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周佛海得知儿子欲加入共产党，沉默许久让其自闯荡

1948年2月，南京，一场婚礼在殡仪馆里举行。

新郎新娘披麻戴孝，站在棺材前成亲。棺材里躺着的，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周佛海。

而迎娶新娘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周幼海。这一幕，比任何小说都荒诞，也比任何历史都真实。

1922年，周幼海出生在日本。

彼时他的父亲周佛海不过是个穷学生，靠稿费过活，和妻子杨淑慧挤在东京的出租屋里，日子紧巴巴的。没人能预料到，这个孩子日后会走上一条和父亲截然相反的路。

事情的转折从1938年开始。

那一年，周幼海跟着母亲迁到香港，进了岭南中学。他在那里的日子，不好过。同学们骂他"小汉奸"，有人拿刀在他的课桌上刻了这三个字。他抬头，四周都是冷漠的眼神。他低头，桌上那三个字刺进眼睛。

父亲周佛海，在1938年12月正式随汪精卫投日，从此成为汪伪政府的核心人物，位列汪精卫、陈公博之后，是伪政权里第三号有实权的人物。一个父亲的选择，把儿子钉在了耻辱柱旁边。

1939年，周幼海被送到了日本。日本人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让他去读书，接受最好的教育。安排了豪华邮轮包厢，住进了大财阀藤田源一的别墅，专人陪同，寒暑假不许回国。表面上是礼遇，骨子里是软禁。

直到高宗武和陶希圣在香港公开揭露"日汪密约"，顺带捅穿了这件事——周幼海，是日方钳制周佛海的人质。

就在这段最灰暗的时期，一个叫陈国桢的中国同学找到了他。陈国桢在学校兼管图书馆，悄悄塞给他一本用白纸把封面包得严严实实的书——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叮嘱他，不能告诉任何人。

周幼海当晚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他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共产党，第一次知道陕北有个叫延安的地方，也第一次知道，他的父亲周佛海，原来也曾是共产党的一员，后来背叛了，走上了另一条路。

这本书之后，陈国桢又给了他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论持久战》四个字。那是毛泽东写的。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就这样被两本书彻底打开。

陈国桢后来被日本宪兵逮捕，死在了狱中，没能活着出来。但他点燃的那根引线，已经在周幼海心里烧了起来。

1941年暑假，周幼海争取到了回国的机会。他刚回到上海，就开始谋划出逃——他要去大后方，要去抗战。他找到了在香港读书时的知心同学姚祖彦，把计划说了出来。

一个人，一夜，悄悄住进提前订好的酒店，第二天天没亮，登上了去杭州的火车。

他以为这次能成。

没想到火车还没进站，月台上已经站满了日本宪兵和特务。是他的父亲，把他出卖了。周佛海得知儿子出逃，第一反应是报告日本宪兵队，请求截回。姚祖彦扛不住杨淑慧的眼泪，说出了出逃路线。

周幼海被押解回上海。

两次出逃，两次被截。那年他19岁。

1945年，日本投降了。

周佛海的算盘打得响。他迅速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把大汉奸的身份往旁边一扒，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接手上海治安。戴笠飞到上海，天天在周家吃饭，口口声声保他一命，暗地里惦记着他的财产。

很快，戴笠设局，把周幼海骗进了重庆，关进了白公馆。

父子俩，一个在牢里，一个失去自由，被软禁在同一个屋檐下，足足七个月。

在那七个月里，父子有过一次长谈。周佛海劝儿子去美国读书，说给他存了十万美金。周幼海的回答，让这个老政客沉默了很久——他说，他要去找共产党。

周佛海没有反对，也没有阻拦。沉默许久后，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去闯荡吧。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毛人凤接了军统。周幼海被放了出来，被安排去成都。他在成都晃了二十多天，神不知鬼不觉地回了重庆，直接找到曾家岩的中共办事处，要见周恩来或者董必武。

由于没有引荐人，没有成行。

但他没有放弃。回到上海，通过同学辗转联系上了地下党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田云樵对他的情况早有了解，说了一句话——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党欢迎你。

1946年8月，周幼海在苏北淮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改名周之友。

他把母亲给他的港币二十万、英镑五千，以及几支翡翠翎管和宝石钻戒，全部上交给了党。一分不留。

这一年，他的父亲周佛海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等待审判，从死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在狱中靠私人厨师吃饭，熬着剩下的岁月。

父子二人，就这样走向了彻底不同的两条路，再也没有交汇。

入党后的周幼海，进入了最危险的地带。

他公开的身份是在上海中央商场二楼做投机生意的商人。暗地里，他用父亲留下的那一张关系网，深入敌方核心，策反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这张网，是周佛海二十年汉奸生涯里织出来的，现在成了儿子用来对付国民党的工具。

1948年，地下组织需要一批短枪。从解放区运来不方便，组织安排周幼海夫妇想办法。妻子施丹苹化名"王小姐"，和警备司令部的乔耐少校秘密接头，以约定价格买下了几十支短枪，任务完成，全身而退。

但军统已经盯上了他。

1949年初，军统把周幼海的名字列进了黑名单。一位地下党同志冒险传来消息——特务随时可能动手，必须立刻撤离。周幼海夫妇当夜转移，住进了一间白俄人的房子里，大门不出。母亲杨淑慧留下来应付局面，每天出门打牌，逢人便说儿子去了英国。

特务上门搜查那天，什么也没找到，悻悻离去。

上海解放前夕，周幼海回到家中，把家里的人组织起来，每人发枪，分守各处。杨淑慧看着从容指挥的儿子，心里第一次觉得踏实。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进入上海市公安局，出任社会处二室二科副科长。他还将分家所得的一万美元，全部上交给了组织，一分不少。

那几年，他继续监控残余敌特，圆满完成多项任务。如果历史就此打住，这是一个功勋可观、晚年平稳的故事。但历史没有打住。

1955年，一通电话打来，让他准备出差。他走进警察局，一双手铐套上了手腕。

原因是"潘汉年·扬帆案"。周幼海被牵连进这场冤案，押往北京，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十年。出狱后，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三年，在工厂里监督劳动，住集体宿舍。

1967年，又一场风暴来了。他再度被扣上"内奸"的帽子，第二次进了秦城监狱，又是八年。1975年出狱，继续被送去工厂劳动。

短短十八年，两次入狱，出来时已经半身瘫痪，只有一只手勉强能动。

那个曾经在战火里穿梭、在特务眼皮底下买枪、在软禁中悄然入党的周幼海，此时坐在轮椅上，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

晚年的周幼海，靠着前妻施丹苹的陪伴，口述整理出了《周佛海日记》和《周佛海浮沉录》。父亲的历史，由儿子来记录。这大概是历史最隐秘的一种讽刺。

1985年7月24日，周幼海因肺炎并发症和心力衰竭病逝，享年63岁。

上海市公安局和国家安全局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身穿笔挺的警服，躺在鲜花丛中。悼词里有这样一句话：始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身处逆境、备受磨难中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骨灰，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有人曾问过他：汪精卫和陈公博的儿子，都跑去了国外享福，他后不后悔没有跟着走。

他的回答，一贯而干脆——"我参加共产党，革命十年，这条路走得正确，无怨无悔。至于我的一切厄运和遭遇，大概是我父亲周佛海作孽太多，父债子还了。"父债子还。

这句话，他说得轻描淡写。但背后压着的，是两次入狱、十八年冤屈、半生瘫痪，以及一个人用一生去证明的事：他不是周佛海的儿子，他是周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