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基金排名下滑：从“银行系基金”到“市场化基金”的艰难转型？

钟文岳面临的不仅是扭转利润下滑的趋势，更是带领招商基金完成从“银行系基金”到“市场化基金”的艰难转型。这个过程中，如何正视“规模陷阱”的反噬、如何回应一线基金经理的真实诉求、如何在规模与质量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都是绕不开的必答题。

近日，招商证券2025年年报揭开了招商基金的真实处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4.70亿元，同比微增3.05%；但净利润仅为14.38亿元，同比大幅下滑12.85%。这已是其净利润连续第三年下滑。从2022年的18.13亿元，到2023年的17.53亿元，再到2024年的16.50亿元，直至2025年的14.38亿元，四年间累计缩水幅度已超20%。在行业头部机构普遍回暖的背景下，这种与营收增长相悖的利润曲线，清晰暴露了其成本管控与盈利模式的深层压力。

万亿规模“虚胖”之困

招商基金正陷入一种“万亿虚胖”的发展困局——从表面看，其管理规模已逼近万亿元，看似体量庞大、实力雄厚；然而深入剖析便可发现，这种规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费率、低效益的固收及货币类产品堆砌而成。

招商基金的货币基金平均管理费率仅0.3%，债券基金约0.5%，而权益类基金平均费率在1.2%以上。大量低费率产品拉低了整体盈利能力。此外，ETF布局的滞后更加剧了结构失衡。在被动投资大潮中，招商基金ETF规模仅587亿元，位列行业第15位，与头部公司千亿级别的规模相对悬殊。在科创、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热门赛道ETF的布局上，招商基金处于空白状态。

这种“重量轻质”的结构导致规模虽大，但整体盈利能力被严重稀释，核心的权益资产占比不足，高附加值产品布局滞后。因此，其规模数字更像是一身“脂肪”，缺乏真正支撑长期竞争力的“肌肉”。

对于招商基金来说，规模数字只是表象，结构失衡带来的竞争力衰减，才是制约其发展的真正矛盾。

基金经理“求减负”

如果说，宏观数据揭示了招商基金的结构性困境，那么来自一线基金经理的真实声音，则让这场危机的微观肌理更加清晰。

“不想不停地发新产品”“明年会减少管理产品数量”——招商基金基金经理蔡振的这番直言，道出了公募行业的一个真相：规模增长，正从价值的证明异化为风险的积累。

所谓“规模陷阱”，即部分基金公司过度追逐管理资产扩张，却忽视了投研能力、风控体系与规模增长的适配性，最终导致业绩滑坡、生态失衡。蔡振“自己的需求与公司错配”的表态，恰恰是这种反噬的注脚。

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现象早已非头部顶流的专属困扰。从明星基金经理到中坚力量，“减负”诉求正成为行业普遍心声。

如何跨越“断裂带”

招商基金当前面临的挑战，本质上是一场“外患”与“内忧”的双重夹击。

对外，招商基金面临的是结构失衡与渠道依赖等“灰犀牛”式的高概率风险。作为银行系公募，招商基金长期享受母行渠道的红利。数据显示，通过招商银行渠道销售的公募基金规模占总规模比例长期维持在65%以上，这种深度依赖在早期是优势，如今已成为发展的桎梏。尤其在大财富管理浪潮中，对单一渠道的深度依赖，使其在市场角逐、产品迭代与客户服务中逐步显露疲态。在行业向“投顾驱动、服务为王”转型的关键期，公司在投顾布局与客户陪伴能力上已显落后。

对内，招商基金面临的是投研梯队的人才危机。在2023年至2025年的三年间，公司共有八位任职超过五年的核心基金经理离职，其中包括固收领域的领军人物马龙和权益投资明星贾成东。这类资深骨干的相继出走，直接冲击了相关产品线的投资策略延续性与业绩稳定性。而蔡振“减少管理产品数量”的公开表态，更从侧面印证了公司内部投研人才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

2025年5月，公司核心管理层亦发生变动。总经理徐勇在任期间，公司净利润持续下滑，其离任后，由钟文岳接任总经理一职。外界普遍期望新任管理层能带领公司扭转战略方向。公募基金的竞争已进入深水区，招商基金的转型成效不仅关乎一家公司的命运，也将为整个银行系公募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样本。

对于招商基金来说，2025年的人事变动只是开始，钟文岳面临的不仅是扭转利润下滑的趋势，更是带领招商基金完成从“银行系基金”到“市场化基金”的艰难转型。这个过程中，如何正视“规模陷阱”的反噬、如何回应一线基金经理的真实诉求、如何在规模与质量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都是绕不开的必答题。

作者 | 孟青平

编辑 | 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