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笔下的战犯四恶霸就是四个笑话：他们谁敢惹王耀武、宋希濂？

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战犯工作所见闻》中给读者出了一道哑谜——他列出了四个“大恶霸”的部队番号和“突出事迹”，却没有点出那四人姓甚名谁，笔者绞尽脑汁才一一对上号：骂了沈醉一天一夜的是豫鄂皖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庄村夫，二号惹不起是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一二号惹不起分别是两个军长，姓名笔者考证出来了，但还是少说为佳。

所谓“四大恶霸”，也只是战犯们私下里的称呼而已，真正的“大佬”，是不会表现得嚣张跋扈或假装积极的，那四个“恶霸”在另外四个大佬面前，肯定也比较温顺，因为他们如果得罪了那四个人，就可能吃不好、玩不好，挨批评是家常便饭，想提前特赦也会十分困难。

事实上那四个恶霸或惹不起，也只有一个在1966年赶上了提前特赦的末班车（第六批特赦），其他三个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那实际是“普赦”，所有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这一点沈醉十分清楚：“有些人如果不是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在押战犯而给赦了出来，可能再加上若干年，也不容易达到这个条件。（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所谓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四大恶霸”都是纸老虎，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乖巧得像四只小猫——这些人只能“欺负”一下“同学（战犯互称）”，而且不敢做得太过分，触犯管理规定的事情，他们还是不敢做的，这一点沈醉十分清楚：“我刚一到北京，就有人善意地告诉我，这里有四个‘大恶霸’，也有人说是四个‘惹不起’。我同意后一种称呼，因为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什么‘南霸天’、‘北霸天’早已不存在了。在战犯管理所内，自然更不可能也不会允许还有这种人存在，顶多是蛮不讲理、别人不愿或不敢惹他，给他取个绰号‘惹不起’，这比较恰当些。”

沈醉也知道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不可能有真正的恶霸，战犯同学将他们称为“恶霸”，也是将这四个假装积极的家伙放在火上烤——一两个人说他们是“恶霸”，管理所可能还会以为是个人恩怨，说的人多了，他们的综合评分可就下去了，就连孤僻的黄维，也因为人缘不好，原本可以在第一批特赦，结果背功德林管理所拦住了，黄维认为自己那也是咎由自取。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承认：“第一批特赦时，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人缘太不好的人，都不会混得太好，即使是曾经被武则天宠信的周兴来俊臣，最后也都死得极惨。

有人说徐远举周养浩比周兴来俊臣还凶恶，但他们进了战犯管理所，却都表现得比较老实，这两个人基本都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徐远举写的《自供状》，还在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上分两期发表了，也正是那份《自供状》，解开了很多历史谜团。

徐远举和周养浩是不可能位列“功德林四大恶霸”的，因为相比之下，特务不但人缘不好，而且人单势孤，与戴笠、徐恩曾并称“三大特务巨枭”的康泽，一直强调自己被俘时是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的文强，也说自己已经离开军统，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沈醉更是精明，在不禁止战犯“串门”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频繁往来的，也大多是被俘的正规军将军，尤其是跟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宋希濂等人过从甚密，特赦后进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还被选为学习组副组长——组长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文强。

文强经历和背景都很复杂，而且在功德林表现也十分良好，还当了功德林《新生园地》八“专栏主编”之一，负责瘟疫专栏，沈醉要想投稿，按规定也应该由文强审核，只不过文强的审核尺度比较宽松，一般都不会退稿，但徐远举负责的批评表扬专栏就不同了——据文强在《新生之路》中回忆，那就是徐远举的战场：“徐远举性情暴躁、作风强悍，他感恩忏悔，认罪态度很好，学习劳动也积极，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匀、清洁卫生不负责、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从不放过，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加以生得豹头环眼，不顾人情世故，令人望而生畏。”

文强也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但他却认为那对他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比较安全，吃得很好，医疗条件也比外面很多地方都强，就像在保险箱里一样，避开了那几年最激烈的风雨。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自己跟管理人员关系很好，“本职工作”也做得很好，当然是既不当“恶霸”，也没有哪个“恶霸”敢惹他：“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管理所所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在监狱（高级战犯集中到北京，先后在功德林和秦城农场学习改造，秦城农场后来叫秦城监狱，文强这样写也不为错）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实事求是地说，能进北京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的都不是普通人，这些人被俘和被抓之前，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也都算不小的人物，在替老蒋卖命期间，互相之间也接下了一些恩怨，沈醉在功德林就啼笑皆非地与两个宿敌重逢并自嘲：“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

