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伊朗的历史交织，何来 “统治” 之说？

“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这句戏言偶尔会被用来调侃中外历史渊源，而中国与伊朗（古称波斯）的千年交往，却远比这句戏言更厚重、更复杂。有人戏称 “中国曾统治伊朗”，实则是对两国历史关系的误解 —— 从西汉通西域的初次邂逅，到蒙元时期的藩属关联，再到文化宗教的深度交融，中伊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 “统治” 与 “被统治”，更多是平等的邦交往来、深度的文明互鉴，以及一段段跨越山海的传奇故事。

伊朗直到 1935 年才正式更名为 “伊朗”，在此之前，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名字始终是 “波斯”—— 一个由雅利安人建立的古老文明。公元前六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第一帝国）横空出世，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疆域囊括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埃及、土耳其等地，盛极一时，可惜两百年后，被希腊亚历山大的东征大军所灭，波斯文明陷入短暂的沉寂。

中国与波斯的正式交集，始于西汉张骞通西域。当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时，便听闻西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称之为 “安息”，而罗马人则称其为 “帕提亚帝国”。这个帝国由游牧于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帕提亚人建立，他们赶走了亚历山大东征后留下的希腊势力，牢牢掌控着丝绸之路的西段要道。

相传东汉时期，西域都护班超曾派遣外交官出使罗马帝国，却在波斯湾沿岸被帕提亚人劝阻。帕提亚人巧舌如簧，向中国外交官描绘了渡海前往罗马的艰险，成功阻止了这次出使 —— 此举并非恶意刁难，而是为了继续垄断丝绸之路的高额贸易利润，毕竟当时波斯是东西方贸易的核心枢纽，中国的丝绸、瓷器经波斯转运至欧洲，而波斯的珠宝、香料则传入中国，双方在贸易中各取所需。

从西汉到南北朝，波斯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一批又一批波斯使节陆续抵达中国，向中原王朝朝贡。有趣的是，许多所谓的 “使节” 其实是冒牌货，他们的真实目的的是讨取中原皇帝的封赏、开展贸易往来，顺便满足皇帝 “万国来朝” 的虚荣心。即便如此，中原王朝依然对这些 “使节” 礼遇有加，双方的民间贸易也在这种官方往来的掩护下愈发繁荣。

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活狮子，便是波斯贡使带来的礼品，而汉语中 “狮” 这个字，大概率来源于波斯语中的 “阿斯兰”，这也成为两国文化交融的一个微小注脚。公元三世纪初，波斯本土发生政权更迭，萨珊人推翻了帕提亚帝国，建立了波斯第二帝国 —— 萨珊王朝，这个王朝延续了近四百年，与中国的魏晋、隋唐时期大致对应，也成为中伊交往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阶段。

公元 651 年，萨珊王朝被新兴的阿拉伯帝国所灭，末代波斯皇帝伊嗣俟三世东逃，试图寻求东方的援助，却在穷途末路中被一个图财害命的磨坊主杀害。伊嗣俟三世的儿子卑路斯走投无路，决定向当时国力鼎盛的大唐求援，并甘愿向唐朝称臣，希望借助大唐的力量复国。

此时的大唐，在公元 657 年刚刚攻灭西突厥汗国，成为中亚地区的霸主，国力强盛、威服四方。唐高宗为了彰显大唐的 “天下共主” 姿态，欣然接受了卑路斯的请求，宣布在萨珊残部控制的呼罗珊地区（今伊朗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地带）设立 “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后来又册封他为 “波斯王”，治所设在今天的伊朗扎博勒（位于动荡的俾路支斯坦地区）。

从名义上看，波斯似乎成为了唐朝的属国，归安西都护府节制，还按照大唐的规矩设置了羁縻郡县、任命了地方官员。但事实上，唐朝皇帝更多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彰显国力，并非真的有兴趣帮助卑路斯复国，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干涉遥远的西亚事务。这种 “藩属关系” 从一开始就名不副实，更谈不上 “统治”—— 大唐没有派遣一兵一卒驻扎波斯，也没有干预当地的内部事务，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册封与认可。

