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砚里砚外苏东坡

“向古人学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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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里砚外苏东坡》

张新建　著

前 言

从未远去的背影……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东坡获准从贬谪地黄州“量移”汝州，六月底船抵金陵。辞相赋闲金陵的王安石听说苏东坡打算来半山园拜谒，于是“野服乘驴”到码头看望苏东坡。苏东坡见大丞相来访，连忙下船“不冠而揖”，两人相见甚欢。王安石邀请苏东坡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时，王安石指着案上大砚说：“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与王安石相比，苏东坡是小字辈，所以应声说：“还是我先说一句：‘巧匠凿山骨。’”王安石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于是说：“赋诗不急，还是趁此好天色，游览蒋山吧。”在金陵，王、苏一起谈诗论文，“剧谈累日不厌，至约卜邻以老”，相互赏为知音。八月十四日前后，苏东坡离开金陵前，特意到半山园向老丞相辞别。王安石望着苏东坡渐远的背影，对身边人慨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

不能不叹服伟人目光如炬 ！几百年、近千年过去，苏东坡远去的背影之后，是无数追随的“苏迷”、膜拜的“苏粉”。苏东坡在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家园从未远去，却看不到这样伟岸的后来者，也看不到同样伟岸的慨叹者。

唐宋八大家中，国力鼎盛的大唐只有两大家：韩愈（768—824年）、柳宗元（773—819年），文化鼎盛的北宋却有六大家：欧阳修（1007—1072年）、苏洵（1009—1066年）、曾巩（1019—1083年）、王安石（1021—1086年）、苏东坡（1036—1101年）、苏辙（1039—1112年）。唐宋八大家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苏东坡、苏辙、苏洵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唐宋古文革新浪潮以散文为主体，推动唐宋诗文面貌焕然一新。

北宋中后期，宋六大家横空出世，令人有些猝不及防。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东坡、苏辙，同时期人，有扯不断的渊源和纠葛。曾巩、苏东坡、苏辙同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欧阳修知贡举。“三苏”是父子、兄弟。欧阳修是苏洵的伯乐，苏东坡、苏辙是欧阳修的门生。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曾巩，最早与王安石结为密友，最先拜在欧阳修门下，率先推荐王安石。应苏氏兄弟之请，曾巩为苏洵撰《哀词》，为苏氏兄弟祖父苏序撰《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苏洵职位最低，去世最早，但是苏洵《辨奸论》批判锋芒直指王安石，入木三分，直接影响苏氏兄弟的政治倾向。

宋六大家不属于政治的同一营垒，也不能纳入文学的同一流派，但是， 他们在北宋政治、文化进程中同向同行。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领导者，苏氏兄弟并非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是大刀阔斧的激进派，苏氏兄弟是渐进改革的稳健派，目标都是北宋王朝的富国强兵。

他们都是理论家，虽然治学有所侧重，理论各有建树，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儒家经学根脉，打破注经、训诂的思想束缚，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大力推动北宋理学的创新发展。

文学是他们深耕的沃土。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文坛盟主， 其作文平易畅达，赋诗雄健清丽，开北宋一代文风。欧阳修还是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对北宋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作二百多首词，为宋词走进大雅之堂奠定基石。苏东坡称欧阳修“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欧阳修的三门生曾巩、苏东坡、苏辙和王安石，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搭建了北宋诗文最壮美的舞台。苏东坡才华横溢，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苏辙文胜于诗，以冷静说理见长。王安石潜心经学，以雄健峭拔的议论、说理自成一家，世称王诗“王荆公体”。曾巩厚道、内敛，诗情不如苏东坡激越，立论不如王安石尖锐，《宋史》很有见地，认为“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都可以称为思想家、理论家，王安石是独树一帜的经学家，曾巩是造诣深厚的史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

最近一些年，宋学研究迅速升温，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研究宋代思想文化现象，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这样评价也不无道理。但是，总感觉类似研究还是在城外攻坚，如何突入城中、占领要塞，明确城市中心地标很必要。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已经形成遇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寻找答案的思维定式，宋代思想文化既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妨翻检欧洲文艺复兴资料，发现经典作家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非常精辟：“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段话至少用来评价发生在北宋中后期六大家的诗文革新运动，或者称为“文艺复兴运动”，竟毫无违和感，而且指明了穿过曲径，走向坦途的正确方向。

