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葛水平长篇新作《和平》出版 守住真 文学的本质是人心

葛水平，山西沁水县十里镇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裸地》；中短篇小说集《喊山》《过光景》《空山·草马》《一丈红》等；散文集《我走过时间》《心灵的行走》《河水带走两岸》《繁华深处的街巷》《我走我在》《红花绿布头》等。有电视剧剧本《盘龙卧虎高山顶》《平凡的世界》。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葛水平身上，有一种能瞬间感染人的沉静气质。她的新作《和平》是一部关于战争、灾难、生存、悔恨和反省的长篇小说。作者站在人性主义的立场上，带着对战争之恶的反省精神，描写战争中人的恐惧、弱小，也描写他们的隐忍、挣扎、爱与恨，深沉地反映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和创伤，热切地呼唤和平的到来。

初见葛水平的一次笔会上，印象很深的是她极佳的镜头意识——她拍照时看似随性的构图，往往将光影与意境结合发挥出一种开阔气象。后来听她讲故乡、讲故事，慢慢理解了，这份开阔也呈现在她的写作中，有一种内在力量。

为写《和平》，葛水平深挖家族的抗战记忆，查阅大量史料，聚焦战争中的普通人。她笔下没有英雄，只有被战火撕裂的日常，于细微处叩问人性与和平。这份扎根现实的赤诚，让文字有了穿透岁月的重量，也让《和平》成为一部承载着时代温度的佳作。

以贴近人性的方式还原战争本质

北青报：这部长篇以战争为背景，却没有写炮火连天的战场，而是聚焦那些普通人的流离失所，小说最初的创作动因是什么？这种“去战场化”写作的考量是什么？

葛水平：《和平》的写作，最早源于我婆婆家族的一段往事。九一八事变后奉天沦陷，她的父亲作为东北邮政从业者，所在的邮务管理局拒不与日方合作，最终全员撤入关内。婆婆兄弟姐妹九人，有五人毅然参军报国。老人一生写下很多本日记，每本封面上都亲手绣着“和平”二字。可惜这些承载着乱世期盼的日记，最终消散在颠沛流离中，只留下零碎却刻骨的故事。

在漫长的史料研读中，我看到抗战十四年里，三千五百万逝去的同胞、九千多万背井离乡的平民，渐渐成为史书上冰冷的数字。可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跳动的生命。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被宏大叙事忽略的故事常常使我泪下。聚焦普通人的流离失所，并非弱化战争的残酷，而是想以另一种更贴近人性、更戳人心的方式，还原战争的本质。

北青报：从乡土书写到战争叙事，《和平》算是您创作的一次重要转向吗？

葛水平：《和平》这部作品，对我而言确实是一次重要的创作转向。从乡土书写走到战争叙事，不是刻意求变，而是生活和历史推着我往前走。

我写乡土，是因为我从乡间走来，熟悉那里的土地、人情、呼吸；我写战争，是因为我渐渐明白，我们今天的和平，正是从那段最苦难、最动荡的岁月里长出来的。乡土是根，烽火铸史，二者连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国记忆。

普通人的命运，往往就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呈现。在战争年代，真正支撑起这个国家、支撑起民族脊梁的，正是千千万万最平凡的人。他们送自己的子女走向战场，教他们以血肉保家卫国；他们在苦难里咬牙支撑，心里头总揣着一团对日子、对家国的热望。正是这无数微弱却坚韧的光，聚在一起，才撑起了一个民族，走过最黑暗的岁月。

他们就像一茬一茬的庄稼，战争像无情的镰刀，一次次收割他们的生命，可他们依然生生不息。

北青报：创作中最让您心痛、最难落笔的部分是什么？

葛水平：创作途中曾两度停滞。初动笔时的满腔壮志，在写到十万字、触及战争题材时骤然碰壁——我的知识储备清晰地告诉我，自己正踏入一片全然陌生的领域。可开弓哪有回头箭？终究要选择迎难而上。第二次卡顿，是因一块深埋地下的石碑。碑上“我死国活”四字，瞬间击中我心。只是，被感动是一回事，要将这份震颤妥帖地转化为文字，又是另一重艰难的考验。

我看到过一张照片，照片上年轻的面孔，笑容灿烂，笑得没心没肺，好像未来很长。这样的笑容，在战争中一个个消失：“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汉子！”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紧密相关时，时间对每个人并不都是公正的。

