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火难休，全球重审能源安全

来源：财经

封面设计／黎立

“安全、便宜、清洁”是能源三要素，本次中东危机让“安全”要素凸显，短期内有利于化石能源，长期看则会强化新能源转型的内在动力

中国读者这些年来已经习惯了开（手机）屏就是新能源（新闻），举目皆是的风机、光伏板和电动汽车也让人相信，我们已经置身新能源世界。直到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人们才意识到，这仍然是一个靠化石能源驱动的世界。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24年全球能源消费的80.2%靠化石能源支撑，其中煤炭27%、石油29.8%、天然气23.4%。另外19.8%的能源消费，6.3%是水电、5%是核电，两者都是传统能源，真正的新能源只占8.5%。

即便是拥有全球最大新能源产业的中国，2025年非化石能源也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1.7%，其中风光电合计9.5%，生物质、地热、海洋能等其他新能源合计3.2%。

因此，虽然技术和工程进步已经让建设一个100万千瓦光伏电站的时间缩短到6个-12个月，但当导弹和无人机让油轮只能龟缩在波斯湾的港口里时，各国首先做出的决策不是新建光伏电站，而是重启废弃的煤电厂和停运的核电站。

那么长期而言呢？当中东战火平息，海峡恢复畅通之后，能源进口国是一切照旧，还是会重审能源安全，加速能源转型？

首先，这取决于战事持续多久，目前无人能对此做出预测，也无人能保证战事不会再起。长江证券在3月8日发布的研报中预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全球每年将新增超过8000万吨电煤需求。

其次，要考虑能源问题的政治因素。能源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能源从来都不是普通商品，除了燃料和原料，它还是权力的来源。3月23日，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在剑桥能源周上说，天然气是美国的超级强权。特朗普总统在战事期间多次公开呼吁缺油国家改买美国石油，他说：“我们有的是石油。”

从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净进口国，能源独立是自尼克松以来历任美国总统的梦想，在特朗普任期，梦想终于成真，2019年美国成为能源净出口国。2025年，美国原油产量占全球近20%，几乎是沙特和俄罗斯产量之和；天然气产量占全球27%，接近第二名俄罗斯的2倍。

特朗普上任之前，能源转型是全球能源行业的关键词，2015年各国签署《巴黎协定》后，能源转型从观念上和行动上都进入高潮期。但是特朗普两次退出《巴黎协定》，他的政府从根本上否认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关。

迄今退出《巴黎协定》的只有美国，表达退群意向的只有阿根廷，应对气候变化仍是全球公认的政治正确，但美国的负面影响正在扩散，否认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声音越来越多，这种声音若成为主流，全球能源转型的道义基础就会动摇。那些因应急而重启的煤电厂，就可能一直重启下去。

最后，虽然全球能源转型的节奏会受美国影响，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政治考量仍然是第二位的，只要新能源在“供应安全、价格便宜、使用清洁”这三要素上全面领先，新旧能源的转化就势不可挡。

本地化部署的新能源拥有天然的安全性。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将太阳能和风能称为“和平的能源”，他说：“依赖油气进口的国家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冲击，但太阳能板和风机一旦在你的国土上建成，就没有人能切断阳光和风。”

过去十几年，风电光电也逐渐变得比化石能源更便宜，这是技术持续进步的结果，中国在其中厥功至伟。如今，风电、光伏的度电成本已经普遍低于煤电、气电、核电。在光照强烈的中东地区，光伏电站卖给电网的度电价格低至1.0美分-1.5美分，而欧洲气电厂卖给电网的度电价格是10美分-14美分，中国煤电厂卖给电网的度电价格是4.5美分-6.0美分。

目前大规模使用风光电的瓶颈是电网。全世界的电网都是在火电为主体的时代建设的，适配的是365×24的不间断电源。但风光电是受天气变化制约的间歇性电源，因此全世界的电网都要做灵活性改造，这意味着巨额投资，也意味着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动力。

因此，即便在美国，也仍有大量资本投入到可再生能源。而油气公司尽管这几年赚的盆满钵满，高管们却仍然忧心忡忡，在为美国能源部长豪言鼓掌的同时，他们清楚地知道，未来不在他们这一边。

2026年3月11日，远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油轮和货船 图/视觉中国

中国：韧性得到检验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此次霍尔木兹海峡断航危机中，展现出了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根据标普全球统计，中国是中东石油的最大购买国。2025年经由海峡出口的原油为1490万桶/日，其中有35.6%去往中国。

