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两个西路军干部讨饭，开门撞见3 名持枪彪悍，让对方起疑

1937年3月，河西走廊。肖永银和陈明义，已经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

他们走到一处农家门口，轻轻叩了叩木门。低声问，能不能给一口干粮。

门吱呀一声开了。屋里站着三个彪形大汉。

为首的是个麻子脸。他手里攥着一把驳壳枪。枪口直接顶到了两人的胸口。

另外两个壮汉，手里拿着粗木棒。一步跨上来，堵死了他们的退路。

这两个人，是西路军的干部肖永银和陈明义。他们身上，带着一封要送到延安的绝密信件。

两人手无寸铁。这封信要是落到马家军手里，西路军剩下的人，就全完了。

这一切，都要从西路军的西征说起。

1936年10月，两万多西路军将士西渡黄河。他们要打通国际通道。

面对马家军数倍兵力的围堵，他们打了近四个月。最后寡不敌众，补给也断了。部队在祁连山脚下，被打散了。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在石窝山开了最后一次紧急会议。

会议定了三件事。徐向前和陈昌浩，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下的人，编成三个支队。在祁连山打游击，保存火种。

护送首长、传递绝密信的任务，交给了肖永银和陈明义。

那年，他们俩都只有20岁。肖永银13岁就参加了红军，已经打了七年仗。陈明义是总部的参谋，办事稳妥可靠。

一开始，总部派了20多个战士护送他们。走了没多远，他们就发现不行。

人太多，目标太大。敌人的封锁线到处都是，根本过不去。

徐向前当即决定，所有人分散行动。

他把一叠重要文件交给陈明义。一字一句地说：“这些文件，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带不走，就烧了。这是死命令。”

他又掏出身上所有的金银，分给两人当路费。说：“只要活着到延安，就是胜利。”

陈昌浩连夜写了一封绝密信。交到肖永银手里。

他看着两人的眼睛说：“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中央。西路军的希望，全在你们身上了。”

两人脱下军装，换上破羊皮袄。他们烧了所有普通文件。

把陈昌浩的那封绝密信，缝进了毡帽的夹层里。又把金银，藏在陈明义受伤的手布里。

两人扮成逃难的乞丐，白天躲起来，晚上赶路。

没走几天，剩下的护卫队也被敌人冲散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一路上，他们忍饥挨冻。还要时刻提防马家军的搜捕。

走出祁连山，进入戈壁滩后，最要命的问题来了——缺水。

两人喉咙干得冒火，连话都说不出来。连尿都排不出来。

就在快撑不住的时候，肖永银看到了野羊的脚印。他说：“羊能找到水，我们就能活下去。”

两人跟着脚印走了大半天。终于在一片树林里，找到了一条小河。他们扑过去，不管水有多浑，大口大口地喝。

之后，他们沿着长城走。避开所有敌人的据点。

白天藏在草丛里，晚上才敢进村找吃的。可连续敲了好几家的门，都没人敢开。

饥饿和疲惫，几乎把他们拖垮。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敲门，差点要了他们的命。

麻子脸厉声喝问：“你们是不是红军？”

两人赶紧摇头，说自己是被马家军抓了又放的俘虏。

麻子脸不信，下令搜身。两个壮汉把他们从头到脚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

肖永银手里，一直紧紧攥着那顶藏着信的毡帽。他故作镇定，把帽子举过头顶。说：“你看，帽子里也没有。”

可就是这个动作，让麻子脸起了疑心。

他一把抢过帽子，翻来覆去地看。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里屋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三个大汉同时转头。

肖永银眼疾手快，一把抢回帽子。拽着陈明义，转身就跑。

身后的壮汉追了几十米，就没再追了。两人拼了命地跑。直到跑不动了，才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后背全是冷汗。

这次之后，两人变得更加小心。他们再也不敢晚上进村讨饭了。改成白天躲得远远的，夜里全力赶路。

一路上，靠着一些好心百姓的暗中接济。他们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搜捕。

整整走了四个多月。1937年7月中旬，他们终于走到了援西军司令部。

当刘伯承看到这两个衣衫褴褛、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年轻人时，当场就哭了。在场的所有战士，都红了眼眶。

肖永银颤抖着双手，从毡帽的夹层里，取出了那封完好无损的绝密信。双手递了上去。

他们完成了这个，用生命做赌注的任务。

西路军的故事，是一段不能被忘记的血泪史。两个20岁的年轻人，在绝境中扛起了生死重任。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什么是红军的忠诚。

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