北青报：书名定为《和平》，您希望通过书名传递怎样的价值立场？

葛水平：我在小说中有一段书写，现在摘录出来也许是最好的解释：

战争频繁，眷顾人间这么多年，那么多生命交付出去，从此无迹可寻。人这一生走啊走，从天微明直走到日当头，再走到晚夕漫上天际，走过多少路？不停脚地走，将时间拽得长长的，那些走失在生命中的青春年少，那是一腔热血的喷涌啊。真希望天下有和平岁月陪伴人间。

“和平”二字？对了，这两个字早已悄然潜入了绿萍心底。

红玉不知道和平是什么意义，绿萍解释说：“就是平常日子到来，没有警报声响起，没有战争、侵略、瘟疫，平平常常的日子，每一个亡者都是老死。”

最普通的人构成最深重的记忆

北青报：小说《和平》采用双线交叉叙事：张子民一家的逃亡史与日军随军记者八木下弘的故事。这样的设计意图是？

葛水平：两位主人公同年同月降临世间，本应共享同一段人间光阴，却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抛进截然不同、又彼此纠缠的命运漩涡。写作情感的限度，其实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八木下弘是侵略者，是间谍，也是人性的分裂者，他目睹日军暴行后良知觉醒，在愧疚与痛苦中自我救赎，最终以死亡赎罪；张子民有着民族大义，却也有着封建男性的偏见，对绿萍的伤害，也折射出战争对普通家庭的深层摧残。这些复杂、多面的人物，都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战争里真实的生命，他们的善恶、挣扎与痛苦，是战争最真实的写照。

北青报：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说，葛水平不展示暴力场面，不描写死亡，却让“最深重的看不见的灾难”跟随小说全过程。我想，细节是您写作的重要支点，在您看来，本书哪些生活细节最能体现战争对普通人的碾压？以及，您如何捕捉战争的细节？

葛水平：小说里那些身陷炼狱的女性身影，是最刺痛我的细节。日本艺妓月影千草被逼沦为慰安妇，染病后沦为活体实验的牺牲品；川端野土香怀揣对天皇的愚忠投身“女子挺身队”，终究在历史真相面前幡然醒悟；中村秀子笃信军国大义，在看清战争罪恶、渴望安稳余生时，却被世俗偏见逼至绝境，以自缢了结一生。从愚昧盲从到清醒绝望，从隐忍承受到以死抗争，每一步命运的沉沦，都是战争对人性、尊严、生命最残忍的碾碎。写作者唯有俯身贴近乱世里每一个平凡生命的呼吸，才能够凝望他们被战争扭曲的日常、被苦难撕扯的灵魂。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的集体奴役摧残，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

北青报：在小说《和平》里，您是如何塑造这些战争中的女性命运的？

葛水平：从性别而言，女性与宇宙之间仿佛有一种永恒不变的血缘脐带，让她们在苦难中依然拥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我在小说中写下一个婆婆捡虫豆子发豆芽的故事：炸弹落下时，她下意识往空碗里扔黄豆。她不识数，只能端着碗站在街口，想告诉世人：日本人扔了和碗中豆子一样多的炸弹。可最终，她只听见自己从心脏深处发出的惨叫——儿子被战争收割。还有那些寻不到丈夫全尸的妇女，哭喊着，“我这里有头，谁给我换一条腿”；还有九个保德妇女跳入黄河，为丈夫殉情。这些画面让侵略者八木下弘第一次对中国人生出敬畏：无声的对抗，是不可接近的。这些女性的故事，是战争里最隐秘的苦难，也是让我必须落笔的部分。

北青报：您如何把握人性的复杂性，比如描写日本士兵八木下弘这个人物，如何呈现侵略身份与个体良知的冲突？

葛水平：塑造八木下弘，我着力写出他身上无法调和的人性复杂与灵魂撕裂。他深受中华文化浸润，心底本存有对中国的亲近与向往，却被时代和战争裹挟，身不由己地披上了侵略者的外衣。我写他，就是要呈现这种最真实的人性困境：一个普通人在战争机器里，想善而不能、欲罢而不得，在良知与职责、良知与暴行之间，陷入永恒的痛苦与挣扎。不义的战争，不仅摧残被侵略者，也从内部毁灭着侵略者的人性。

北青报：我看到小说《和平》被读者称为“北方流民图卷”，在您看来，书中描绘逃亡路上的群像（孤儿、手艺人、乡民），承载了怎样的历史记忆？

葛水平：把《和平》称作一幅“北方流民图卷”，我深以为然。逃亡路上的饥民、孤儿、手艺人、乡民，他们不是符号，是一段苦难历史最真切的承载者。一群衣衫褴褛、颠沛流离，在饥饿、瘟疫与战火中挣扎的身影，他们用最卑微的生命承受着山河破碎、家国沦亡的时代重量。他们一无所有，却守着烟火岁月的倔强。正是这些最普通的中国人，构成了民族最深重的历史记忆。

