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茶馆是多元错杂的，它满足着人性深处一些低俗的乐趣

图源：《人物》

文 |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原载香港《读书杂志》，原题为《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

成都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中，以其公共生活的繁荣和市民气息的浓郁，以及公共文化空间的活跃而备受瞩目（比如独立书店的众多和各种思想文艺沙龙的活力），更关键的是这座城市弥漫出来的松弛感和平民气味，让来自各地的年轻人都热衷前往一探究竟甚至定居于此。古人常言少不入川，大意是成都所在的这个区域物产丰饶，而生活富足，容易让人产生安逸和不思进取之感，所以对于处于奋斗期的青年群体并不适合。

我记得自己两次到成都的经历都极为愉快，也真切感受到了成都作为一种慢生活方式象征的特质，比如打出租车，司机几乎从不会电话催你，比如跟朋友约着见面在河边茶馆可以随意消磨时光，无目的性或者说非功利性对于我这样一个从魔都上海过去的访客，具有极为强烈的治愈感。茶馆、麻将、摆龙门阵等，都成为这座城市休闲生活的标志性存在。

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就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座城市的茶馆在1950年代之后漫长岁月里的生与死的考验，正如他在《茶馆》的前半生所讲述的那样，成都作为一个地方城市具有强烈而自觉的抵抗现代化的单一向度的特质，更对于国家权力借助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于地方生活多样性的挤压有着抗争的自觉，到了建国之后，伴随着成都地方精英的弥散甚至消失，或者说分而化之，或者被单位化和体制化，成都茶馆的命运就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在建国初期，仍旧能够维持一定的生存空间，到了文革时期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崛起，而与此伴随的是成都市民日常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的起落变迁。

阿伦特曾经谈到过共同世界的重要性：

“共同世界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们不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拥有，而且也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共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包容下来，并使其熠熠生辉。”

对于成都人而言，茶馆也就是构成这种共同世界的重要空间之一，守护这种公共性或者共同性，其实也就是在守护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共同世界是复数或者复调的，因此是多元而众声喧哗的，有着形形色色的人进入、停驻或出离，更有着各式各样的人为着各种人生的目的在这个世界穿梭。

从某种意义而言，茶馆所构成的是一个日常性与非日常性套叠的空间，就前者而言，它是稳定的、亲切的、自然的人际之间的交往，就后者而言，总会有各种陌生人会闯入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也时常会发生各种纠纷乃至冲突。就此而言，茶馆并不提供一个政治或者文化正确的足够净化的公共空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多元错杂甚至藏污纳垢的，它满足着人性深处一些低俗的乐趣。

对于新政权而言，这种低俗性或者不确定性，恰恰是不可控性的标志，凡是不可控的都可能成为政权的异质或者对立力量，必须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改造。例如在茶馆里营生的各色人等，身份、角色、阶层等各异，甚至还有一些此前袍哥的成员，这些在强调改造游民的新政权那里都是不可控的因素，都必须加以改造。一言以蔽之，新政权对于成都的城市功能的定性，正如对于上海的定性一样，要从一座消费城市转型为生产城市，因此但凡与这个目标相背离的人群，都是被遣送或改造的对象，问题是可控性与一座城市的活力之间显然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新书分享活动上的王笛（中）与唐小兵（右）

王笛花费笔墨所讲述的打围鼓在新政权后的成都的衰落，就很显著地呈现了这个定位上的变化。何为打围鼓？从晚清到民国的成都，业余戏曲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俗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意，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打围鼓经常会吸引一大群围观者欣赏免费表演，一些参加免费表演围鼓者后来甚至成为专业演员，这些非正式的茶馆练习，给他们的卖艺生涯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新政权下，政府认为这项活动是“旧社会袍哥会门中川戏玩友借茶馆场地清唱消遣的一种形式，实际等于帮会俱乐部的堂会。”这样的定义，当然不由分说地将这种传统娱乐活动判处了死刑，所以很快打围鼓便“与袍哥活动同时绝迹。”到了1953年，“打围鼓”活动首先在人民南路的茶馆复苏，不久又迁到纯化街的茶馆继续演唱，政府对“竟有不经合法手续擅自聚众”进行围鼓活动十分关注。根据1954年成都市文化局的调查报告，该活动最初由13人参加，但他们的“成分极端复杂”，有曲艺艺人、小商店老板、手工工人、“自新人员”、流氓、娼妓、“旧日川戏玩友”、川戏教师、“反动军官家属”等。他们都“以演唱为副业，并非一贯职业艺人。”

