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水浒传》黑千年？高俅报恩苏轼，撕开宋朝党争的虚伪！

提到高俅，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水浒传》里那个踢球起家、陷害林冲、逼反英雄的大奸臣。施耐庵笔下的高俅被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形象，这个标签贴在历史上已经近千年。然而翻开那些被文学光环遮蔽的史料缝隙，我们会发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事实：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奸臣”，在真实的历史中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默默报答当年对他有恩的那个人。

这个人叫苏轼。

士大夫的“塑料友情”：党争夹缝中的文人情谊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学士的位置上被外调中山府。前途未卜之际，他做了两件事：一是给自己谋了个相对安稳的去处，二是给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安排了前程。这个年轻人就是高俅，当时在苏轼身边担任“小史”，负责抄写文书。

南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苏轼先是想把高俅推荐给曾布，但被婉拒，于是转荐给了好友王诜。

王诜是驸马，跟当时的端王赵佶关系极好。高俅通过这条线，从王诜府上到了端王府。据说是因为一脚好球被赵佶看中，从此开启了开挂般的仕途。赵佶就是后来的宋徽宗，高俅跟着他一路高升，做到了殿前都指挥使，掌管禁军。

这时候苏轼在干什么？他正在被一贬再贬的路上。从黄州到惠州，从惠州到儋州。宋朝的贬官是往死里贬，儋州在海南岛，当时是蛮荒之地，去了基本等于等死。

而最让人唏嘘的对比，发生在苏轼与他的“密友”章惇之间。

据史料记载，苏轼与章惇早年是挚友，两人同在杭州任职时结下深厚友谊。章惇甚至称苏轼为“密友”，苏轼在《与章惇书》中也写道：“子厚我故人，知我者也。”然而，当章惇官拜宰相、手握大权时，整苏轼整得最狠的就是他。把苏轼贬往海南的主意，据说就是章惇出的。

这段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欲置苏轼于死地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章惇。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的宰相。苏轼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凶恶的敌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个性，要置他于死地完全在意料之中。

转折发生在元丰年间。神宗皇帝去世，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重用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与苏轼交好，苏辙更成为其亲信。章惇则因支持新法，被贬谪岭南，历经磨难。这段时期，章惇对司马光及苏氏兄弟心生怨恨，认为他们是导致新法失败的罪魁。

哲宗亲政后，章惇东山再起。他先任御史中丞，后升为宰相，大力恢复新法，并针对旧党清算。苏轼此时已遭“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好不容易召回，却再次卷入党争。章惇视苏轼为眼中钉，上奏弹劾苏轼“诗词讥讽圣政”，导致苏轼再度被贬儋州。

在宋代那个党争激烈的年代，士大夫之间的友谊往往脆弱如纸。当政治立场发生冲突，往日的诗文唱和、游山玩水全都成了过眼云烟。章惇与苏轼的友谊扛不住党争的撕裂，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师生情谊也在变法浪潮中冷却到了冰点。

相比之下，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武官，在苏轼落魄的时候没有落井下石，反而雪中送炭。

高俅的“底层义气”：边缘人群的伦理逻辑

高俅是什么人？据史料拼凑，他出身不高，最早在苏轼手下担任“小史”。所谓“小史”，也就是书童、秘书之类。高俅毕竟在苏轼手下办事，受到了熏染，字写得非常漂亮。后来，苏轼由朝廷调到地方，他就打算将高俅推荐给曾布，不过曾布却婉言谢绝。于是，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王诜。

高俅的仕途轨迹很有意思：从书童到太尉，没有经过科举，没有显赫家世，靠着蹴鞠技艺和人际关系一步步爬上来。这种晋升路径在宋代是异类，也是那些通过科举正途进入仕途的士大夫们看不起他的原因之一。

翻阅有关史料，你会惊奇地发现：长达500万字的《宋史》里面竟然没有高俅的传记。虽然在真实历史上高俅确有其人，他是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一朝的权臣，但《宋史》竟然没有为他单独列传。

《宋史》被誉为“卷帙浩繁”，其中记录了两千多个人物的列传，甚至一些平庸之人也占据了较大的篇幅。然而，作为一位在历史上地位如此显赫的人物，高俅竟然没有被单独列传，更没有任何关于他作为奸臣的详细记载。

这种历史空白让人不禁产生疑问。或许，在当时的史官看来，高俅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专门立传。

但就是这个被士大夫阶层看不起的武官，做了一件让很多士大夫汗颜的事。

据《宋稗类钞》等笔记记载，高俅发达之后，从未忘记苏轼当年对他的提携之恩。在苏轼被贬期间，他一直在暗中关照苏家子弟。每当苏家后人入京，高俅必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甚至动用职权为苏家子弟安排官职、疏通关系。

苏辙晚年写的笔记里，也隐约提过有旧人帮衬，虽然没点名，但时间线对得上，十有八九就是高俅。这事细想起来挺有意思。高俅在朝堂上风光无限，手握大权，按理说完全没必要搭理苏轼的家人。苏轼活着的时候，跟高俅的交集早就断了，帮苏辙对他来说没半点政治好处，甚至可能惹来闲话。

可他还是帮了，没张扬，没拿这事邀功，就这么悄悄地干了。

高俅为什么不避嫌？原因可能不复杂。他是从最底层爬上来的人，他知道谁对他好是真的好。苏轼当初对他好，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一个翰林学士，对一个书童能图什么？图他将来当太尉回报自己吗？