中国能源系统的韧性由两条主线编织而成：一是围绕石油供应安全，拓展海外上游资源、进口来源和通道多元化、战略储备体系建设；二是电力体系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在煤炭作为兜底保障的基础上，以低碳战略和产业政策为牵引，已形成庞大的绿色能源制造和电力供应体系。

尽管中国的进口石油占比较大，但整体能源结构以“煤电+可再生能源”为主。2025年，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中国能源总消费的18.2%和8.7%，其中各有约73%和38%来自进口。煤炭和非化石能源占全国能源总消费的73%，全部由本土供应满足；加上国产原油和天然气，中国整体的能源自给率接近84%。

尤其是2020年以来，风电、光伏电力跨越式发展，非化石能源成为主力能源之一。2021年-2025年全国新增的能源消费中，有约45%来自非化石能源，其中，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

中国对于石油安全的焦虑已经延续多年。中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占消费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逐年攀升至2025年的约73%，原油进口量达5.7亿吨。

20多年前，行业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更经常提及的是马六甲海峡的地缘风险，这里是东亚地区80%进口石油的必经之路。为了分散单一通道的集中度风险，2010年以来，中国深度布局海外上游油气资源和多通道基础设施，拓展进口来源地。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统计，2025年国有和民营石油公司的海外油气权益产量已达到1.96亿吨。中俄、中哈和中缅三大陆上原油管道合计运输能力达7000万吨/年，中俄和中亚天然气管道合计运输能力930亿立方米/年。据市场机构估算，中国的石油储备规模可覆盖超过100天的进口量。

2025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相比2015年大幅增加72%，但来源已更加多元，中东地区的占比从50.7%下降至42.3%，俄罗斯、亚洲和美洲等区域的份额增加。2025年天然气进口量是2015年1.7倍，陆上管道进口气占比45%，海运液化天然气（LNG）则分布于澳大利亚、卡塔尔和东南亚地区。

与大比例依赖进口供应的油气资源不同，中国电力的本土供应能力可以几乎完全覆盖需求。煤电仍是重要基荷电源，2025年占全口径发电量51.1%；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核电和生物质发电在内，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已占总发电量的42.9%；并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能全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受本土资源禀赋限制和能源安全考虑，天然气主要用于城市燃气和供暖、工业燃料、调峰电源，发电占比一直较小，约占发电量的3%。

在全社会低碳转型目标和新能源产业的深厚基础上，中国的能源转型还将持续深化，进一步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到2035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风光合计占发电装机总量的比例将达到60%。煤炭和石油消费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峰，煤电则转为备用容量、发电量下降；新能源汽车加快渗透，成品油已经进入逐步下降轨道，仅在化工需求还有原油增量。

过去十年，中国从全球最大的燃油车市场变成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根据IEA统计，中国电动车销量已连续多年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占12%，新车销售渗透率已接近60%。IEA指出，即便在40美元/桶的油价水平下，电动车在中国的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仍低于燃油车。

中国新能源制造业和市场规模从多年的产业政策助推起步，在激烈的竞争中持续技术迭代、成本下降，形成完整而庞大的产业链体系，清洁能源和电气化已成为具备经济性和自主性的能源供给，并在宏观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时期，成为新兴的经济增长支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援引联合国的数据称，2024年中国清洁能源领域贡献了全国10%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拉动了当年26%的GDP增长。另据中国海关总署披露，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2025年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占出口总额的4.7%。

身处当今全球变局之中，地缘政治放大了石油天然气的供应和价格波动振幅。当风险成为“确定性”，从未实质性封锁过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断航已成为事实，即便市场仍维持油气供应偏宽松的预期，“疤痕效应”也会长期推升风险溢价，以及运费、保险、海峡过路费等各项通航成本。

这将改变许多经济体对于能源转型必要性的考量，增加立足于本土的能源供应，各国对新能源的需求在未来几年会在此次战事的余波中被激发，中国绿色产业的实践已经表明，转型并不必然对应更高成本或“绿色溢价”。

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而言，本次中东危机将带来又一个外需扩张的窗口，同时“容易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释放殆尽，全球贸易规则的约束力正在减弱，单边施加的关税和投资壁垒层出不穷。中国的新能源企业需要通过海外建厂、技术转让、跑通供应链等更复杂的方式落地全球市场。