过去打围鼓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方法，但根据这份报告，这次复兴的打围鼓，却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每晚七八点钟开始“营业”，“大锣大鼓喧腾”，演唱“既不严肃，戏码也极芜乱”，以迎合“低级趣味，卖座赚钱”为目的，甚至演唱“污蔑历史英雄”的戏目。文化局等政府部门试图取缔打围鼓活动，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打围鼓仍旧以一种隐秘的形式继续存在，政府之所以对于打围鼓如此严防死守，除了戏曲内容在他们看来离经叛道或者庸俗不堪，更因为这些活动会导致一些从业人员不务正业，影响生产活动。换言之，在新政权的视野之中，所有的娱乐活动也必须是积极健康的，同时也是服务于生产的。政治正确成为所有活动的第一位评价指标。

但在王笛看来，“即使在政府的管控下，这些人仍然试图寻求谋生途径。从他们的经营方式来看，这些活动并不存在多少违法或对社会有害的成分，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被允许的。”这也是斯科特所言的“弱者的抵抗”吧，只是在一个全能主义政治的治理之下，这种抵抗的生存空间也是极为微弱的。

王笛指出，政权的更迭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但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很久时间。光顾茶馆是一个在中国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了许多年的习惯，在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茶馆业在逐步萎缩，但人们的茶馆生活仍然在继续。茶馆仍然是各阶层人士喜欢光顾的地方。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仍然光顾茶馆，虽然此时人们已经感觉到政治的疾风暴雨到来前的压抑。公共生活被国家密切关注，特别是被那些国家权力中较低层次的代表，如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机构关注。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给了茶馆致命一击，当茶馆和其他公共生活的因素消失之后，成都的茶馆和茶馆生活也跌至20世纪的最低谷。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成都茶馆的数量从1949年的600多家下降为167家，相对应的从业人数也从1951年的3885人降为1966年的1395人，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这背后是千家万户的普通人的生计和生存。而从政府的视角看来，这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因为坐茶馆被认为是社会的消极现象，因此茶馆的衰落是被作为社会进步因素来看待的。

到了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在疾风暴雨式的所谓“破四旧”运动中，茶馆立刻受到了冲击，在那里喝茶“被视为旧社会的陋习，茶铺被看作藏垢纳污、阶级异己分子与落后群众聚集之所，强行取缔、关闭了茶馆”。在一个极度政治化的时代，个体的公共生活空间就被系统地剥夺了，所有的活动都是单位化的可控的行为，不容许有任何旁逸斜出的可能性，而最为奇特的悖论在于，政治对于个人文化娱乐生活的干预和改造，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新政权垄断了对人民范围的定义，独占了代表性，人民既可以是政治治理正当性的来源，也可以是落后文化的代表。

未经政治鉴定和许可的文化生活乃至休闲活动，都隐含着某种腐蚀新政权的危险性，都应该被放置在政治的显微镜下细分和透视。本来自由流动的城市空间被条块分割成网格化的存在，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而让人窒息的存在之巨链。这似乎获得了某种高度的确定性和可控性，但同时也是以自主性的丧失和发展动力的消失为代价的。最后所呈现的文化生活就都是高度表演性的和政治性的，实质上离市民所期盼的多元活泼的城市生活有着遥远的沟壑。在这样一个政治癫狂和人人自危的时代，保卫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空间的完整性就变成最奢侈的梦想。

茶馆的复苏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的确立，政治在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领域占据的比例逐渐缩小，而休闲娱乐生活作为人之为人所不能割舍的部分，重新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甚至被认为是推动服务业等经济发展的重要指针。在这种政治导向之下，茶馆在成都迅速复活，重新占据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的重要位置。王笛在书中以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的方式，对于活跃于成都各类茶馆的各色人等和各种职业进行了格尔茨式的深描，有市井气息浓郁的街角茶馆、讲究品位的新式茶楼、有与公园和寺庙共存的茶馆（借壳上市的一种方式）。他也看到了茶馆在当代成都人生活中的多种功能，比如茶馆录像室、茶馆作为足疗店或旅店、茶馆作为谈生意的市场空间等。

王笛就像一个街角社会的观察者和体验者，他津津有味地重构成都各色人等在茶馆里展开的公共生活，这些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普通人的生命，也是历史长河中的重要部分，是原本被忽视和遮蔽的无声的历史。可正是芸芸众生日复一日在这座城市的坚守和奋斗，支撑着它的活泼泼的延续的生命。对比之下，当今中国人的这种基于人际交往和面对面交流的生活，正在迅速地被抖音、小红书、微信等各种社交媒体提供的虚拟生活所替代，刷短视频提供的即时满足已经像电子鸦片一样所向披靡，它只会源源不断地生产焦虑、困顿和疲惫，而并不能像茶馆那样让人们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和放松，更不会像茶馆所提供的空间那样让我们彼此形成更为稳固的生活支持和精神联结。

