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如何作答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25部门联合印发《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在总结2018年以来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部署5个方面共18项主要任务，要求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工作纳入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总体规划。

多年来，一场“直达人心的变革”在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落地生根。从心理健康到社会心理，从个体干预到系统治理，从事后处置到事前预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正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点。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什么必须建？建得怎么样？未来怎么建？为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健康报记者采访了多名地方实践者与行业专家。

社会治理回应“心”问题

“很多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事’的问题，更是‘心’的问题。”山东省滨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毕志伟表示，当前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社会焦虑心态加剧已经成为最需警惕的苗头。

毕志伟分析，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社会矛盾呈现新的复杂形态。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城乡格局和人口结构的深刻调整，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许多问题不再由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社会心理问题日益凸显。工作不顺、生活失意等冲击不断增加，一些个体产生持续性情绪困扰，甚至出现极端行为。三是单一治理方式难以应对。突出社会问题既受个体状态影响，也深受社会环境作用，仅靠一域一策的单一治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化解。

“焦虑、抑郁等问题不再是个体现象，而是呈现出一定群体性特征。”四川省自贡市副市长陈张铭说。通过在县域治理一线的观察发现，社会矛盾和风险越来越多地通过情绪和认知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以事件为中心的治理方式难以完全触及问题根源。

面对这种趋势，应对方式也在悄然调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公共精神卫生管理中心副主任蔡军介绍，全国多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启动后，精神卫生机构的工作思路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成为社会心理服务网络中的专业枢纽和引擎，不仅负责疑难危重患者诊疗，也参与社区心理危机干预、学校企业心理健康促进、重大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并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蔡军说。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辛自强进一步指出：“社会心理服务的核心，并不是单纯干预个体，而是理解和引导群体情绪、调整社会心态。如果把这些问题简单交给心理咨询或医疗体系解决，本身就是路径错位。”他补充道，比如，一起公共事件迅速发酵为舆情热点，本质上是群体中的信息加工、人际传播及其影响的放大过程，这是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治理者需要探明社会现实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辨明社会心理自身的生成机制及其主客观条件，才能真正触及问题根源并知晓如何应对。

从“有服务”到“有效服务”

“心安不是单独靠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就能实现的。”谈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落地路径，毕志伟介绍，滨州市出台全国首部社会心理服务地方性法规《滨州市社会心理服务条例》，探索安身、安业、安居、安康、安心“五安”工程，推动建设实现标本兼治的“心安城市”。

“五安”每一层都为心理状态的稳定提供基础支撑——“安身”筑牢平安根基，“安业”促进充分就业，“安居”提升生活品质，“安康”保障身体健康，“安心”完善心理服务。毕志伟表示：“心理状态从来不是孤立的小问题，它依赖于治安、就业、医疗等基础保障的共同作用。只有基础保障稳住，老百姓才能真正心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才能发挥实效。”

然而，落地实践中仍存在挑战——如何让服务真正触达群众，并在实际中发挥作用。

陈张铭指出：“过去，群众知道有服务，却未必够得着、用得上。”为破解这一难题，自贡市创新推出“网格﹢心理服务”模式，使心理服务主动下沉基层。“2万余名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不仅排查安全隐患，还关注邻里矛盾、家庭情感和个体情绪。一旦发现异常，便会联动心理咨询师、社工和志愿者形成闭环干预。”

陈张铭表示，自贡市还构建起以市级平台为枢纽、以区县平台为支撑、辐射乡镇和社区的四级服务网络，整合各类机构、站点和党群服务中心资源，让服务从“被动等待”转为“主动可达”。

针对基层心理服务中“只解事、不解心”的痛点，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探索将服务嵌入群众日常可及的场景。西平县委书记侯公涛介绍：“我们把服务站点设在综治中心、信访大厅、医院、学校和企业，让群众在办事、就医、就学、工作中就能接触到服务。”与此同时，当地创新推行“一评二解三回访”工作法：“一评”即在矛盾调处伊始评估当事人心理状态，识别潜在情绪因素；“二解”即在处理诉求的同时疏导心理情绪；“三回访”即定期跟进，巩固心理疏导效果，防止问题反弹。侯公涛说：“如果只解决事情，而情绪疙瘩没解开，问题仍可能反复出现。”

服务的有效，还在于精准匹配不同需求。蔡军指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强调‘全人群、全生命周期’覆盖，但真正有效的全覆盖，并不是人人享有同样服务，而是分层分类、精准供给。”他进一步解释，普通人群主要通过科普宣传、媒体传播和心理文创品牌提升心理素养；心理亚健康或潜在问题人群依托心理热线和自助干预工具获得早期情绪疏导；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通过校园和社区实现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及时识别潜在心理问题；高风险人群及精神障碍患者则通过系统评估、规范治疗和社区随访，接受连续性、专业化服务。

多方协作推动持续发力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2015年首次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概念，到《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发布和落实，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制度框架。

然而，在实际推进中，多名受访者指出，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能否持续运转。

辛自强分析，制约体系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专业支撑能力不足。“表面上看是人不够，实际上是结构不匹配。”他解释道，目前，专业人才主要来自医疗机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然而基层面对的心理需求与社会治理问题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范畴，还需提升专业人才推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水平。

服务“用得不对”问题同样凸显。蔡军强调：“一些地方对心理服务功能存在过高期望。很多矛盾确实伴随情绪问题，但不能用心理干预替代问题本身的解决。”他指出，如果把结构性矛盾简单转化为心理问题进行处理，短期来看情绪被压下去了，但长期可能导致问题累积甚至反弹。因此，心理服务的边界必须清晰——它更多作用于“如何理解和应对”，而不是替代“问题如何解决”。

体系的顺畅运行还高度依赖跨部门协同。辛自强指出：“社会心理服务涉及政法、卫生、教育、民政、宣传、群团等多个领域，如果仍按传统条块推进，很容易出现各自为政、衔接不畅的情况。看似每个环节都在做，但合在一起形不成闭环。”在他看来，牵头部门的选择直接影响体系目标定位、工作内容和方法，关键在于协调各方力量，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当然，各地区情况存在差异，当地党委、政府仍需根据实际合理确定牵头部门，并明确各参与部门的责任分工与协调机制。

随着跨部门协作和资源整合不断深化，多名受访者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提供若干心理咨询或干预服务，而是逐步成为支撑社会运行的“软基础设施”。这一体系虽然不直接对应具体事务，却通过调节社会预期、情绪和互动方式，持续增强社会稳定性和韧性，为基层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长期支撑。

文：健康报记者孙艺

编辑：杨真宇

校对：马杨

审核：秦明睿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