美国：巩固油气霸权

基于美国的资源禀赋，特朗普政府确立了以石油和天然气为核心的能源战略。

在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将“能源主导权”（Energy Dominance）上升为战略重点。通过扩大油气、煤炭与核能供给，推动关键能源设备与产业链回流，实现低成本、充足的本土能源供给，以此支撑再工业化与AI等先进技术的发展；通过扩大能源净出口强化同盟关系、削弱竞争对手，提升对外影响力。

俄乌冲突之前，美国只占欧盟LNG进口来源的4%，2022年激增至41%，2025年升至50%以上，成为欧盟第一大LNG供应国。此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一些亚洲国家因中东供应中断，转而从美国“抢购”石油。据大宗商品航运资讯机构Kpler估计，美国2026年4月原油出口量预计环比增加33%，达1.56亿桶，创下历史新高。

石油和天然气占据美国能源消费结构的绝对主力。2025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里，石油和天然气各占36%以上，煤炭、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占比接近，三者各约为9%左右。

自2007年-2008年高油价期间爆发页岩革命后，美国油气产量从2009年开始快速增加。2014年，美国石油产量超过沙特，首次成为全球石油产量最高的国家；因此将国际油价中枢从100美元/桶上下，拉低至50美元-60美元/桶。2025年，美国原油产量占全球近20%，几乎是沙特和俄罗斯产量之和；天然气的增长曲线类似，同年产量占全球27%，排名第二的俄罗斯仅占全球的15%。

为了呼吁提高油气产量，特朗普最常说的口号之一就是：“Drill, baby, drill（钻井吧，宝贝）。”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统计，2025年，美国原油产量增长3%，创下1360万桶/日的新纪录；同期天然气产量也创历史新高，达到1185亿立方英尺/日。

鉴于增加天然气出口需要增加相应的基础设施，美国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的天然气出口产能将在未来几年快速增长。EIA统计，如果在建项目按计划运营，北美LNG出口能力将从2024年初的114亿立方英尺/日增加到2029年的287亿立方英尺/日。到2029年，北美出口LNG的新增产能将占全球预期新增量的50%以上。

在推动美国本土油气增长之外，特朗普政府试图控制美国之外的更多油气资源，以提高美国能源话语权。

特朗普政府将加拿大、墨西哥油气定位为“美国本土能源的安全、低成本补充”，希望用关税与贸易政策强势主导北美的油气市场。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支持在加拿大、墨西哥建设跨境油气管道，为美国本土输送更多加拿大原油，同时也将美国天然气更多地卖到墨西哥。

美国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控制了该国的石油储备，以及该国的石油产销。委内瑞拉是全球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的创始成员国。由于缺乏投资和开发，委内瑞拉2025年原油产量仅为90万桶/日左右，占全球原油总产量的比重不到1%。特朗普号召美国公司加大在委内瑞拉投资，获得该国油气资源主导权。

尽管特朗普政府为了延续石油时代不遗余力，但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州政府基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仍在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

如何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是美国一些州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电力需求增长曾在2010年至2019年停滞，自2021年起，美国发电量以年均2%的速度增长。EIA统计，2025年美国发电量创历史新高，较2024年增长2.8%，预计美国发电量将在2026年和2027年持续增长。

美国发展风电、光伏和储能最快的是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两个州都有较好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由得克萨斯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管理的太阳能发电量预计将从2025年的560亿千瓦时，增长到2027年的1060亿千瓦时；电池储能容量将从2025年的约15吉瓦，增长到2027年底的37吉瓦。

与此同时，凭借在核电产业的深厚基础，美国出现了核能复兴潮，核能已被美国决策者纳入核心选项，美国监管当局正在系统性延长核电机组的运行寿命，并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大力推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新型核电技术发展。

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建设的快速推进，美国科技公司的电力需求大幅上升。科技企业是美国核电复兴最大的金主和推动者，纷纷直接投资核电。公开资料显示，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四家公司在核电领域的总投资已超过百亿美元。

美国商业核电站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部分在运核电站是在1967年至1990年间建造的。目前，美国运营着94座核反应堆，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生产国。2024年，美国核电发电量占美国发电量的19%。

2026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26财年能源与水资源拨款法案，为能源部核能办公室提供约18亿美元年度资金，并额外划拨31亿美元专项支持先进反应堆示范计划。3月24日，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詹姆斯·丹利在“2026国会山庄与硅谷论坛”上表示，美国正致力于推进“核能复兴”，目标是到2026年7月实现3座到4座SMR原型堆临界运行。