苏轼当年帮高俅，纯粹是这个人天性里对身边人的善意。高俅记了一辈子，就是因为这份善意在他最卑微的时候出现过。

还有一层，高俅这辈子缺什么不缺什么，他心里有数。他缺出身，缺功名，缺士大夫阶层对他的认可。这些苏轼都有，但苏轼从来没在他面前摆过架子。苏轼落魄之后，这些东西全没了，只剩一条命在海南岛上熬。

高俅这时候回报他，回报的不是那个名满天下的苏学士，是当年那个对他好的普通人。

宋代文武官员的价值观分野

要理解高俅的行为，必须放在宋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看。

宋朝是一个最令知识分子怀念的朝代：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温和的政治，还有文人地位的空前尊崇。然而，这种令人神往的局面，却是以“文”和“武”的严重失衡为代价的。

宋太祖以武将身份，通过“黄袍加身”得了天下，自然要对武将严加防范。怎么防呢？杯酒释兵权虽然高明，但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办法是树立一种“重文轻武”的价值观，让更多的人自觉放下刀把子，握起笔杆子。

在宋代官僚体系中，文官升迁很容易，武官升迁却非常缓慢，要比文官多出五六个台阶。武将见了文官，总感觉低人一等，甚至连曹彬这样的名将，每次在路上迎面碰见文官的车马，都会“引车避之”，主动躲进路边的小巷。

这种畸形的价值观，一直贯穿两宋始终，即便是面临亡国威胁时也未能彻底转变。宋朝的民间也流行着这样的俗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文官和武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处世哲学。文官群体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在党争激烈的现实中，往往表现为“明哲保身”甚至“落井下石”。

而武官群体，尤其是像高俅这样从底层爬上来的人，更多受到江湖义气、个人恩仇等价值观的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不是建立在科举同年、师生门第之上，而是基于实实在在的个人恩惠和情感纽带。

高俅对苏轼的报恩，正是这种底层伦理逻辑的体现。在他眼中，苏轼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翰林学士，不是那个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而是当年那个没有因为他身份低微而看不起他、反而为他安排前程的“好人”。

重新审视“忠奸”：历史评价的多维困境

高俅的故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水浒传》把高俅塑造成彻头彻尾的奸臣，这个形象深入人心。但如果我们翻开正史，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宋史》根本没有为高俅立传。他在历史记载中如此低调，以至于后世只能通过零星的野史笔记来拼凑他的一生。

有研究者认为，《宋史》没有为高俅立传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根据少数野史笔记中记载的高俅生平事例来看，他这个人比较本分。高俅被宋徽宗提拔起来后，就老老实实为宋徽宗看管着大宋禁军，没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参与重大政治事件。宋徽宗让他干什么，他才干什么。

其次，高俅没有如《水浒传》书中描述的那样，时不时去陷害个忠良什么的。即便有，或许也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人物，还是禁军系统内部的家事，根本不值得当朝史官们大书特书。

再者，高俅没有经过正常的升迁渠道而做到太尉，这让当时的士大夫们及史官蒙羞，不屑于在正规史料中记录他的事迹。

这种历史记载的缺失，反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思考空间：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曹操在《三国演义》里是奸雄，但在历史上他统一北方、发展经济、提倡文学；秦桧是千古奸臣，但他在宋金和议中的角色至今仍有争议；李鸿章是卖国贼，但他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高俅的例子更是如此。在公共领域，他可能确实如《水浒传》所描绘的那样，是个贪腐无能的权臣；但在私人领域，他却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情义和担当。

这种公德与私德的分离，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评价的标准。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应该看他的政治作为、职业操守，还是他的私人品德？如果一个人在公共领域作恶多端，但在私人领域有情有义，我们该如何给他一个公允的评价？

历史照进现实：标签化思维的陷阱

高俅的故事之所以引人深思，是因为它撕开了历史叙事中容易被遮蔽的人性褶皱。

我们习惯了非黑即白的评价体系，习惯于给历史人物贴上“忠臣”“奸臣”“英雄”“小人”的标签。这种标签化的思维，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遮蔽了人性的多面性。

历史上，武则天杀女案的真相至今存疑，很多人认为这是后人为了塑造女皇残暴形象而泼上的一盆脏水。陈世美在戏曲小说中是渣男形象，但据一些研究者考证，其历史原型人物其实是位清廉正直的好官。

这些例子无不说明：任何事物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许多人都难以避免“标签化”“脸谱化”，也就是以一种比较刻板公式的方式来概括某一人物。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评价，都有着不够公正客观之嫌，因为在给他打上标签的同时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

高俅的案例提醒我们，人性是复杂的、多维的。一个人可以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极其卑劣，在另一些方面又展现出高尚的情操。这种矛盾性不是人性的缺陷，恰恰是人性的真实。

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公众人物一旦被贴上某个标签，就很难摆脱这个标签带来的影响。网民们往往根据一两个片段、一两件事情就对一个人做出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判断，这种思维的懒惰性，与历史评价中的脸谱化如出一辙。

在历史的长河中，高俅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奸臣”的标签。但当我们拨开文学虚构的迷雾，窥见那个在苏轼落魄时伸出援手的报恩者形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人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高俅的报恩行为，或许改变不了他在政治上的评价，但它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个时代人性中未被完全泯灭的善意。这束微光虽然微弱，却足以让我们在审视历史时，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武断。

历史评价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给古人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而在于通过理解古人的复杂性，来反思我们自身的局限。当我们能够承认高俅既可以是奸臣也可以是报恩者时，我们也就学会了用更包容、更多元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你如何看待历史评价中的这种复杂性？在你看来，评价一个人，是应该更看重他的公共作为，还是私人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