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弥留之际：两件遗物交潘赞化后人

1977年，巴黎，一间逼仄的画室里，一个老人用颤抖的手，从脖子上取下一条项链。

链坠里嵌着一张合影——她和她的丈夫，那个她离开了四十年、却从未真正离开过的男人。

她把项链和一枚怀表递给身边的朋友，说了几句话。然后，她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这个女人叫潘玉良。

先说一件事。

关于潘玉良，你能找到的资料，几乎每一条都对不上。

本名，有人说是张玉良，有人说是陈秀清，也有人说是杨秀清。生年，一说1895年，一说1899年。籍贯，有镇江、扬州之分，还有安徽说。就连她活了多少岁，不同来源给出的数字都不一样。

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到处是空白和矛盾。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她来自哪里，没人在意过。

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8岁，母亲也走了。从那以后，她跟着舅舅过活。舅舅这个人，嗜赌成性，家里穷得叮当响。小孩子在他眼里，迟早是个负担。

13岁那年，舅舅把她卖了。

卖到安徽芜湖的一家妓院。名字叫怡春院。进去之后，她从烧火丫头干起。

史料里有记录：在妓院的那几年，她逃跑了不止十次。每次被抓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她试过毁容，试过上吊，用一切方法告诉这个地方——我不属于这里。但每次，都被摁了回去。

这种烈性，老鸨没见过。打不服，骂不改，索性先让她学技艺：京戏、琵琶、扬州小调。没几年，她成了怡春院最出名的头牌艺妓——卖艺，不卖身。

这条命，算是暂时保住了。

转机来得突然。

1913年，芜湖新常关监督潘赞化赴任。朋友们设宴接风，把她叫去助兴演出。她弹着琵琶，唱了一曲南宋营妓严蕊写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宴席上的人都鼓掌，潘赞化却没有鼓掌。他在想别的事情。

这个人的来历不一般。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一身书卷气里藏着真正的见识。他听出来了——这个弹琵琶的女孩，和这个地方不是一类东西。

第二天，他没有动她，带她去看芜湖的风景，像个老师一样跟她讲这座城市的故事。一个从来只被人使唤、被人出卖的女孩，第一次被人当人对待。

这一次相遇，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轨迹。

潘赞化花钱赎了她出来。同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二人结为伉俪——她以妾室的名分嫁入潘家。婚礼那天，陈独秀是唯一的宾客。

她把姓改成了"潘"。张玉良，从此变成潘玉良。

人民网的记录里写得清楚：陈独秀与潘赞化同是安徽桐城人，曾共同创办报纸，私交甚笃，这才有了出席证婚这一幕。而这个主婚人，后来还会一次次在她最难的时候，推她一把。

婚后，潘赞化带她去了上海。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教她识字。一个十几岁才从妓院出来的女人，大字不识几个。潘赞化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坐下来给她讲书上的字。后来又专门请了老师。她学得很快，快得让人惊讶。

绘画这件事，是从一个邻居开始的。

邻居叫洪野，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色彩学教授，没事就在家里画画。有一天，潘玉良路过，停在门口看。洪野发现了，让她进来，看她临摹了一幅画，愣在当场——这个女人有天赋，而且是那种不多见的天赋。

洪野写信给潘赞化，原话大意是：我已经正式收你夫人为学生，免费教，她对美术的感觉有惊人的敏锐和接受力。

一个从来没拿过画笔的女人，就这样走进了艺术的大门。

1920年，在洪野和陈独秀的力荐下，潘玉良去考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考试发挥得很好，监考老师当场夸了她的素描。但结果出来，她落榜了。

原因很简单——出身。

校方的意思是，一个妓院出来的女人，不适合进这种地方。洪野当场就急了，找校长刘海粟理论：若以出身定人才，这还叫学校吗？刘海粟听进去了，提笔在榜单上加了她的名字。

但进去之后，也没平静多久。她的出身很快被人知道，舆论的压力堆上来，学校态度转变，她最终被劝退。

潘赞化没有抱怨，没有觉得丢面子。他做了个决定：送她去法国。

陈独秀再次出手，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关系，为她争取到了公费留学的名额。

1921年，潘玉良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

在法国，她先进里昂中法大学，再转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23年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与徐悲鸿成为同学。维基百科对这段经历有详细记录，前后辗转数年，每一步都是硬考进去的，没有走后门。

1925年底，她又考入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看了她的素描，觉得这样的基础不学雕塑太可惜，主动提出免费收她。她就这样同时攻读油画和雕塑，成了那个时代极少见的、同时掌握两门西方艺术的中国女性。

在罗马的这几年，她每次参加意大利国家美术展，作品必被选入。习作油画《裸女》，在欧亚现代画展中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章，奖金五千里尔。

也是在这几年，潘赞化丢了海关监督的职务，经济周转困难，给她的资助断断续续。有一次，她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收到家里的信和生活费，在课堂上直接晕倒，靠师生凑钱才没有更难过。

她没有回国。

东南大学校史馆的记录里说，她后来遇到了正在欧洲游历的刘海粟，久别重逢，抱头痛哭。刘海粟当场拍板：回国来，到上海美专任西洋画科主任。

1928年，潘玉良带着她在欧洲赢得的一切，回来了。

归国这一年，她33岁，或者29岁——又是那个争议的年龄。

回国后，她在上海美专开始了教职生涯，同时很快兼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学工作。来回奔波于沪宁之间，课排得很满。她在中央大学与徐悲鸿分设两个画室，各自教授油画和人体，这已经是当时中国美术界最高的位置。