好景不长，唐军在大非川之战中惨败于吐蕃，安西四镇一度被废弃，所谓的 “波斯都督府” 也随之名存实亡。卑路斯走投无路，只好率领残余部众入朝长安，最终客死中国。根据后来发现的唐朝碑铭记载，与卑路斯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位名叫阿罗撼的 “波斯国大酋长”，有学者推测，阿罗撼可能是卑路斯的兄弟，或是波斯皇族的旁支，他在长安定居多年，还曾参与唐朝的一些外交事务。

后来，唐朝曾打着 “送卑路斯之子尼涅师返回波斯复国” 的旗号，派遣军队突袭碎叶城（西突厥的统治中心，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再次灭亡了刚复兴的西突厥。唐军撤军后，将尼涅师留在了吐火罗地区（今阿富汗北部，当时是波斯复国主义的大本营），让他自行组织力量复国。但尼涅师在吐火罗折腾了二十年，始终未能重建萨珊王朝，最终只能再次返回长安，被唐朝任命为左威卫将军，终老于中国，萨珊王朝的复国之梦彻底烟消云散。

这一时期，波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摩尼教的东传。摩尼教融合了祆教（拜火教）、基督教、佛教等多种宗教元素，于唐初传入中国，后来被回鹘汗国引入，成为回鹘的国教。到了九世纪中叶，唐武宗发动 “灭佛运动”，摩尼教作为 “外来宗教” 也被殃及，只能转入地下发展。在民间，摩尼教教徒被传言 “食菜事魔”，行为神秘，宋代的杨幺、方腊等多场农民起义，都有着摩尼教的影子。后来，摩尼教逐渐被民间神化，最终成为金庸《倚天屠龙记》中 “魔教” 的原型，只不过小说中常常将摩尼教与祆教（拜火教）混为一谈，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误会。

时间来到蒙元时期，也就是《倚天屠龙记》故事发生的年代，伊朗地区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政权 —— 伊儿汗国，这个汗国鼎盛时期几乎囊括了整个西亚以及中亚西部，阿富汗、土库曼、土耳其、亚美尼亚等国均为其藩属。有意思的是，伊儿汗国的历代国王，都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君主，而始终将自己视为元朝皇帝的藩王，这种隶属关系，也成为后世 “中国统治伊朗” 这一误解的主要来源。

这段渊源要从蒙古第三次西征说起。公元 1252 年，蒙哥大汗命令自己的同母弟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发动第三次西征，要求各宗王抽出 20% 的军队参战，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等均派兵支援。旭烈兀率领的西征大军势如破竹，于 1258 年攻陷巴格达（中国史书称 “报达”），灭亡了阿拉伯帝国，伊朗（波斯）从此落入蒙古人手中。

公元 1260 年，就在旭烈兀攻入叙利亚、准备向非洲推进之际，他得知了蒙哥大汗突然驾崩的消息，为了争夺汗位，旭烈兀率领主力大军返回波斯，只留下一支两万多人的偏师，由怯的不花将军率领，继续西进。这支偏师杀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却在亚非交界的艾音贾鲁（今耶路撒冷北部约旦河西岸）陷入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埋伏。

当时的马木留克王朝，是伊斯兰世界硕果仅存的独立国家，其余伊斯兰政权要么被蒙古摧毁，要么成为蒙古的附庸，穆斯林世界面临灭顶之灾。怯的不花曾向中东的十字军求援，却要求援兵归自己指挥，遭到十字军拒绝。最终，寡不敌众的蒙古军队全军覆灭，蒙古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梦想，就此戛然而止。而在穆斯林世界看来，这场胜利是 “天意”，拯救了濒临灭亡的伊斯兰教。

旭烈兀回到波斯后，深知自己距离蒙古本土过于遥远，即便赶回蒙古，也难以争夺汗位，于是决定 “待价而沽”，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过程中保持中立。老练的忽必烈也心领神会，不奢望旭烈兀提供实际帮助，而是在自己取胜后，于公元 1264 年专门派遣使臣，册封旭烈兀为 “伊儿汗”，承认他对波斯地区的所有权。