王笛/绘

由此而言，当我阅读到《茶馆》所呈现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参差多态时，竟有一种奇异的感动，所谓诗意的栖居，不正是在这种被抛掷的境地找到一群彼此相熟的人在一种充满松弛感的茶馆生活里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吗？

而对于活跃在以茶馆作为主体的公共生活中的市民和外来工，王笛也给予了巨细靡遗的描摹和观察，他不是站在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视角来审视这群人，而更是以一种人类学家的陪伴者角色介入他们的生活，进而体验和分享他们的生活和心声。他所写到的成都当地文人的生活实在让人神往不已：作家把茶馆作为定期聚会的地方。在1990年代中期，明清茶楼成了“他们的起居室、会客厅、编辑部、棋牌之家、爱心小房和伙食团”，一些畅销书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

何小竹第一篇长篇小说中有一些情节就是以这个茶楼为背景的，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明清茶楼》的短篇小说。根据诗人翟永明的回忆，一些成都诗人“睡至中午，约在香积厨茶楼打牌。一般是斗地主，地主一斗就是一下午……基本全都进入忘我境界。”作家王跃并不喝茶，但他喜欢待在茶馆里。茶馆经理和服务员都认识他，只要他走进门，他们就会说“胖子又来了”，然后倒一碗白开水给他。听顾客的聊天和观察他们的言行，经常会给他灵感。

流沙河每周四上午都去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园，直到中午才回家。读到这里我就想起王汎森先生写19世纪后期维也纳的文学公共领域，也是以星罗棋布的咖啡馆、酒吧和沙龙提供的各种公共空间和生活空间为基础而构成的，因为这种日常生活里随意自然的交谈和彼此分享，促成了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辉煌时代。这种去等级化和物欲化的平等多元的真诚交流，恰恰是灵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王笛写到了老年人在茶馆里对于红色文化的怀旧之情，写到了女性在改革开放后才在公共生活里赢得了更为实实在在的自由，写到在茶馆里的男女服务员的各种生存困境、职业烦恼和身份认同等，他还以个案的方式描绘了进城到茶馆谋生的各色人等的浮世绘，比如算命先生、挖耳匠、掺茶工人、擦鞋匠、理发师和小贩们。这些人都是茶馆和茶馆文化的一部分，继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显微镜下的成都》（修订珍藏本）|世纪文景·2026

在成都，到了20世纪末，尽管社会的两极化不断加剧，茶馆依然是社交和大众娱乐的主要场所。而茶馆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恢复其繁荣，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娱乐方式。王笛在《茶馆》还专辟一章来讲述作为成都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的打麻将引发的一场官司，和形成的社会舆论。一位28岁的余女士，住在成都一个居民小区中一所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居委会所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里成了小区居民不分昼夜打麻将的主要场所。从早到晚，老人们打麻将产生的噪声使得她和她的孩子辗转反侧，夜里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落症，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物以助休息。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余女士最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声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围绕打麻将的危害和合理性，娱乐生活的边界，个人权利（比如休息权）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等问题，成都各类媒体和街谈巷议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最后居委会活动室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关闭了，而余女士也在熟人社会的民意压力之下搬离了这个小区。关键是如何认知和评价打麻将这种娱乐休闲与成都这个城市的关联？它既可以是懒散、扰民和无所事事的标志，也可以是慢节奏生活和松弛感的象征。

王笛/摄

考虑到中国这几十年急速现代化导致的社会性病症，比如普遍的焦虑、倦怠、抑郁和狂躁，尤其是在恶性竞争社会氛围下导致的无差别报复社会事件频频发生，成都作为一种想象现代生活的方式，恰恰彰显其典范的意义，也就是差异化发展、松弛的社会生活、共情共理心的营造以及茶馆所提供的面对面人际交往的公共空间。如果说民国时期成都茶馆更多是作为地方文化抵抗国家权力下沉导致的一元化的压力，那么如今的茶馆则是刺破现代性牢笼（国家权力与社交媒体的叠加）让个体获得喘息之机的空间。

茶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跟民国时期的茶馆所拥有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尤其是城市文化和地方精英对于公共文化空间的主导权仍旧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前者表面上是文革时期极度管制的放松，但实质上也系统地改变了茶馆的功能，比如其协商性民主的议事功能的丧失等，茶馆是且仅仅是一种休闲娱乐文化空间。王笛睿智地指出：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更多地干预文化活动，政治意识形态介入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介入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也不是走向政治民主的新文化，而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经济上与西方紧密联系，又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上与西方分割。这种国家的重新参与，不能被简单标签化为社会主义或保守主义之类，但无疑是有利并服务于执政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并没有简单地从文化和公共生活中退出，它只是采取了不同的介入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