标普全球国际事务高级副总裁卡洛斯·帕斯夸尔（Carlos Pascual）对《财经》表示，在电力需求快速提升的背景下，美国能源体系呈现出分化格局：一方面，官方政策重心在油气、核能和地热；另一方面，市场层面在接受这些能源形式的同时，仍将大量资本投入到可再生能源，因为这是当前最具可行性、能够相对快速上线的选项。

欧洲：能源转型更加理性

2022年的俄乌冲突重创了欧洲能源体系，区域安全目标和经济产业基础因此发生根本性改变。时隔四年，核心油气资源区域再次爆发冲突，促使欧洲全面重估能源自主的战略内涵。在经历了过往偏重气候目标的政策后，欧洲能源战略正重新回归理性，将能源供应的安全与本土控制力置于首要位置，并基于这两个目标调整相关政策。

化石燃料仍在欧盟的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25年数据，欧盟能源消费总量（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及石油产品、天然气和固体化石燃料合计占比68.7%。能源的进口依赖度更是长期维持在57%至58%的高位；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高达95%和90%，硬煤为67%。在这些进口当中，有约20%的原油以及超15%的天然气来自卡塔尔。

在电力构成中，欧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Eurostat的数据显示，欧盟2025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合计占比达到30%，首次超越化石燃料发电（29%）。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为彻底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欧盟迅速出台“REPowerEU”计划，加速本土新能源部署。截至2025年底，欧盟风电和光伏装机分别突破300吉瓦、450吉瓦，较2021年分别增长50%、170%，风光合计占发电装机总量的71.4%；电池储能超90吉瓦时，增长近10倍。

欧盟未来将沿着这一转型路径继续扩张。2030年，欧盟计划风电与光伏装机总量分别达到500吉瓦和750吉瓦，储能规模扩容至120吉瓦时，风光合计占发电装机总量的75.8%；2040年，为配合全经济体90%的减排目标，欧盟风光装机总量将突破2200吉瓦，储能要达到400吉瓦时以上，风光合计，占发电装机总量的比例将超过80%。

尽管欧盟电力系统清洁化的目标宏伟、进展显著，但整个欧洲在交通领域对石油的依赖、工业与供暖对天然气的刚需，叠加极高的外部依存度，依然是这片大陆能源系统的脆弱点。

由于能源结构与地缘政治地位差异，欧洲主要经济体（含欧盟成员国与非欧盟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分化明显。具体可划分为三大阵营：

第一类为显著受益的国家，典型代表是挪威。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数据，挪威的整体能源自给率常年超过700%，同时作为欧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获取了巨额经济收益。

第二类为能源韧性强的国家，以瑞典和丹麦等欧盟成员国为代表。这些国家电气化率高，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超50%，对中东化石燃料的直接依赖度低。

第三类为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英国作为非欧盟主要经济体，北海油气产量长期衰减，且供暖网络以天然气为主。中东LNG供应锐减后，英国面临现货短缺冲击。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等欧盟主要工业国同样受损严重，其工业体系高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制造业面临减产风险。

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的应急措施均优先聚焦于维持系统稳定。意大利紧急立法将原定2025年底关闭的燃煤电厂延期至2038年；德国放缓了退煤日程，允许部分煤电厂作为战略储备长期并网；欧盟层面则准备动用IEA的紧急石油储备。英国紧急扩大了国家电网的“需求侧灵活性服务”，通过经济补偿引导削减用电高峰，并满负荷启用本土天然气战略储备。

在采取短期应变措施的同时，欧洲决策层对过去十年的能源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首先承认之前全面淘汰核能及激进退煤的政策是错误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26年3月在巴黎举行的核能峰会上表示：“欧洲放弃核能这种可靠、低成本的低碳能源，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同日，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德国放弃核能是重大战略失误。

根据欧盟最新的《核能示范计划》，预估到2050年欧盟将投资核能约2410亿欧元，将核电总装机提升至109吉瓦。109吉瓦相较于当前98吉瓦的装机增幅不大，但在原有的弃核政策下，大量核电机组退役本会导致装机量大幅下降。