第一，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以产生思想文化巨人为标志；第二，文艺复兴产生巨人，巨人创造文艺复兴，两者相互为用；第三，巨人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成果超越时代，泽被后人。简而言之，文艺复兴的标志是巨人、巨著。北宋中后期六大家堪称思想文化巨人、巨匠，他们的诗文创作、学术成果，既是巨著，又是经典。

从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走向仕途开始，到政和二年（1112年）自号“颍滨遗老”的苏辙在颍昌（治长社，今河南许昌）郊外悄然离世，北宋六大家的时代最后落幕。苏辙去世十五年，曾经花团锦簇的北宋王朝轰然倒塌。北宋中后期八十年间，六大家的风采井喷式集中绽放，然后是走向巅峰之后的惯性滑落。中华文坛再少有与他们比肩的思想文化巨人和与他们媲美的思想文化巅峰。

与欧洲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1452—1519年）、米开朗基罗（1475—1564 年）、拉斐尔（1483—1520 年）相比，宋六大家早四百多年， 思想文化成就没多少可比性，至少可以平分秋色；而欧洲文艺复兴“三杰” 无法比拟的是宋六大家都是处于思想文化领导地位的高官重臣。北宋思想文化走向鼎盛，宋初苏易简，中期范仲淹以及中后期的宋六大家和司马光功不可没。王安石、司马光是宰相，苏易简、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苏辙是参知政事或者副宰相级重臣。苏东坡是尚书，从二品；曾巩是中书舍人，正四品。苏洵行政级别最低，从九品，却被命修礼书，参与朝廷史书编修，影响力远非一般文人可比。他们以巨匠创作繁荣北宋思想文化园地，调动政府资源， 引领北宋思想文化建设走向。这是研究北宋思想文化繁荣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

为什么宋六大家八十年间集中绽放，后来沉寂近千年？对这种思想文化现象研究成果很少，更少有学者把宋六大家集中研究。寻找宋六大家的共同点确有难度，但是他们都钟情笔墨纸砚，特别爱砚，连最沉静的曾巩都有多首与砚有关的诗歌，如《谢章伯益惠砚》：“作诗知砚功小大”；《遣兴》：“青灯斗鼠窥寒砚”；等等。所以，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中最相亲傍。故镜须秦汉，砚必宋唐。”一方砚能把宋六大家联系起来，而且他们伴随宋砚走向巅峰。

巧匠凿山骨……

王安石与苏东坡见面，要求“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苏东坡应之以“巧匠凿山骨”。诗出唐代韩愈《石鼎联句》：“巧匠凿山骨，刳中事煎烹。”“巧匠凿山骨”凝聚着唐宋文学家的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

“巧匠凿山骨”，在北宋文化语境中，砚的山骨与文人风骨是相互砥砺的陶冶、互为对象的滋养。巧匠镌刻石砚山骨，时代呼唤文人风骨。文人风骨，士人肝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也是威武不屈的民族脊梁。熙宁五年（1072年），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为王颐题写《自然端砚铭》。自然端砚是在端溪片石上稍加磨制，与苏东坡十二岁时在眉山老宅发现的天石砚差不多。王颐的自然端砚“其色马肝，其声磬，其文水中月，真宝石也”。这是自然端砚的外在形态，其内在品质为：“其德则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人是自由的，人格是独立的，人也像砚一样，可以使用，不可以奴役。砚被人性化、人格化，无论是内在品德，还是外在形态，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自然天性。苏东坡赋予砚文人风骨、人文精神，也是对封建社会人身依附、人性扭曲、精神奴役的强烈批判。

苏东坡把文人精神赋能砚，砚有生命，有品格，有内涵。砚是文化的凝聚，砚是精神的传承，砚是对自由、文明的期许。苏东坡曾经收藏王羲之晋砚、许敬宗唐砚和宋初古风字砚，带着古人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印迹，既是向古人和古代文明致敬，也是把赋予时代精神和人文品格的砚传承给子孙。他把蕴含苏家两代人心血的天石砚郑重赠送二儿苏迨、三儿苏过。大儿苏迈出任德兴县尉，苏东坡临别赠砚：“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这四点告诫是苏氏家风，也是苏东坡的人生写照，可以超越时代，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苏东坡还寄砚给苏辙的儿子，勉励侄子苏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就在于精神文化的生生不息。在苏家，砚是历史遗存，是精神寄托，是文化传承。

