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学成归来说:妈您名下那套房子能不能先卖了给我在外面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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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儿子从英国回来的那天,我特意换了件新买的碎花上衣,头发也重新烫过。在接机口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人群里第一眼就认出了他——高了,也胖了一些,拉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还推着一辆装满纸箱的行李车。我张开手臂,他却停在行李车后面,第一句话是:"妈,我同学都在国外买房了。您名下那套房子,能不能先卖了,给我在外面置业?"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母亲独自拉扯儿子长大、省吃俭用供他出国留学,儿子归来后却开口要卖房的故事。房子背后是二十年的债、二十年的手指变形、二十年的两份工,也是一个母亲用尽全力托举出去的孩子,与那个孩子和解、成长的漫长过程。



那套房子是他爸留下的。

2008年,林国庆在工地出事,工程款没结清,就走了。那年陈明才十一岁,我三十九岁。保险赔了二十二万,加上包工头东拼西凑给的钱,一共三十一万。我没有存起来,而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又借了十几万,在县城买了一套七十平的房子。

我知道自己学历低,只能打零工,靠体力活根本供不起孩子上好学校。但如果在县城有一套房,陈明就能转到县里读书,户口落过去,考高中大学都方便。

周围的人都说我傻。"国庆刚走你就乱花钱,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留着钱傍身不好吗?"我没有解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陈明不能输在起点上。

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陈明争气,从县中考进了省重点,高考那年考了全市第八名,被厦门大学录取,读的是金融系。这件事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传了很久,有人在背后说:"林国庆死得值,孩子争气。"我听见了,也没生气。只是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了很久。

大学四年,我在厂里做了两份工,白天流水线,晚上在附近的饭店帮厨。陈明问过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其实那段时间我的手指关节开始变形,右手中指的第一个关节鼓起来一个硬包,握东西的时候疼。我去诊所看了一次,医生说是腱鞘炎,建议休息。我点点头,出来之后买了一瓶活络油,继续上工。

大四那年,陈明告诉我他想考英国的研究生。"妈,英国的金融专业在全世界都认,我同学里成绩好的都在申请。"我问他要多少钱。他算了一下,说学费加生活费,两年大概要一百二十万人民币。我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有点不安,说:"妈,您要是觉得太多了,我可以申请奖学金,也可以去找兼职——""不用,"我说,"妈想办法。"

那套房子当时市值大概在九十到一百万之间。我没有卖房,因为卖了就没有退路了。我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贷了六十万,又把这些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凑了七十八万。剩下的缺口,我找了姐姐借了二十万,又在信用社做了个小额贷款。陈明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妈把钱转给了他。

他出发那天,我送他到机场,他在安检口回头朝我挥手,笑得很开朗。我在那一侧站了很久,直到看不见他了才转身,走向停车场,坐进那辆已经开了十二年的旧面包车里,发动机嗡嗡地响。我开了半路,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了一场。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终于松了一口气。

陈明在英国读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专业。第一年,他每隔一两周会给我打个电话,说说课业情况,偶尔聊聊伦敦的天气和食物。我买了一个平板电脑,学会用视频通话,每次看到他脸上气色不错,心里就安稳。

第二年,联系开始变稀。不是吵架,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裂缝,就是慢慢地,电话少了,视频更少了。有时候我发消息过去,他隔半天才回,说在忙。

有一次,他发来一张照片,是他和一群朋友在某个地方吃饭,都是年轻人,西装革履,背后是落地窗,窗外是泰晤士河。我在照片里仔细辨认他的脸,笑得很放松,和那群朋友靠在一起,像是融入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发过去一个"好看"的表情。他回了个"嗯"。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陈明回来了,推开家门,进来之后四处看了看,说:"妈,这房子太旧了,住着不舒服吧?"我说没事。他又说:"你一个人住这么大干吗,挺浪费的。"我想解释,但话还没说出口,他已经转身出去了,门带上的那一声响,在梦里听起来特别清脆。

银行的贷款是那年冬天到期的,我手头紧,延期了八个月,每个月多付一些利息。姐姐那边的二十万,我陆陆续续还了十四万,剩下六万,她说不急,但我知道她家里也不宽裕,姐夫身体不好,她一个人撑着。

那套七十平的房子,如今市值在一百五十万左右,是我唯一的家当,也是唯一的退路。房贷还有九年没还完。每个月四千二的月供,我靠着在厂里的工资和给附近几家单位送餐的外快,一分一分地挣。工厂今年效益不好,减了一次工资,我的月收入从六千降到了五千一。我五十一岁,厂里招工的广告上写"年龄要求18-45周岁",我是托了老关系才留下来的,但我知道这个托底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

回到家,排骨还是热的,我炒了个青菜,摆上桌。陈明坐下来,夹了一块排骨,咬了一口,说了一声"好吃"。我给他添了一碗饭。他吃完了大半碗,抬头,"妈,之前那件事……""你先吃饭。""我吃完了。"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他长得更像他爸了,眉骨高,下颌线硬,但比他爸多了一种说不清楚的锐利感,像一把刚开过刃的刀。

"陈明,你知道那套房子现在值多少钱吗?"

"一百五左右吧,"他说,"我查过。"

"你还知道什么?"他皱了皱眉,"妈,您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起身去卧室,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这些年攒下来的单据和票据——银行的抵押合同、还款记录、信用社的贷款单、还给姐姐的转账记录。我把这些东西放在餐桌上,推到他面前。他低头看了一会儿,脸色慢慢变了。

"那套房子现在还有九年的房贷,"我说,"每个月四千二。我当年贷款的时候,一部分用在了你出国的学费上。卖掉房子,钱是有,但我住哪里?"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最后说,声音低了下去,"你没跟我说过。""你没问过。"



这句话出口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陈明低着头,手放在桌上,摩挲着那些发黄的票据,像一个正在考试的学生面对一道突然出现的压轴题,还没有找到破题的方向。我坐在对面,看着他。那一刻心里什么都有——有委屈,有心疼,有一种拧在一起的情绪,不完全是愤怒,也不完全是悲哀,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点上,悄悄松动了。

然而他只是低着头,慢慢地翻着那些单据,一张一张,很认真,像在拼一幅他从来没见过的拼图。然后,他忽然站起来,走进了那间堆着杂物的小房间——那是他小时候的卧室,我一直没有大改,只是后来放了些东西进去。

他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相框。是很多年前的一张照片,他十一岁,站在那套新买的房子门口,穿着校服,对着镜头笑,笑得像个不知愁的小孩。他把相框放在餐桌上,放在那叠票据旁边,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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