从此，旭烈兀建立的政权被称为 “伊儿汗国”，“伊儿” 一词早在突厥唐碑中就已出现，含义有多种说法，有说是 “附庸的”，有说是 “民族的”，但无论如何，伊儿汗国始终承认自己是蒙元帝国的一个藩国，这种隶属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根据《多桑蒙古史》记载，旭烈兀时期的波斯硬币上，蒙元大汗的名字会列在旭烈兀自己的名字之前，彰显藩属地位；而旭烈兀之后的伊儿汗，更是在货币上自称 “可汗的达鲁花赤”，即蒙元朝廷委任的地方镇守使。考古发现，伊儿汗国时期的许多钱币上，都刻有汉字 “宝”，显然是受到了中国 “通宝” 钱币形制的影响，这也成为两国文化交融的直接证据。

伊儿汗国初期的几位汗王，大多秉持宗教宽容政策，不干涉民众的个人信仰，因此被饱受穆斯林压制的东方基督徒视为 “救星”。第二代伊儿汗阿八哈，还迎娶了东罗马皇帝迈克尔八世的公主玛利亚，进一步拉近了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伊儿汗们经常以 “保卫基督教” 的名义，征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的基督教骑士参战，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中享有 “东方十字军” 的美誉，与中东的十字军也常常协同作战。

不过，从十三世纪末的第七位伊儿汗合赞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取得占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的支持，合赞汗正式皈依伊斯兰教，废弃了具有浓郁蒙古特色的 “汗” 的头衔，改称突厥 - 伊斯兰式的 “算端（苏丹）”。据说，元朝皇帝得知合赞汗改宗后十分不高兴，但由于距离遥远、鞭长莫及，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合赞汗在位期间，伊儿汗国的经济、文化达到鼎盛。尤其是他的宰相、波斯学者拉施德丁，主持编写了一部历史百科全书《史集》，这部著作不仅记载了成吉思汗家族史、突厥蒙古史，还详细记录了波斯、阿拉伯、印度的历史，包含大量地理志内容，堪称西亚史学的扛鼎之作。

在编写《史集》的过程中，拉施德丁得到了另一位宰相 —— 来自蒙元朝廷的孛罗的大力帮助，孛罗口述的内容，成为《史集》中蒙古史部分的主要来源。孛罗是忽必烈的近侍，属于皇帝亲信，后来长期主持元朝枢密院（最高军事管理机构），与那些只懂骑射的蒙古骑士不同，孛罗是一位文化人，通晓汉语、汉文，还曾参与制定元朝的礼仪典章，与刘秉忠、许衡等著名学者同为同僚。

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被俘后，主审他的正是孛罗（当时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常务副主席）。根据《宋史纪事本末》《指南录》等汉文史料记载，文天祥与孛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文天祥凭借深厚的学识，辩得孛罗理屈词穷。虽然双方立场天差地别，谁也无法说服谁，但从辩论过程来看，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理解障碍，可见孛罗的汉文化素养之高。

不过，孛罗在个人品德方面却备受争议。有研究者推测，他后来之所以出使波斯后一去不回，很可能是因为与元朝权臣阿合马关系密切。阿合马是忽必烈时期的理财专家，极大改善了元朝濒临崩溃的财政，但也因敛财手段残酷、权势滔天而声名狼藉。孛罗曾奉旨调查阿合马的不法之事，却明显偏袒阿合马，后来阿合马遇刺，孛罗又负责镇压刺客。阿合马倒台后，孛罗怕遭清算，便借着出使波斯的机会，留在了伊儿汗国，再也没有返回中国。

忽必烈得知后，曾感慨道：“孛罗生长在蒙古，我待他不薄，他却留在波斯逍遥自在；而爱薛（与孛罗一同出使的翻译官，拂林人）生在西域，却忠心不二，完成任务后历尽艰辛返回元朝，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

孛罗留在伊儿汗国后，起初担任宫廷顾问，由于他是蒙元朝廷派来的 “钦差”，地位超然，历经数朝政变也未被牵连，被人们尊称为 “孛罗丞相”。后来，伊儿汗海合都深陷经济危机，向孛罗咨询对策，孛罗建议发行纸币 —— 这一建议，很可能是受到了元朝纸币政策的启发。

元朝的纸币的有充足的贵金属和丝绢作为准备金，可自由兑换，是当时的国际通用货币，《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载：“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竟与纯金无别。” 海合都对此十分眼馋，便采纳了孛罗的建议，从元朝请来匠人、引进技术，发行了与元朝形制、工艺完全一致的纸币，甚至直接沿用了 “钞” 的名称。

