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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说
人们经常会认为环保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发达国家说“清洁能源是经济机遇”,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更像是一道“发展门槛”。在清洁能源发展的领域,一本“经济账”和一条“公平线”之间的矛盾似乎一直存在。当AI狂飙带来“电量焦虑”,当传统化石能源引发地缘冲突与气候危机,这一矛盾看起来进一步凸显。能源转型究竟是“劫贫济富”,还是能做到全球共享?
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记者葛唯尔对话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杰出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丹尼尔·科曼,深度拆解能源转型的核心命题,寻找告别“旧经济”、走向“新未来”的能源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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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到底是不是能耗“怪兽”?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与能源消耗的博弈,是否只能二选一?丹尼尔·科曼教授指出,很多人总把人工智能耗电说成大问题,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区,因为人类对更多能源的需求始终存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AI会不会变成能耗“怪兽”,而是能不能让更多的清洁能源去提供电力的支撑。
他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加州已实现接近100%清洁能源供电,传统能耗正被太阳能、风能和储能电池取代,这其中就包括使用清洁能源为新的AI数据中心供电。他认为让人工智能的新增需求带动更多清洁能源上线,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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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是绿色“催化剂”
还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2026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全面生效。欧盟称之为“保护地球”,发展中国家却视其为“绿色贸易壁垒”。这一机制究竟是推动全球脱碳的催化剂,还是冲突引爆点?丹尼尔·科曼直言,碳边境调节机制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机制的出发点是为了鼓励与使用清洁能源的国家进行贸易,但问题在于欧洲、美国最初都是靠化石燃料完成发展,而现在到了可以转向清洁能源的时候,这些国家却要借绿色之名惩罚较贫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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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科曼指出,这一问题的破局之道在于资本与承诺的落实。在他看来,富裕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兑现气候大会承诺,拿出1000亿美元甚至更多提供给贫穷国家,让它们能做出绿色选择,而不是重复化石燃料的老路。如果真能做到这些,碳边境调节机制将成为双重利好。
“绿色红利”的“经济账”该怎么算?
丹尼尔·科曼提出,“绿色红利”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现如今,电动汽车已成为中国、挪威、英国以及美国加州最常见的新车类型,它的好处不只是不再使用化石燃料,更在于几乎所有场景下,电力都比汽油和天然气更便宜,因此转向绿色本身就有经济收益。
那么如何让欠发达地区真正拿到“绿色红利”,而非只承担成本?丹尼尔·科曼以肯尼亚为例:在肯尼亚内罗毕,几乎所有新摩托车都是电动的,电池可快速更换,公司在夜间用可再生能源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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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科曼进一步描绘了一幅清洁能源的使用场景:电动车不仅是通勤工具,还能在电价高时向电网售电,成为新的“赚钱机会”;自家屋顶的太阳能配合智能电网,也可以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售电。他指出,为了使绿色能源的使用更加高效,需要政策来创造条件,让技术真正释放出这些收益。
清洁能源的益处应该惠及所有人
在中国“十五五”规划推动分布式能源“就近开发利用”的背景下,丹尼尔·科曼认为,“微电网”战略价值会更加凸显。在他看来,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一部手机就足以管理整个电网,而手机中的系统越智能,分布式迷你电网或微电网就越能成为能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绿色能源越可靠,就能让更多人受益,这会是一种公平的包容性增长。面对“可再生能源无法支撑全部用电负荷”的质疑,丹尼尔·科曼认为:“那些说做不到的人,只是在撒谎,目的是延续旧的经济体系。”
科学合作会超越分歧
丹尼尔·科曼坚定地将科学合作视为比稳定器更重要的力量,他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如果选择合作,就能非常快地把整个局面推向清洁能源。他非常高兴能和中国、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同行共事,这让他既能借鉴技术上的创新,也能借鉴社会层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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