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苏东坡以兵部尚书从扬州太守任上召回，回京后赠送范百禄一方月石砚屏，赠范祖禹一方涵星砚，赋诗《轼近以月石砚屏献子功中书公，复以涵星砚献纯父侍讲。子功有诗，纯父未也。复以月石风林屏赠之，谨和子功诗，并求纯父数句》范百禄，字子功，中书侍郎，为中书省副长官，相当于副宰相，正二品，故称“子功中书公”。范祖禹，字纯父，翰林学士侍讲，正三品。结果不常舞文弄墨的范百禄有诗回赠，文史大家范祖禹无诗以对，于是苏东坡再送一方比砚屏还大的月石风林屏，请求范祖禹题诗。范祖禹赋诗《子瞻尚书惠涵星砚、月石风林屏，作歌以送之，赋十二韵以谢》。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三日，元祐秉政的宣仁太后去世，标志元祐政治的终结。北宋朝廷又一次站在政治再站队、权力再分配的风口浪尖。《宋史·范祖禹传》载：“宣仁太后崩，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 莫敢发言。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此国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畏哉？’……初，苏轼约俱上章论列，谏草已具，见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经世之文也。’竟不复出其稿……时绍述之论已兴，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见从，遂请外。”范祖禹、苏东坡长期担任哲宗皇帝的老师，对于哲宗的脾气秉性、政治诉求了如指掌，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上《听政札子》需要披肝沥胆的勇气。苏、范还是不顾身家性命上书。“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中国知识分子报效国家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

苏东坡《次韵范纯父涵星砚、月石风林屏诗》大约作于元祐八年（1093 年），苏东坡、范祖禹上《听政札子》之后。“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苏东坡希望范祖禹能够留在朝廷，坚守属于正义力量的阵地。大约苏东坡离开京城前，又向范祖禹赠送墨和端砚，一向以书写为人生快事的苏东坡竟没有诗文。范祖禹赋诗《谢子瞻尚书惠墨、端溪砚二首》，苏东坡送墨和端砚无诗，范祖禹回赠两首诗以后，苏东坡还是无诗。八月一日，苏东坡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她与苏东坡结婚二十五年，享年四十六岁。苏东坡在宫廷恶斗中料理后事。随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爱妻和宣仁太后相继去世，苏东坡的命运跌入谷底。

这段时间，苏东坡向范百禄、范祖禹馈赠涵星砚、砚屏、月石风林屏、墨和端砚，用意再明白不过。然而，朝政变化远比他们想象来得快、翻盘大得多，砚的坚贞没能使他们坚守，砚屏、月石风林屏也没能为他们挡风遮雨。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范百禄罢官离职，次年贬河阳而卒，享年六十五岁。苏东坡离开朝廷不久，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范祖禹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一路贬谪，元符元年（1098年）卒于岭南化州，享年五十八岁。

苏东坡还向晁说之赠砚。晁说之是苏东坡同年进士晁端彦（字美叔）的儿子，从小随父亲在淮南、两浙官所，与苏东坡多有接触。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贬谪岭南，途经宿州符离（今安徽宿州），晁说之任宿州官学教授，设宴招待苏东坡。苏东坡高歌《古阳关》曲，向晁说之赠送当年参加朝廷制科考试用砚。嘉祐六年（1061年）苏氏兄弟参加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问并高中，从此改变命运。直言极谏策问影响苏东坡一生，苏东坡又把这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名砚赠送晁说之，深意不言而喻。

苏东坡向范百禄、范祖禹、晁说之赠砚发生在山雨欲来的元祐晚期和绍圣贬谪时期，使砚加持了更多厚重，也多了几分悲凉。元丰六年（1083年），苏东坡为徐得之老来得子赠砚，更多是民俗喜庆。苏东坡《与徐得之十四首之七》：“得之晚得子，闻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为贺，所用石砚一枚，送上，须是学书时与之。似太早计，然俯仰间，便自见其成立，但催迫吾侪，日益潦倒。”徐大正，字得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在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其兄徐大受（字君猷）任黄州太守，对苏东坡礼遇甚殷。徐大正与苏东坡也建立友谊。孩子出生送砚，的确早了点，但是石砚不俗，是文人士大夫间的高雅礼品，也是对孩子读书成才的良好祝愿。