除了总量重新扩张，欧盟还将建设周期短、初始投资低的SMR技术视为未来核电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欧盟近期发布的《SMR发展战略》，计划从创新基金划拨2亿欧元提供风险担保，并组建“SMR产业联盟”以打造本土核电供应链。与此同时，英国亦同步推进核电建设，锚定本土核能实现能源独立。

在核能之外，加速风光等新能源转型同样面临巨大的资金考验，预计2030年前欧盟每年需投资约6600亿欧元。为此，欧盟在2026年3月推出了《清洁能源投资战略》，核心在于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资本，为此欧洲投资银行（EIB）将在未来三年内提供超750亿欧元融资。

2026年2月16日，日本新潟县，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反应堆的控制室 图/视觉中国

为确保能源转型不以牺牲民众生活为代价，欧盟同步出台了《公民能源一揽子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减轻电力税费负担、简化供应商更换流程来直接降低家庭能源开支。更重要的是，法案大力推动民众自产和共享清洁能源，鼓励发展“能源社区”，让能源消费者同时变成能源生产者，从而从根本上提升能源安全水平。

在扫除资金与社会障碍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于3月4日向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交《工业加速器法案》草案，拟大幅简化新能源项目的行政审批，加速新能源项目的落地进程。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将太阳能和风能称为“和平的能源”，他说：“依赖化石燃料进口的国家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冲击，但太阳能板和风机一旦在你的国土上建成，就没有人能切断阳光和风。”

推进转型的现实障碍在于，全球光伏、风机及电池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客观而言，欧洲当前尚不具备自主建设超级电池工厂等新能源全产业链的工程与制造能力。如果强行切断现有的外部供应链，将直接导致自身能源转型停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莫内·塔利亚皮特拉在探讨欧洲绿色供应链脱钩风险的政策简报中提到：“进口一套太阳能光伏设备是一次性的贸易交易，而进口天然气则意味着持续数十年的战略依赖。”

基于这种认知转变，欧洲逐渐放下了在新能源制造端追求在短期内“自给自足”的执念，认识到即便新能源设备的制造环节高度集中在亚洲，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外部供应链，但也不会对欧洲本土的能源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将“能源使用”与“设备制造”适度解绑，使得欧洲能够利用全球成熟的新能源供应链快速实现新能源规模化并网。但在利用外部设施提升能源安全的同时，欧洲并未放弃对本土制造的长期扶持。通过《工业加速器法案》和《清洁能源投资战略》等立法和政策措施，欧盟希望利用公共资金的杠杆作用和庞大的内部市场规模，逐步在本土培育并完善新能源关键装备的制造能力。

日韩：核电地位空前强化

作为典型的资源匮乏型国家，日本和韩国长期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根据IEA数据，两国能源自给率均低于20%（日本13%，韩国19%），石油和天然气几乎全靠进口。

此次中东战事令日韩脆弱的能源供应链直接暴露在风险中。短中期内，两国仍难摆脱对油气体系的依赖，会在产业层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油气资源国强化合作，包括扩大LNG长期采购、参与上游开发项目投资等。与此同时，地缘风险也在强化能源转型的安全逻辑。

日本一次能源供给以化石燃料为主。按IEA统计，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分别在日本的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36.5%、20.9%和26.1%。原油需求有接近95%从中东地区进口，绝大多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

由于进口敞口过大，冲突发生两周后的3月中旬，日本即宣布释放约8000万桶石油储备（相当于45天用量），创下1978储备制度建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截至2025年底，日本国内石油储备总量相当于其254天的用量，远高于IEA成员国90天的基本要求。

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日本打击巨大，由此积极研发新能源和节能技术，在太阳能（钙钛矿）、海上风电、氢能、锂电材料与核电等方面的技术一度领先于全球。但在产业化阶段，对规模化制造与产业链整合支持不足，又因本土市场规模有限、土地和电网等因素限制了推广速度，难以支撑制造端扩张和成本下降，日本新能源产业逐步失去竞争力。

日本综合研究所报告显示，日本光伏制造全球份额曾在2004年达到50.4%，此后大幅下滑，到2023年日本光伏组件进口中来自中国的占比达87%，国内制造几乎可以忽略。

2025年2月，日本政府发布的《第七次能源基本计划》提出，目标到2040财年，可再生能源在电源构成中的占比将提升至40%-50%，力求扩大装机容量，构建稳定且低碳的电力供应体系。其中，光伏占比目标提高到23%-29%，风电4%-8%；因陆地平地面积小、海底地形陡峭等地理限制，发展重心放在屋顶光伏与浮体式海上风电。与此同时，核能作为重要低碳电源，力争在2040年将其占比提高至20%左右。

