的额外10年刑期。

对坦佐拉来说，这一刻可谓喜忧参半。“我认为，归根结底，我们希望看到嫌疑人因其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

“我确信他就是凶手，”坦佐拉补充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陪审团会做出怎样的裁决。”坦佐拉指出，尽管在凶手设备上挖掘更多线索、为庭审提供坚实证据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出庭作证的压力同样如影随形。

“当你坐在证人席上接受质询时，压力是巨大的。你知道，因为你绝不想成为那个在台上说错话、导致案件走向错误方向的人，”他在周三的会议上说道。

“尽管我坚信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对坦佐拉而言，最大的收获并不在于手机上到底有什么或没有什么。而在于与同事以及Cellebrite团队的辛勤工作和紧密合作。

“我们希望确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审查每一个细节，并确保我们清楚答案究竟是什么，”他说。“因此，我认为我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证据，呈现了最完美的案件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