苏东坡给亲朋好友送砚，他们也给苏东坡送砚。除王定国赠送南唐汪少微五绝歙砚、方彦德赠龙尾大砚外，在苏东坡书简中，曾接受杨礼先赠送的狨皮（金丝猴皮）、石砚、蜡烛；接受冯祖仁赠送的羊边、酒壶、珠榄（水果）、烧羊，还有岩砚（石砚）、法醑（官窖美酒）、嘉蔬、珍果。馈送俗物固然实惠，石砚更为高雅。

砚，被苏东坡以及北宋文人赋予山骨与风骨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内涵，一方砚可以反映北宋文人士大夫交际圈的人情往来、高雅情趣，也可以折射北宋社会的文化意识。

砚说苏东坡……

苏东坡说砚，说古砚，说家砚，说四大名砚，苏东坡丰富、精当的说砚诗文，勾勒了中国大半部砚史。但是，这并不是拙著的唯一要展示的，拙著的逻辑导图是以砚为视窗，研究苏东坡的诗文人生；以砚为纽带，连接苏东坡的人际交往圈子；最终以漫步巡礼的方式，展示北宋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以及文化意识。

追寻苏东坡的足迹，走进苏东坡的世界，苏东坡在说砚，说得很清楚。砚也在说苏东坡，说苏东坡容易被遗忘的精神品格。

元祐五年（1090年）冬，杭州太守苏东坡在辩才法师寺院得到一方龙尾歙砚，由此追溯他与辩才法师二十年的交情。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时，他的二儿子苏迨虚龄四岁还不会走路。辩才法师为苏迨剃度，治病，没几天苏迨就能跑跑跳跳了。辩才法师住持杭州上天竺寺十七年，德高望重。恶僧文捷依仗高官，把辩才法师逐出上天竺寺，赶到杭州于潜县西菩寺。熙宁七年（1074）八月二十七日，苏东坡带着于潜县令毛宝（字国华）、于潜县尉方武赶赴西菩寺。从杭州到于潜县走水路一百多里，西菩寺又在于潜县西四十里的西菩山，苏东坡由水路转陆路，与于潜县令和负责地方治安的县尉远道而来，显然不是来烧香拜佛的。苏东坡对文捷夺寺、辩才被逐是清楚的，他带县令、县尉到西菩寺，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要为辩才法师伸张正义，报答救治苏迨的大恩大德，更何况主持司法公平正义是通判职责所在。然而辩才法师对夺寺、被逐，“恬不为忤”，处之泰然，坦然，淡然。苏东坡还是没忍住，赋诗《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安慰辩才法师：“路转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云自占东西岭，明月谁分上下池。”最终恶僧文捷失败，辩才法师重回上天竺寺。苏东坡重交情、讲义气的仗义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苏东坡与蒲宗孟是亲戚，蒲宗孟的姐姐嫁给苏东坡的堂哥苏不欺。苏不欺与蒲氏有五子——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钧。苏不欺二女儿嫁蒲宗孟的儿子蒲澈，苏、蒲两家亲上加亲。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今四川省南部县）人。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苏东坡贬谪黄州的元丰五年（1082年），蒲宗孟官拜尚书左丞，副宰相级重臣。次年，出知汝州，徙知亳州、杭州、郓州等州。蒲宗孟是王安石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苏氏兄弟是反对新政营垒的中坚力量。政治斗争撕裂了亲情、友情，但是苏氏兄弟与蒲宗孟还能保持亲戚关系。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蒲宗孟打算赒济贬谪贫困的苏东坡，请示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很有人情味，说你们既是同乡又是亲戚，有余钱助贫困，县官会惩罚你吗？既然皇帝恩准，蒲宗孟应当出资纾困。

蒲宗孟任尚书左丞一年，因违制罢，知汝州。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到任。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苏东坡获命“量移”汝州团练副使，蒲宗孟是汝州太守，是巧合，还是神宗皇帝有意安排，不得而知。在汝州，蒲宗孟再次因奢华违制，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徙知亳州。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东坡从黄州出发，十二月抵达泗州，在泗州过年。亳州与泗州同属淮南东路，两地相距不远，元丰八年（1085年）初，苏东坡从泗州经亳州赴南都谒见张方平，并没有拜访亳州太守蒲宗孟。在此期间，苏东坡曾经给蒲宗孟寄赠一领蕲州竹凉席，并赋诗《寄蕲簟与蒲传正》。