具备成熟核工业基础的日本，能够大规模提供稳定、低碳且可控电力的现实选项仍是核电。高市早苗政府已将核能明确定位为“准国产能源”，并加速推动核电重启，同时推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及核聚变技术的研发与商业化。

2011年福岛核灾难发生前，日本核电一度占全国发电量约30%左右，事故后全部关停作安全检查和升级改造，2015年后陆续重启。2026年2月，事故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首次恢复旗下核电机组运行，是日本核能重启的标志性事件。截至目前，日本54座核电站已有15座重启。

核电在日本对进口燃料的替代立竿见影。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指出，日本2月重启的机组装机容量为135.6万千瓦，预计年发电量约95亿千瓦时，重启后每年可替代约130万吨LNG，占2025年LNG进口量的2%。

与日本类似，韩国也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进口，有约61%的原油进口与54%的石脑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航线；中东战事爆发至今，韩国炼厂开工率平均下降约10%，国内石脑油供给下滑10%-20%。根据IEA统计，2024年，化石能源在韩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将近80%，可再生能源占比不到4%。发电结构中，核电占比达31%，承担基荷供电功能。

IEA指出，2024年韩国可再生发电量虽较2015年大幅增长，但在发电总量中仅占8.6%，为IEA成员国中的最低值。

2025年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出台的《第11次电力供需基本计划》是国家层面的中长期电力发展规划，将能源安全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支撑数据中心、半导体、芯片及电池制造等先进产业驱动的电力需求增长。预计到2038年，韩国核电占比约为35.2%，可再生电源约为33%，火电合计约20%左右。其中，光伏和风电装机量计划分别达77.2吉瓦、40.7吉瓦，分别是2025年装机量的2倍和17倍。核电地位得到强化，基本计划提出加快核电建设进程，特别是新建两座大型核电站并推动一座国产SMR项目落地。

在产业侧，韩国将电池技术作为提升电力系统韧性的重要工具与核心能源产业。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锂电池量产，2000年后进入电动汽车供应链并快速扩张。21世纪10年代，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韩国企业凭借三元锂电池技术优势与整车厂深度绑定，在欧洲和北美建立产能，一度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的重要主导力量。

当前，韩国电池产业在全球高端动力电池市场保有竞争力，但整体正处于调整期。中国企业在磷酸铁锂（LFP）和规模化制造上的优势不断扩大，导致韩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其上游关键原材料仍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形成另一种安全约束。韩国经济研究所（KEI）数据显示，中国提供了韩国约96.6%的正极前驱体材料、93.7%的人造石墨以及80%以上的氢氧化锂，覆盖电池原料三大核心体系。

在电池产业中，中韩企业将延续竞合关系。韩国企业在美国市场具备优势，但在其他海外市场整体落后于中国企业，中韩在全球产业链中常呈上下游分工。韩国侧重中游制造，上游材料体系依赖中国。

南方国家：路径因资源禀赋分化

受资源禀赋差异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风险敞口大小不一，能源安全与转型路径也因此出现分化。

巴西依托丰富的本土油气资源与特殊的能源结构，实现了极高的能源自给率。根据IEA和IRENA的统计数据，巴西能源自给率超过100%，是南美最大的原油生产国，还有基于本土农业资源构建的生物乙醇燃料防御机制。巴西长期推行双燃料汽车计划，数千万乘用车可自由使用纯乙醇，或掺混了27%至30%生物乙醇的汽油。

根据巴西蔗糖产业协会（UNICA）的数据，在2023年-2024年榨季，巴西中南部地区甘蔗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乙醇产量超过330亿升，这极大地缓冲了国际油价波动的冲击。然而，其能源结构仍存在脆弱点。巴西重型运输和农业机械使用的精炼柴油，20%-30%依赖进口。针对此问题，巴西计划逐步将柴油中生物柴油的强制掺混比例由目前的15%提升至20%。

印度本土油气资源匮乏，能源高度依赖进口。根据IEA数据，印度能源自给率在65%左右，其中近87%的石油依赖进口，三分之二以上的石油和近50%的天然气需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后，能源紧缺的冲击直接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根据印度储备银行（RBI）的测算，国际原油价格每上升10美元/桶，将直接拖累印度整体经济（GDP）增速下降约0.2个百分点，并显著推高国内通胀水平。