但海合都没有元朝的财力支撑，发行纸币只是为了收割民间财富，没有任何准备金，无法兑换金银。这种 “废纸般” 的纸币遭到了波斯各界的普遍抵制，就连蒙古宗王也拒绝接受，这场货币改革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便草草收场，直接导致伊儿汗国经济崩溃，市场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海合都因人心尽失，不久后被臣下勒死，而孛罗因只是顾问、且有 “上国钦差” 的身份，得以全身而退。

合赞汗继位后，孛罗被任命为万户长，掌管新建立的禁卫军，成为手握实权的大异密（伊斯兰统帅头衔，今译为埃米尔），还娶了已故伊儿汗阿巴哈的一位遗孀。令人讽刺的是，这位从未带兵打过仗的前元朝枢密院长官，晚年竟真的成为了手握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还曾镇守过阿塞拜疆一带，最终病死在那里。

尽管孛罗一去不回，但元朝与伊儿汗国的亲善关系并未中断。伊儿汗国是蒙古几大汗国中对元朝最恭顺的一个，甚至汗的后宫有时也会从元朝迎娶。合赞汗的王妃阔阔真可敦，便是由忽必烈赐婚，她原本被指配给合赞的父亲阿鲁浑，可到达波斯时，阿鲁浑已驾崩，于是便与合赞结婚。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他离开中国时，曾护送一位元朝公主远嫁波斯，据说这位公主就是阔阔真。

元朝与伊儿汗国的亲善关系，不仅基于旭烈兀与忽必烈的同母血缘，更出于 “远交近攻” 的现实需求。两个政权距离遥远，没有直接的领土冲突，中间还隔着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不怀好意的蒙古宗王政权，因此双方需要通力合作，互相扶持。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元朝）和伊朗（伊儿汗国），本质上都是蒙古帝国的 “臣虏”，只不过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心恰巧设在中国而已；伊儿汗国是向蒙古大汗称臣，而非向中国称臣，只不过蒙古大汗同时也是元朝皇帝 —— 这一点，后世实在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更谈不上 “中国统治伊朗”。

公元 1335 年，第九位伊儿汗不赛因（元朝史书称 “不赛因”）驾崩后，伊儿汗国陷入分裂，原来的藩属纷纷独立，建立了多个政权，各国混战不休。1357 年，金帐汗国军队攻入伊儿汗国故都大不里士，出班王朝灭亡；后来，卡提德王朝、莫扎法尔王朝、札剌亦儿王朝等也先后被帖木儿帝国、黑羊王朝所灭，伊儿汗国彻底崩溃。

伊儿汗国的崩溃，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 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蒙古人到来前，奥斯曼人只是罗姆苏丹国一个不起眼的附庸，因酋长奥斯曼一世得名。不赛因汗消灭罗姆苏丹国后，奥斯曼人获得独立，趁着伊儿汗国崩溃、西亚陷入混乱的时机，迅速扩张，最终建立了跨越欧亚非三洲的强大帝国，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当年随旭烈兀西征的蒙古人，后裔大多融入了当地的波斯人、突厥人之中，但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如今，在阿富汗西部、伊朗东部，还生活着一群长着蒙古人面孔的族群，他们自称 “哈拉扎人”——“哈拉扎” 在波斯语中是 “千” 或 “千户” 的意思，传说他们就是当年蒙古西征军的后裔，依然保留着一些蒙古人的习俗。

波斯古诗云：“我也曾学播智慧之种，亲手培育它渐渐葱茏。可如今我得到的收成，却是来如流水逝如风。” 这句诗后来被金庸改编，在《倚天屠龙记》中，小昭与张无忌生离死别之际，吟唱的便是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

如同小昭与张无忌的东西永隔，蒙元以后，中国与伊朗的历史也逐渐渐行渐远，几乎再无大规模的交集。从西汉的初次邂逅，到隋唐的邦交往来，再到蒙元时期的藩属关联，中伊两国的千年交往，没有 “统治” 与 “被统治” 的恩怨，只有文明的交融、贸易的互通、人员的往来。

那些关于 “中国统治伊朗” 的说法，不过是对历史的误解与调侃。真正值得铭记的，是两个古老文明跨越山海的羁绊，是它们在千年岁月中相互借鉴、彼此成就的传奇，这份羁绊，早已融入两国的历史血脉，成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