苏东坡离开黄州后，有两封致侄子苏千之的书简，其一曰：“叔甚欲一往见传正，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故不果尔。甚有欲与侄言者，非面莫尽，想不惮数舍之地远也。”元丰七年（1084年）底，或者元丰八年（1085年）初，苏东坡急于见到苏千之，而且“非面莫尽”，是要通过苏千之与他大舅蒲宗孟联系。米芾《砚史》记载：“资政殿学士蒲传正收真宗所用砚，与仁庙赐驸马都尉李公炤凤池砚，形制一同，至今尚方多用此制。”米芾知道蒲宗孟收藏真宗龙尾黼砚，却不知道是苏东坡赠送。

苏东坡赠砚于蒲宗孟最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是苏东坡重亲情、讲人情，知恩报恩，重礼感谢蒲宗孟赒济纾困。

二是中国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送礼还礼尽可能对等，苏东坡赠送真宗所用砚，重礼答谢，说明当年蒲宗孟赒济数额不小。

三是苏东坡左右为难的贬谪处境。“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大多数亲戚避之犹恐不及，蒲宗孟是神宗皇帝的“红人”，会接纳贬谪的苏东坡吗？苏东坡拿捏不准。苏东坡给蒲宗孟寄蕲簟并诗，也有投石问路的意思， 没有反馈。邀苏千之到南都见面，最大可能是通过苏千之把真宗龙尾黼砚转送蒲宗孟。

四是苏东坡《黼砚铭》是一篇讲亲情，又顾情面的杰作。苏叙：“臣轼得之，以遗臣宗孟”，二臣之间，苏东坡虽是贬官，仍不失身份。《铭》曰： “二臣更宝之，见者必作也。”二臣共同珍视御砚，避免送礼答谢的尴尬。

印象中的苏东坡乐观、放达，快人快语。其《思堂记》云：“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这只是苏东坡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苏东坡从高官重臣贬谪，跌入人生低谷，巨大落差带给苏东坡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变化是外人很难想象的。苏东坡精神力量强大在于，即使落入地狱，也会在地狱一角活出精彩。但是地狱就是地狱，严酷的社会压力，恶劣的自然环境，不能不使苏东坡既要维护文人风骨和尊严，又要小心翼翼避免“动辄累人”，减少带给亲朋故旧的牵连厄运。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再不是“遇事则发，不暇思”，冲口而出，而是心思细密、虑事周全，这样的性格特征是很少人关注的。

苏东坡贬谪岁月从“乌台诗案”开始。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东坡被御史台派人从湖州官衙绑走，十二月二十九日获释走出大牢。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御史台差人押送其至贬谪地“安置”。北宋朝廷规定，“安置”是押送地方监督改造，不得签书公事，不得离开“安置” 地。苏东坡“量移”汝州依然是“安置”。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解除安置，允许常州居住。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东坡解职定州太守，六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从六月诏命“安置”开始，苏东坡就有御史台派员押送。十二月二日抵达惠州贬所。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苏东坡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四月十九日苏东坡带苏过离开惠州，六月十一日渡琼州海峡，七月二日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离开儋州，六月二十日夜渡琼州海峡。其窜流七年，丧亡九口。渡海北归以后，苏东坡仍然辗转于贬谪“安置”地廉州、舒州、永州间。十一月中旬接朝廷诏命，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军州任便居住。解除“安置”，重获自由。统计苏东坡冤狱大牢、贬谪“安置”时间有些残酷。一个自由的灵魂，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如果从他中进士走向仕途的嘉祐二年（1057年）算起，除去服母丧、服父丧的五年多时间，差不多一小半仕途岁月是在贬谪路上、贬所“安置”的煎熬中度过的。深入研读苏东坡赠砚蒲宗孟，就能够深刻理解苏东坡贬谪岁月的艰难困苦以及心灵深处淋漓的创伤。研究苏东坡，不能总停留在黄州东坡肉、惠州羊脊骨的层面。