写破碎的命运求证爱与和平

北青报：您在《和平》中说，“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只能是正义与和平，不能是武器”，这是您所要呈现的战争文学的价值观吗？

葛水平：这句话，是我对战争与文学全部价值的最终认定。因为武器再强，也只会摧毁生命、撕裂人性、制造仇恨；唯有正义能扶正世道，唯有和平能守护苍生，唯有爱，能融化一切仇恨与隔阂。文学的使命，从不是歌颂暴力，不是渲染厮杀，而是替苦难发声，替良知立言，替人类守住对爱与和平的永恒向往。我写战争，是为了不再有战争；我写伤痛，是为了呼唤疗救；我写所有破碎的命运，最终都是为了证明：人类需要爱与和平。

北青报：您在后记《只有时间是忠诚的》中，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马托夫在《白轮船》里的古老歌谣。这是否是某种战争的意象以及对生命、自由与和平的隐喻？

葛水平：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它不会偏袒任何强权与暴力，它能洗去战争的喧嚣，还原历史的真相，也能留存下人性里的善意与温度。这段古老歌谣，本身就承载着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由的渴求，更是对和平的真切期盼，是直指战争罪恶、向往安稳世间的隐喻。

北青报：您在书写中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

葛水平：文学，是为了道出人心深处的疼痛、困顿与求生的挣扎；历史，则应该是民族踏过的漫漫长路，是不容篡改、不可轻慢的真实年轮。将文学中的生命，安放于厚重而真实的历史之中，所要书写的，肯定不是浅表的故事与情节，而是乱世里一代人如何守住底线，如何在绝境中依然热爱。文学的本质，是人心；历史的本质，是世道。首先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守住真，不欺史；放开虚，不欺心。以悲悯之心，书写人间。

北青报：为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普通人“作证”，这是您一贯的写作伦理吗？

葛水平：为那些消散在历史尘烟中的普通人作证，确是我一生不会轻弃的写作伦理。历史向来以王朝兴替、英雄功过为章回，而我始终相信，真正托举得起岁月厚重的，是无数无名者的悲欢、苦难与坚守。他们没有碑碣，没有传记，连姓名都早已被风沙掩埋，却以血肉之躯，焐热了苍茫岁月，捂活了人间烟火。土地记得他们，文字，也应该永远记得他们。

文学承担着“命名”的使命

北青报：和平年代阅读战争悲歌，您希望当代读者获得什么？

葛水平：和平年代重读战争悲歌，并非为了沉陷在历史的硝烟里，而是要清醒地看清：战争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文字背后无数鲜活生命的骤然陨落，是山河大地满目疮痍的伤痕。今天，面对任何战争，我们都应读懂它背后残酷的真相。

北青报：在您看来，对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如何去理解战争与和平，本书有何启示？

葛水平：切莫把战争只当作书页里的遥远叙事，更莫把和平视作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历史，灌进过太多的泪水。书中的一字一句，不是虚构的传奇，而是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呼吸、真实挣扎、真实陨落的生命。

生于盛世的青年，极易在安稳中日渐淡忘历史的沉重。许多人都在匆匆赶路，只顾迎面而来的日子，却忘了苦难已久的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真正的阅读，是穿过文字，直抵人心深处的疼痛与庄严——看清战争对文明的践踏，对生命的漠视，对家园的撕裂；也看清我们今日所拥有的阳光、炊烟与寻常岁月，无一不是前人以命相托、以血换来。

北青报：您认为文学在历史中能承担怎样的作用？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否会继续深耕历史与普通人题材？

葛水平：历史书里记的，多是年月日、战役、政令，那是宏大的骨架。历史往往会遗忘个体的悲欢，尤其是底层的、无声的悲欢。文学承担着一种“命名”的使命。它把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小人物，把他们的隐忍、挣扎、爱与恨，从遗忘的边缘拉回来。这种书写不是为了渲染苦难，而是为了赋予苦难一种尊严。当我们在文字中与一个个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人相遇，我们就在心底种下了悲悯的种子。这种共情，是阻止暴力、维护社会秩序最内在的力量。一个懂得悲悯的民族，才懂得如何在分歧中寻找共存。在最黑暗的历史时刻，人性的光辉往往比灾难本身更有力量。

接下来，我依然要写那些在泥土里刨食的人，写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浮沉。我会更关注“传承”二字，不仅仅是记录乡村的变迁，更是去挖掘那些潜藏在民间的、未被现代文明完全侵蚀的文化根脉，比如那些古老的纹样、那些口耳相传的非遗故事。

供图/葛水平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