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日本为何对荀子感兴趣？

近代东亚的“荀学热”

荀子与孟子都对儒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世地位却不尽相同。如晚清民国时期学人罗惇曧所言：“宋儒谈理，扬孟黜荀。”宋明理学家确立的道统论中有孟子而无荀子，扬孟黜荀倾向明显。这一情形到清代发生了变化。随着乾嘉汉学的兴盛，清代学者对荀子的关注与表彰与日俱增，荀学地位亦得以提高。有趣的是，近代以来东亚各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荀学热”，形成了一种儒学更新的跨国联动。他们注重对荀子的研究，反对压抑人性之欲，用进化论、利己主义等西方思想来阐释荀子的性恶论，试图通过对荀子的研究来回应时代变革所提出的新挑战，种种学术取向促使荀学在近代东亚汉学中成为热点。

在中国，荀学在清末的复兴得益于乾嘉汉学的兴起。清儒研究先秦诸子，在荀子身上用力颇多，成绩亦相当突出。如清末民初经学家刘师培所言：“近儒所校子书，莫精于《荀子》。”卢文弨、郝懿行、汪中、王念孙、王引之、王先谦、凌廷堪等清代经学家都曾研究《荀子》，谢墉、郝懿行、钱大昕等为荀子发声，段玉裁、俞樾也有对《荀子》的诠释。他们纷纷提倡荀学，发出了不少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声音。清代荀学热与考据学及今文经学的兴起有关。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诸子学复兴，而清儒的复古主张也引导他们去寻找儒学源头，回归诸子学派；今文经学的兴起亦促使《荀子》《墨子》《公羊传》等文本复兴。在校释方面，清儒的荀子研究越来越多；在义理方面，他们对荀子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到晚清这一势头愈发明显。

近代日本大儒荻生徂徕

据林少阳的研究，不仅中国乾嘉年间出现了荀子复兴潮，日本江户时期也出现了荀子复兴潮，两者后来的高峰期基本重叠。这是东亚思想史中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近代日本大儒荻生徂徕尊崇荀子，著有《读荀子》四卷，提出了“不知荀子不能读六经”的观点。荻生徂徕反对唐人杨倞以荀子为异端的看法，肯定人性中情欲的存在，与清代汉学家戴震、汪中对荀子的看法相近。荻生徂徕在荀子、扬雄、永嘉学、永康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复古学，扬弃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形成了“徂徕学”，在近代日本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井上哲次郎、岩桥遵成等日本学者都认为徂徕学的祖型正是荀子。荻生徂徕去世之后，日本学界对荀子的研究亦层出不穷：江户、明治时期相继出版了日本儒者猪饲彦博的《荀子考》2卷、冈本保孝的《荀子考》5卷、城井寿章的《荀子讲义》上下册、池田精一的《荀子》等学术力作。

近代日本学者对荀子研究的热情高涨，他们除了考证、注释荀子，介绍荀子的思想以及中国学界对荀子的研究成果，对荀子的性恶论、荀子与西方思想家的比较、荀子的思想与文学等议题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比较了荀子与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荀子性恶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与霍布斯的利己主义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孟子的性善说类似于古希腊乐天哲学，荀子的性恶说类似于基督教的厌世观——荀子受到老庄学派悲观厌世思想的影响，其性恶观与基督教的原罪论存在可比性。荀子伦理说的根据是利己主义，人性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具有利己思想。他认为17、18世纪英国利己主义论者与利他主义论者的对立，类似于孟子、荀子的对立。荀子用道德、礼法来束缚人类的邪恶本性，将礼义奉为权威；荀子的礼与孟子的仁义不同，其礼法观念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lex naturalis）。由于大隈重信本是一位利己主义的主张者，他对荀子与霍布斯的比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肯定了荀子在东西方思想交流中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学界颇有启发。此外，有的日本学者也将荀子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如高须芳次郎称赞荀子文章简洁明快，采用论理的方式发出理性的声音，虽是学者之文却充满了温润的人情味，尤以《劝学篇》为长，充分展现出荀子的博学、思维的缜密、文章的老练等优势。

同时期，荀学在朝鲜半岛也出现了一些新突破。朝鲜王朝将朱子学确立为官方学说，对荀子的接受持消极态度，荀学被长期视为儒学中的异端，不过，这一情形在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后期发生了变化。李瀷、丁若镛等朝鲜大儒对朱子学有所批判，试图通过吸收荀子的人性论等思想资源来建立新的儒学体系，与中国、日本的荀学热遥相呼应，成为追寻近代以来东亚荀学热的重要线索。近百年来，韩国学界对荀子的评价也由过去的以批评为主转向肯定为主。荀子的人性论、礼乐论、经世致用思想等被韩国学者积极接受，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礼治思想成为韩国儒生发挥儒家政治想象力的动机，乐论成为弘扬韩国礼乐的基础，富有文采、逻辑鲜明的文章也成为韩国文人的典范。据统计，韩国有500多部著名儒家学者的文集提及荀子，研究荀子的论文也有500多篇。韩国学者申斗焕认为荀子的富国强兵论、经世致用思想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很大，并称赞荀子为尊重人类、通过实践儒学改革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也是人类的真正导师。以上种种，均显示出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儒学内部的变革趋势，而荀子研究正是其中颇为关键的突破口。

近代东亚各国之所以会不约而同地出现荀学热，或转变对荀子的评价，源于相似的思想背景：他们对荀子性恶论、礼义等观念的共同推重，对人性中欲望的肯定都出自对程朱理学压抑人欲的反抗，反映了东亚思想界对于儒家思想更新的共同需求。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东亚各国纷纷尝试在儒家内部寻求一种思想更新来适应时代变革所提出的新挑战，这一尝试为东亚各国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新的思想动力。

20世纪以来，荀子价值的重估已经超越了东亚儒家文化圈，成为世界汉学的共同议题。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荀子比孟子更深刻，更有独创性。……他的思想大受法家影响并同时借鉴了道家。在世界史上荀子很可能是认识道德的社会本源的第一人，他将自然状态的人的本性仅仅视为各种杂乱而荒谬的倾向之混合体：善与理是由社会生活本身所强加的纪律而生。”这为我们评估荀子的世界性价值提供了国际视角。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