由砚引发的苏东坡故事很多，苏东坡说砚说得很清楚：说清楚的，是苏东坡力图展示的自我；没说清楚的，有很多种理由，其中之一是作者不想。把作者欲言又止的心里话勾勒出来，并不违背作者的意愿，在作者的难言之隐中可以发现苏东坡更真实、更深层的自我，这恐怕就是砚说苏东坡的重任。比如依据历史资料，补充苏东坡赠砚蒲宗孟没有明确的环节，由苏千之转赠蒲宗孟可能性很大，即使没有更直接的证明文献，聊备一说也是对苏东坡最衷情的理解。由赠砚引发苏东坡与蒲宗孟的微妙关系，可以从更多侧面深入苏东坡的心路历程，真正读懂苏东坡，读懂他诗文力透纸背的潜台词。这不是窥视他的隐私，而是与一个伟大的灵魂跨时空、零距离、赤裸而真诚的交流。砚是入门的台阶，由此可以走进苏东坡的人际交往圈子，也走进他少为人知的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

《砚里砚外苏东坡》是写砚的，也是写人的，即使说砚，也以人为中心，由砚连接人，贴近人心，贴近社会，贴近北宋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

贴近苏东坡并不难，因为苏东坡从未离我们远去……

内容简介

本书以苏东坡诗文和古代资料为依据，以“砚里”“砚外”为线索，走进苏东坡的思想文化世界，呈现真实可感的苏东坡，在苏东坡人际交往中追溯北宋中后期政治、思想、文化生态和社会状况。

本书侧重以文房四宝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涉及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风俗史等诸多领域，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立论，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中，全方位再现历史文化巨人苏东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杰出贡献，赓续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当代华章。

作者简介

张新建，1954年出生，1971年参加工作，1978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1985年就职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89年调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任音像处、书刊美术处处长；1997年任对外文化联络局研究室主任、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2001年任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2002年，当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中央文化体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工党中央画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2012年调任农工党北京市委常务副主任（正局级）。2012年当选中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全国网络文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2006年受聘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教育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出版专著《徐渭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艺术也疯狂》（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互联网经济与电子竞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上网产业转型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画集《水墨化境》《沂蒙深处》。在《光明日报》《中外文化交流》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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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石器文明

第一节 石器文化进程

第二节 苏东坡说美石

第三节 苏东坡说怪石

第四节 苏东坡说砚溯源

第二章 苏东坡说家砚

第一节 发现天石砚

第二节 赠砚苏迈

第三节 励志苏迨

第四节 寄砚苏远

第五节 苏籀说雪堂砚

第三章 苏东坡说古砚

第一节 收藏王羲之砚

第二节 收藏许敬宗砚

第三节 收藏古风字砚

第四节 题铭陆鲁望砚

第五节 书陆道士古砚

第四章 苏东坡说陶砚

第一节 苏东坡赠苏辙缸砚

第二节 说铜雀台瓦砚

第三节 说澄泥砚

第四节 说青州石末砚

第五节 说吕道人砚

第六节 苏东坡归结陶砚

第五章 苏东坡说端砚

第一节 北宋端砚研究

第二节 苏东坡说端砚特点

第三节 说陈公密子石砚

第四节 说端溪紫蟾蜍砚

第五节 说淄端砚

第六章 苏东坡说歙砚

第一节 北宋歙砚研究

第二节 苏东坡说歙砚特点

第三节 说王平甫砚

第四节 赠蒲宗孟龙尾龍砚

第五节 说方彦德龙尾大砚

第六节 说昙秀龙尾砚

第七节 说龙尾石月砚

第八节 说张近龙尾子石砚

第九节 说胡阁眉子石砚

第十节 说龙井辩才处得罗纹歙砚

第十一节 为罗文歙砚立传

第十二节 苏东坡归结飲砚

第七章 苏东坡说洮河石砚

第八章 苏东坡说鼎砚、玉堂砚

第一节 说鼎砚

第二节 说玉堂砚

第九章 苏东坡砚学交往

第一节 苏东坡与王颐说砚

第二节 苏东坡与米芾说砚

第三节 苏东坡与唐坰说砚

第四节 苏东坡与王定国家族说砚

第五节 苏东坡与晁补之家族说砚

第六节 苏东坡与范镇家族说砚和砚屏

第十章清宫藏苏东坡砚

后记

《砚里砚外苏东坡》

张新建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ISBN：978-7-5223-4566-6

定 价：160.00元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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