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古典经济学的伦理基石：乔洪武解读亚当·斯密的影响

2026年4月8日上午，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42讲“亚当·斯密奠定了哪些古典经济学的伦理之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2会议室举办。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乔洪武担任主讲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后孙淑彬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赵宇恒助理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龙静云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周建波教授担任与谈人。

乔洪武演讲中

乔洪武指出，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体系深深植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理论土壤之中。意大利与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蓬勃发展的科学和人文哲学传统为18世纪苏格兰这场思想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先导基础。苏格兰启蒙运动诞生了两大核心理论成果，一是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学，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亚当・斯密恰好是衔接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核心人物。

乔洪武详细梳理了斯密两部传世著作《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创作历程与内在思想关联。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国富论》问世后，获得了欧洲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早于《国富论》出版的《道德情操论》，集中体现了斯密完整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思想。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两部著作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实现了哲学伦理学与经济学的融合：斯密将“道德情感”与“国民财富”统一纳入一个宏大的理论视野，实现了道德哲学与经济学思维的碰撞互补，这也正是斯密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伦理之维的核心前提。

乔洪武阐释了斯密为古典经济学奠定的第一重伦理内核——正义之维。正义之维为古典经济学的道德哲学基础。他援引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洪特教授的研究观点指出，《国富论》的核心关切绝非狭义的劳动价值论，而是贯穿全书始终的正义问题。在斯密看来，经济正义的核心内涵被英国经济学学家洪特解释为“有其所应有，得其所应得”，这样，国民财富的积累与市场经济的生长才能拥有稳固的伦理根基。这一观点为古典经济学注入了最核心的支柱。

乔洪武谈及第二重伦理内核是斯密为古典经济学奠定的自由之维。自由之维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伦理道德准则。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隐喻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固然重要，但更为核心的，是斯密基于对苏格兰本土经济发展实践的长期观察形成的自由经济伦理观。斯密发现，苏格兰的经济发展，并非来自政府的主动规划与强力干预，而是源于各类市场主体的自发、自由的经济活动。

基于这一核心观察，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绝非局限于资源分配的单一经济理论。乔洪武援引1803年《爱丁堡评论》的经典评述指出，《国富论》的核心贡献，是找到了市民社会历史演进中最简单、最普遍的驱动因素——市场主体的自生自发创造。在斯密的理论中，好的经济政策并不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与高超的政治智慧，只需顺应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这一思想后来被哈耶克继承和发展。哈耶克指出，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更伟大之处是揭示出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和知识的分散性，世间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哈耶克的这一理论，正是对斯密自由之维的深度延伸，而斯密所奠定的自由伦理，也成为激发市场主体进取精神与创造活力的核心思想源泉。

乔洪武指出，第三重伦理内核是斯密为古典经济学确立的富民之维。富民之维是古典经济学的最高伦理诉求。斯密在著作中明确区分了“强国”与“富民”两种经济体系，并旗帜鲜明地反对重商主义者主张通过对内压低工人工资、对外实行贸易保护和“以邻为壑”的“零和博弈”主张，以谋取列强地位的竞争逻辑，提出“富民”应当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占据优先地位。将国民财富的增长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深度绑定，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伦理诉求。乔洪武进一步梳理了这一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脉络。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三位与谈人进行了点评。赵宇恒指出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可能对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秩序产生的冲击，龙静云老师探讨了研究经济伦理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周建波老师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于深刻的哲学土壤中，构成了当下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借鉴。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谢文瀚

美编：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