东南亚工业增长高度依赖外部化石能源。IEA数据显示，在制造业扩张的拉动下，东盟能源需求年均增速超3%，在2015年前后已变为能源净进口区；2025年整体能源对外依存度升至25%左右，特别是油气产品已超过60%。

文莱和马来西亚等石油出口国依托本土资源保障供应，相对从容。印尼和越南等部分依赖进口的国家则面临石油进口与煤炭、天然气出口的矛盾，需在出口创汇与防范输入性通胀间寻求平衡。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则面临系统性威胁。断供引发的油价上涨与储备告急，严重冲击了该地区长期依赖低成本能源建立的制造业体系。

非洲能源潜力大但基础设施薄弱，呈现出“产出低、消费更低”的特征。IEA数据显示，若按一次能源总量计算，非洲能源自给率超过100%。但这并非由于非洲能源供应充沛，而是大多数非洲民众缺乏使用现代能源的条件。该地区拥有全球近60%的太阳能潜力，却有超6亿无电人口。

面对突如其来的断供，南方国家短期内以维持经济运转和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采取了多种应急措施。以印度为例，2026年3月至4月，政府出台天然气分配令，强制炼油厂优先保障民生液化石油气供应，切断餐饮等非核心商业用气；在原油进口端，印度利用美国的临时豁免，3月从俄罗斯进口原油环比激增90%，购入约3000万桶，并紧急拓展安哥拉、加蓬等非洲替代油源。

在其他地区，越南、泰国等国则暂时搁置减排目标，重新启用煤炭作为替代燃料以填补天然气缺口。巴西联邦政府则一度宣布对柴油、汽油等燃料免征联邦税，短期牺牲财政收入遏制通胀。

长期来看，能源断供风险促使南方国家将新能源转型作为保障经济安全的基础路径，以摆脱对进口能源的过度依赖。印度紧急加速了清洁能源替代进程。2026年3月起，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在原有每年50吉瓦可再生能源招标计划基础上，追加了针对工商业屋顶光伏与大规模电池储能系统的专项招标；同时，在交通领域，印度不仅加速推进“PM-eBus Sewa”计划直接补贴采购数万辆纯电动公交车，还针对两轮和三轮物流车队电气化出台了税收减免政策，力求在物流末端摆脱对进口柴油和汽油的依赖。

在东南亚，印尼采取了双轨并行的务实策略：一方面继续利用庞大的本土煤炭资源支撑关键的镍冶炼等产业，维持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凭借电池关键金属资源优势，积极吸引外资构建锂电池本土产业链。

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越南，也立即加速了新能源替代的步伐。2026年3月起，越南工贸部加快扩大企业直接购电协议的规模，出台了针对工业园区屋顶光伏的“特批”激励机制，允许跨国制造企业在配置储能的前提下实现100%自发自用并快速施工；同时，越南政府高层成立跨部门指导委员会，为《第八个国家电力发展规划》中的首批核心海上风电项目开辟了行政审批“绿色通道”。

在非洲，能源脆弱性的关键是极其薄弱的集中式电网基础设施。为解决生存危机，非洲多国正加速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建设。由于电网覆盖率低，非洲普通家庭和小微企业长期依赖昂贵的燃油发电机，在油价上涨时难以承受电价上涨。

世界银行与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发起的“3亿人电气化计划”（Mission 300）在2026年进入密集执行期。该计划利用国际资金，向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大规模投放微电网与家用太阳能系统补贴。

在国家政策层面，尼日利亚全面落地总额7.5亿美元的“DARES”（通过可再生能源扩大分布式普及）国家级项目，目标是为超过1750万尚未通电的人口提供太阳能分布式电力系统，并重点补贴小微企业用分布式光储系统替代燃油发电机，为支持该项目，尼日利亚减免了光伏和储能设备的进口关税。肯尼亚也加速推进“离网太阳能普及项目”，密集开建独立太阳能微电网。这些政策正帮助非洲民众以廉价方式切断对高价燃油的依赖。

全球南方国家在此次危机影响下，已将“能源安全”置于更高优先级。新的安全观不再局限于增加化石能源储备，而是通过多元供应与技术自主构建更强的韧性。在生存与发展的刚性需求下，南方国家双管齐下，短期优先化石能源保供，长期新能源提速。本质上这是一场旨在实现供应自主、价格稳定与系统可控的“能源安全”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