沈醉当了那么多年总务处长，连戴笠都能伺候明白，“化敌为友”对他来说并非难事，那“四大恶霸”，也只有庄村夫曾因为沈醉一句调侃骂了一天一夜，我们才有确诊证据认定庄村夫就是“三号惹不起”。

庄村夫能以黄埔六期资历混到中将司令，自然不会把特务放在眼里——黄埔六期有个不太争气的学生，名字叫戴笠，死后才追晋中将，当军统局副局长的时候，只是铨叙少将，中将是职务军衔。

那四大恶霸或四个惹不起，绥靖区司令相当于兵团级，跟杜聿明那样的“剿总”副总司令、王耀武那样“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更别说另外三个中将军长了。

不管是什么级别，那四大恶霸都不敢招惹王耀武，顶多背后搞点小动作，打王耀武的小报告，管理所也根本不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耀武的评语，对战犯能否早些特赦，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但他平日还是在小组内与我们一道学习，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的信任。”

战犯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改造，王耀武管学习，那自然是“位高权重”，善于交际的沈醉自然不会放弃跟王耀武套近乎的机会，他的方式就是到王耀武的办公室去抽烟——沈醉手头宽绰，有不少好烟，1956年与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情报处）处长董益三重逢，见面礼就是“从重庆解送北京时，在武汉买的几条“大前门”香烟拿出一条，准备去送他。”

沈醉在1956年能抽大前门，估计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当年百分之九十的上班族，笔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不是每天都抽得起大前门，经常抽的是两毛到五毛钱一包，连过滤嘴都没有的呛嗓子香烟，科长们才能抽蝴蝶泉，再高级一点的抽红塔山。

以沈醉的处事老道，他在王耀武办公室抽烟，肯定不会只给自己点上就把香烟火柴收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家都能猜到。

沈醉进了功德林之后，要想多买烟，那就得经过另一位战犯同学批准了，这个人就是生活委员庞镜塘，王耀武在山东的文武搭档。

毕竟是在战犯管理所，沈醉等人即使再有钱，也不能随便乱花：“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十条、糖果十斤……这时庞镜塘便得出面来和这些人讨价还价了。他往往说，如果每人买这么多，一次得买上千条香烟上千斤糖果，这得多少人去拉回来？”

所谓庞镜塘跟同学讨价还价，实际是同学们跟庞镜塘讨价还价，想买十条烟十斤糖，那得看庞镜塘上报多少。

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任委员庞镜塘是生活委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是卫生委员，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是文娱委员，这四个人才是功德林战犯中真正的大佬：“有一天，这四位同学来缝纫组检查。他们看了一下便问我们对学习、生活、文娱、卫生等有什么意见。杜聿明照例回答：‘都很好，没意见。’”

杜聿明是缝纫组组长，杜特赦后沈醉接任组长，沈醉特赦后谁当组长就不知道了，但我们知道徐远举就是因为缝纫的衣服不合格又不肯返工而气得脑出血的——如果沈醉还是组长，或者徐远举在沈醉之后当了组长，可能就没这回事了。

徐远举只当了专栏编辑，劳动的时候还得归小组长管，而即使是指挥过近百万军队的杜聿明组长，见了四委员也得规规矩矩回话，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那所谓的“四恶霸”，敢跟王耀武、宋希濂叫板吗？

那四个私下里被同学称为“恶霸”的战犯，其实都不是因抗拒改造而出名，其中那个三号，表现得还比绝大多数同学还积极。

管理人员那番话说得很是精辟：“战犯所在成立之前，上级领导便早估计到，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惯了的人，要一下把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改掉，是不大可能的，经过了几年改造的人，仍会有一些恶习未除的，但为数不会太多，不怕他们。因为少数几个人，只能充当一下反面教员而不致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学习。”

那几个所谓的“恶霸”，不但名不副实是纸老虎，而且是反面教材，说他们是“四大笑话”似乎更为贴切，这四个“笑话恶霸”在真正的“大佬”面前，根本就嚣张不起来，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一定也能从沈醉的回忆录中分析出那四大“恶霸”的姓名，并一定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这四个人都是最后一批和倒数第二批特赦，是不是他们的假积极早已被管理所识破？这四个人哪一个真敢跟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庞镜塘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