1928年11月，第一次个人画展在上海举办。展出作品200余件，《申报》专题报道，"观者如潮"。一个妓院出来的女人，站在自己的画展上，接受满场的喝彩——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

紧接着，1932年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刘海粟亲临，给予高度评价。同年，她开始研究中国水墨，尝试把西方写实技巧和中国线描结合起来。这条路，她后来走出了自己的风格，被陈独秀命名为"新白描"。

这是她在国内最风光的一段时间。1934年，《潘玉良油画集》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并当选中国美术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头衔、名誉、学术地位——她都有了。

但有些东西，不会因为你的成就就消失。

1936年，第五次个人画展出事了。

展出的大型油画《人力壮士》遭人破坏，上面被人写了几个大字：妓女对嫖客的歌颂。

这几个字，把她十几年的努力，连根踩进泥里。

她的出身，像一枚钉子，永远钉在那里。不管她画了多少画，得了多少奖，在那些人眼里，她永远是从怡春院出来的那个女人。

更难受的，是家里的事。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一直是存在的——她从来只是妾室，这是她进这段婚姻时就知道的规则。但规则归规则，人和人之间的刻薄，没有上限。家中的争执和压力，让她彻底喘不过气。

她不恨任何人。她只恨自己的出身。

1937年，她再次辞职，收拾行李，登上了去巴黎的船。

这一走，就是四十年。她和潘赞化，再也没有见过面。

她到巴黎之后，定下了三条规矩：不入法国国籍，不谈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约。

这三条，她守了一辈子。

不入国籍，是因为她认定自己是中国人。不谈恋爱，是因为那条项链还挂在脖子上。不签约，是因为她不想为了钱把自己卖给任何人——她这辈子已经被卖过一次了。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晚年的生活非常清苦。靠卖画和教学维持，画室漏雨了，是朋友王守义掏钱去修。有时候早上去找她，就一起去公园散步，中午到他开的东方饭店吃饭，这已经是她生活里难得的温暖。

澎湃新闻的记载里，一位曾在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与潘玉良有过长达五年往来的领事官员写下了他的回忆。他说，她始终热爱祖国，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她年年必到，而且是第一个来的，直到病重走不动为止。

1944年，她荣获法国国家金质奖章。1945年，全票当选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长——"全票"，这两个字很重。

1958年8月，她在巴黎多尔赛画廊举办大型个展，百度百科和公共外交网均有详细记录：展出雕塑《张大千头像》《矿工》，油画《塞纳河畔》，水彩《浴后》等多件作品，巴黎市政府购藏16件，法国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均有收藏。展品没等到闭幕就被订购一空。

她的个人传记，后来被载入法国出版的《世界画家、雕塑家、素描家、版画家大辞典》。一个从芜湖妓院出来的中国女人，名字刻进了欧洲艺术史的典籍。

这期间，她一直记挂着国内的事。

她和潘赞化虽然分隔两地，但一直保持通信。到了某个时间点，信越来越少，后来彻底断了。她隐隐感到不对，却无从得知发生了什么。

潘赞化，已经于1959年在安徽安庆病逝了。

维基百科的记录显示，直到中法正式建交、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去探望她，她才从使馆得知这个消息。那时，距离潘赞化离世，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那条嵌着他们合影的项链，她没有摘下来。

那扇门，彻底关上了。

她最后的几年，就在病床和画室之间度过。来看她的，除了使馆的人，就是王守义。她们聊天，聊祖国，聊那些她永远没有回去的地方。

1977年6月13日，潘玉良在巴黎去世，享年82岁。

临终前，她做了一件事。

她从衣袋里掏出一枚怀表，又从脖子上取下那条项链，把两样东西交给身边的朋友，说：这两样东西，带回祖国，交给潘赞化的子孙。她还说，把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这样，她就算是回家了。

7月22日，她被葬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第七墓区。

她死了之后，事情还没结束。

这一等，就是七年。

1985年，在旅法华人画家和中国驻法使馆的共同努力下，潘玉良留下的两千余件作品，终于装船运回中国，交由安徽省博物馆接收保管。

那是她丈夫潘赞化的故乡。

这位使馆官员后来重返法国，2012年6月，他专程去合肥参观"潘玉良纪念馆"。他站在那些熟悉的画作前，想起当年那个在逼仄画室里作画的老人，心里默默说：她的宿愿，终于了了。

潘玉良与孙多慈、陆小曼、关紫兰并称"民国四大女画家"，是"较早走出国门、学习西画且卓有成就的中国女画家"。

刘海粟当年的评价没有多余的客套："潘玉良的作品内容健康，技法娴熟，笔力遒劲，而不失灵动之气，在同辈西画家中是第一流人物。"

2005年，她1949年所作油画《自画像》，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以逾964万港元成交，刷新个人拍卖纪录。2006年，油画《非洲裸女》在杭州西泠印社以902万元人民币在内地创出高价。

一个从芜湖妓院里出来的女孩，她的画，卖了将近一千万。

这一生，她没有孩子，没有白头，没有在祖国终老。她有的，是那两千多件带着她体温的画，是那枚怀表，是那条项链，是一句"没有你就没有我"。

她从妓院出来，从社会最底层出发，一路打，一路画，打到了巴黎，打进了欧洲艺术史的词典。回头看，每一步都是奇迹；向前看，每一步都是绝境。

她在绝境里活了八十二年。

1977年的那个夏天，当她把项链交出去的那一刻，她大概想的不是巴黎，不是画室，不是那些奖章和展览。

她想的，是芜湖，是上海，是一个叫潘赞化的男人，是那个她离开了四十年却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地方。

尘埃落定，归于故土。